据中国之声《央广夜新闻》报道：“近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发布的《社会蓝皮书：2014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蓝皮书中指出，在毕业两个月之后，接受调查的应届毕业生失业率是17.6%，其中农村家庭出身的普通本科毕业生失业率竟然高达30.5%，远远高于城市家庭出身的毕业生。家庭的城乡背景对毕业生的就业机会有着非常明显的影响。城市家庭出身的普通本科毕业生月薪大概是3505元，比农村家庭出身的毕业生高出了654元”、“透露出那些‘没有背景’之人的惆怅无奈。家庭背景对社会阶层发展前景的影响，可以从“农村家庭出身的毕业生失业率达30.5%”的调查结果中得到切身感受。除了失业率高，农村毕业生月薪也比城市毕业生低。可见，那些慨叹自己‘只有背影’的哀伤，恐怕不单单是个别农村学生面临的问题”(中国广播网2月19日)。可见，17.6%应届高校毕业生失业率，基本上是无钱、无靠山的农村应届生包下来了。

　　我这位农村出来的毛泽东时代的大学毕业生，看了这段让我心痛而落泪的报导，再无法压抑愤怒的心情，而义不容辞地为当今农村青年呐喊：难道农村青年不是炎黄子孙?难道农村青年笨而无能吗?为什么当今社会“伟大成就”、“最大的红利”、“第二次解放”……竟是把几千万农村姑娘逼为娼、几千万农村青年逼为连旧社会乞丐都不如的“农民工”的同时，30%以上农村青年大学毕业就是失业。即便找到了混日子的工作，也同城市的不同工同酬。然而，走资派、反毛反文革余孽却整天把“普世价值”、“自由”、“平等”喊得震天响。但如此指鹿为马昏庸时代再不能听其发展了。我在发表的文章中一再严厉揭露、嘲讽走资派、反毛反文革余孽辈指鹿为马的昏庸。

　　借此，简单介绍一下指鹿为马的典故：“秦朝二世的时候，宰相赵高掌握了朝政大权。他因为害怕群臣中有人不服，就想了一个主意。有一天上朝时，他牵着一只梅花鹿对二世说：陛下，这是我献的名马，它一天能走一千里，一夜能走八百里。二世听了，大笑说：承相啊，这明明是一只鹿，你却说是马，真是错得太离谱了!赵高说：这确实是一匹马，陛下怎么说是鹿呢?二世觉得纳闷，就让群臣百官来评判。大家心想，说实话会得罪承相，说假话又怕欺骗陛下，就都不出声。这时赵高盯着群臣，指着鹿大声问：大家看，这样身圆腿瘦，耳尖尾粗，不是马是甚么?大家都害怕赵高的势力，知道不说不行，就都说是马，赵高非常得意，二世被弄胡涂了，明明是鹿，怎么大家都说是马呢?他以为自己疯了，从此越来越胡涂，朝政上的事都完全由赵高来操纵。赵高暗中把那些说实话的人杀掉，又派人杀死二世，霸占整个朝廷，最后终于导致秦朝灭亡。”这个典故说明：指鹿为马盛行，是亡党亡国的预兆。是野心家、阴谋家篡党篡权的大阴谋。请问：“资本主义补课”、“先富带后富”、……，有哪一个不是指鹿为马?都冒充为马克思主义“创新理论”，而把一个有几千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转型接轨成了有史以来最腐败的现状，以至大学毕业的农村青年学生30%以上毕业就是失业，世界史能找到第二例吗?面对如此腐败现实，难道我们能变成怕“赵高”杀头而不敢讲真话吗?难道还不该打倒“赵高”，而眼看着亡党亡国吗?

