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社会主义论

　　五、新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

　　就本质而言，新社会主义是对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的超越。进一步说，是对任何专政的超越。再进一步说，这是对阶级的超越。这是全体国民共和、共治、共享的制度范式。

　　笔者知道，对于缺乏哲学训练的社会主者而言，社会主义原则会必然演变成僵死的教条。笔者甚至认为，有时候悲悯的资产阶级学者反而更能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神髓。一百年前的美国总统