　　在我论述这个问题前，首先声明：本人毫无意图损害城市平民、革命干部和知识分子、工农兵家庭出身的同志。我要揭露的是走资派、反毛反文革余孽及其不可教育的后代。

　　为说明问题，首先把我自己解剖一下。

　　我出生在一个几近独家独户的江南鱼米乡，即江苏省武进县长江南约10多华里的农村。祖辈很穷，祖母靠帮人家即做佣人过日子，祖辈唯我祖父娶了亲成了家。父辈继承祖父辈绝户，一下成了殷实之家，有了土地。母亲8岁做童养媳，活了100岁，于1986年去世，至死不认识一个字。日本鬼子一来就放火把我家烧光而住进破庙。父亲就去世了。哥哥参加革命较早，很快我家成了新四军联络站，国民党一来，迫害“共匪家属”，搞得家破人亡，就不细述了。1949年解放，在解放前，上小学时，我如实介绍过，我什么功课都考过不及格而补考过。初小升镇上的高小还照例留了一级，念了两个小学四年级。因农村孩子一放学就帮大人干活，从不复习功课。这就是一些农村孩子笨。1945年小学毕业，即抗日胜利届毕业生，国民党一来，自然就上不起学，49年解放解放就当了农村干部，土改结束而镇反开了个头，1951年9月镇江地委介绍我到省立镇江中学挿入初中二年级唸书，直保送上大学，并被校以品学兼优而提前一年毕业参加国防科研工作。

　　出来念书后，本地政府给学校发信(大意)：恽仁祥同志，在农村工作期间，阶级立场坚定，工作能力强……。这大慨就是两年多农村工作鉴定意见。一进初中二，我猛啃书本，第一学期末，数理化基本满分。第二学期起，班主任要我每天早自习给学习有困难的同学讲一小时数学和物理，讲课讲到别人听懂，更加深了我对课文的理解。学习问题一解决，初中毕业前抓紧把《资本论》通读一遍。高一时，校里指定我每周给初中一年级一个班讲一堂时政课。另外，解放前患严重吸血虫病，解放时己晚期，进学校后，体育课，最低的双杠上不去，是体育老师抱上去的。进入高中就刻苦锻炼身体，高二就获劳卫制二级奖章、三级国家运动员奖章。高三时获全校运动会5000米长跑冠军，维持到大学毕业，一直是5000米、10000米长跑全系冠军。从旧社会什么也考过不及格，到解放后省重点中学成绩维持在优良以上水平，还一再获长跑冠军。如实讲，成了德智体全面发展，这是毛泽东思想培养的结果。可以说，旧社会把我变成了笨蛋，差点成了鬼。而毛泽东时代，给我脱掉了笨蛋帽子，还成了长跑运动员，使我至今82岁，仍能坚持3至4小时散步、爬山，可以不息、不喝、不累。

　　到了国防科研战线，第一年就提岀无线电制导技术不能丢掉，在导弹技术中有用武之地。此论文，当时第五研究院(即七机部前身)院长王秉璋看了当即批示，二分院立即成立了无线制导研究室。在文革期间，发明了全新概念的巨型相控阵预警(兼跟踪)雷达，受到钱学森同志大力支持而付诸实施应用，并获全国雷达技术交流会专家们好评。在钱学森同志直接领导下，提出了研制测地下目标雷达方案，见去年中国登月嫦娥送往月球的月球车上安装了测地下目标雷达。在张爱萍非法强令我49岁健康退休后(注：因本人抵制了张爱萍利用职权，企图把情妇塞进我们所;和科委常委扩大会上，我宣读了所党组修改和讨论通过的揭露和批判张爱萍疯狂非法搜集恶毒攻击和诽谤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领导黑材料。张爱萍对我进行残酷打击报复。还不与办离休，并强行把我户口迁往原藉，同妻、儿异地分居，成了农村孤老头。详情见本人《我亲历的国防科委文革》一书)，还帮助普通农民把飞机搞上了天，国内许多报纸和电台，美、英、日、新加坡以及港台报纸或电台报导了这一新闻，北京电台和报纸还报导了采访我的消息。今年初，某重要媒体所发一文，报导了我关于对国外研制“脑控武器”可行性分析，和建议中央积极组织研制的意见。以上仅简要介绍了部分出于本人之手的一些较重要的技术成果。

　　但是，正如前述，旧社会我什么都考过不及格，甚至刚解放，到县城常州市开会，晚上第一次见电灯，感到很好玩，怎么不像农村家里的豆油灯盏，划了火柴点了才亮，嘴吹一下才灭，而是拍一声按一下就亮，再一掩就灭，就这样掩了亮、再掩就灭好奇地玩，直到管理员来说：电灯开关不能老掩，容易坏，我才罢休。再是走到常州市闹市区钟楼大街，听到有的大商店里有个木盒子里不少人在里面唱京戏。我问陪我玩的：那么小一个盒子，怎么能呆得下那么多人在里面唱京戏?陪我玩的怕被旁人听了笑话我们，急忙拍我一下说：别吭气，那是收音机。至于第一次进城看到火车、城墙、黄包车等闹的笑话多了。这也可以说旧社会让我笨透顶了。所以，当我看《红楼梦》里刘姥姥到大官园闹的笑话，在电影里看到农村出来的解放军战士，在路过铁路时弯腰下去摸摸铁轨……，我都会联想到我第一次进城闹的笑话。但历来是城里的贵族和混入共产党的走资派，都以此嘲笑农村人“无知”，就不知道他们第一次到农村，把小麦当艽菜、把蛤蟆当青蛙……，不也同样可笑吗!可是，就这个旧社会农村笨透了的孩子，为什么在毛泽东时代，能把我培养成在无线电这个高精尖科技领域作岀这些贡献?如果说其中有什么奥抄，那就是在毛主席和共产党培养教育下，有一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心、为贫苦劳动人民和民族争气的决心、有为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誓言;还有毛主席提倡的：“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的拼搏精神。

　　但至今我沒有见一些贬低农村青年的走资派、和有“教授”、“博士”职称的反毛反文革余孽，能在其从事的科技领域拿出像样的科技成果。我还向大家坦诚自我介绍，整个文革期，我不赞同军队成立群众组织，不赞同地方搞串联，反对给干部戴高帽、游街等人身污辱，不赞同把不同观点的群众称“保皇派”甚至批斗，文革期我没指名道姓批过任一走资派;甚至1975年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思想跟不上，几近成了“保皇派”，在《我亲历的国防科委文革》一书中作了介绍，并作了实事求是的自我批评……。我虽不存在当群众组织的头头，但确实是国防科委系统知名造反派骨干。当我担任所党组副组长分工负责情报所(九局和所合一)运动以后，正值批林批孔运动。在陶鲁笳和钱学森两位领导同志来蹲点直接领导下，在全所广大革命干部和群众的积极参与，仅三个月时间，较彻底解决了被聂荣臻一手砸烂了并彻底瘫痪长达三年多之久的全部问题，而且革命、生产、战备等各方面出现了本所前所未有的新局面。特别是全过程沒有批斗一个干部和群众，沒让一个干部和群众写检查、交待材料，顺利地按照毛主席关于文革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教导，妥善解决了各种矛盾。这个做法，被国防科委推广，并上报中央。紧接着，我被分别派驻两个省部级的研究院任工作组副组长和组长，用同样的办法，也是各三个多月，平稳地解决了被聂荣臻折腾成瘫痪、半瘫痪长达数年之久的“老大难”问题。在四届人大期间，江青同志来到我所在大组，我当面向她简要汇报后，她听了很高兴并赞赏。

　　然而，至今我还真没有见报导有走资派、反文革余孽，能把文革看作反修防修而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能平稳地解决好任一个单位的问题。相反，当走资派和反文革余孽亲自出任或派出工作组、军管组，几乎全是树自己、整别人，残酷迫害、镇压文革派和人民群众，更多是“四类分子”。制造了一个个“老大难”单位，达到破坏文革、毁坏党的威信的卑鄙目的。可以说，他们唯有对文革作深刻的请罪，根本沒有资格对文革说三道四。从近年媒体披露的情况，许多对人民作出重要贡献的科技成果，基本上是毛派、文革派干出来的。道理很简单，走资派、反文革余孽，几乎都是不学无术而想发财、想升官之徒，他们的最大“学问”就是拍好长官马屁。然而，追随他的反文革余孽们，头上的“院士”、“教授”、“博士”等“光荣帽”确不少，可以说泛滥成灾。因此，我在《评反右扩大化》一文中，写了这样一段话：“因毛泽东时代，取消了军衔和技术职称，可见现在有这类桂冠的，其中相当数量肯定是反毛反文革余孽，几乎所有坚定的毛派、文革派都被排斥在外。评定“技术职称”、“军衔”，成了走资派拉山头、搞宗派、排斥异己的手段。但为了掩盖真相，也有少数毛派、文革派参加了评定。但必须看到，30年来的实践教育，其中不少人自我改造成了毛派、文革派(注：据媒体公布的统计结果，现已有人口总数78%是文革派;不怀念文革的占22%，可见现在反文革余孽最多不会超过3～5%)。同样，也有少数原来的毛派、文革派，堕落为反毛、反文革余孽。因此，这类桂冠基本上由反毛、反文革余孽所垄断，成了反毛反文革“精英”标签。其中像茅于轼等右派(注：走资派及其不可教育的子女属右派范畴)又占绝对多数”。还可以说，戴这类“光荣帽”的走资派、反毛反文革余孽多数是城市贵族出身。就难怪钱学森同志质问：为什么(改开)培养不出人才来?

　　其实，人才沒有出，但“院士”、“教授”、“博士”等满天飞，君不见“专家治国”的当今，其中大多是城市长大的贵族、走资派后代。然而其中有的“名教授”传授的“博士”治国，吐出来的专业名词唯有“红利”二字，最大发明就是帝国主义不用花一枪一弹，就能在中国领土占有比在蒋家皇朝的外国租界获取更多“红利”的“自贸区”。尤其是一些城市贵族、走资派家庭出身的“教授”、“博士”关于“性产业”等“创新理论”的“博士论文”，为中华民族开创了拥有几千万妓女的“性产业市场”，成了世界上第一流“性产业”大国，有哪一个不是“专家治国”的“政府”批准合法经营场所。必须指出，绝大部分卖淫女姓是被逼为娼，仅极少数是好逸恶劳之徒。把被逼为娼的女性的照片等隐私暴露在新闻媒体、甚至逮捕判刑，不仅动机不纯，而且是阶级立场问题。只要看看重庆黑恶势力同政府勾结，用令人发指的酷刑，强迫农村良家妇女卖淫的报导，必将深恶痛绝一伙“治国”的“教授”、“专家”的“天才学问”。卖淫既然成了“专家治国”获取“红利”的“生财”的中国“创新理论”，这次央视把东芜卖淫都市作为腐败案例暴光，春节晚会央视大力播放工农兵登上午台，势必遭到某些城市名门出身的“教授”、“博士”高职称之徒的指控，并同样指控央视“搞文革”。所幸的是，这一次央视“搞文革”，至今暂时还未见“专家治国”的政府，像把重庆“搞文革”那样镇压下去。

　　以上这些事例说明，在毛泽东时代，把大量像我这样的旧社会的大笨蛋，改造和培养成了科学社会主义三大革命运动的动力。而转型接轨培植了大批城市权贵、走资派、反文革余孽之类“院士”、“教授”、“博士”一统天下，创造了人类史上前所未有的大腐败。农村青年不仅很难进入高校，少数进了高校门的，不少农民家庭欢天喜地全力支撑着子女读完大学，结果不仅子女毕业就是失业，而且为支付高学费，不知造成多少农民倾家荡产。还不知埋没和毁掉了多少农村人才。这个问题，必须引起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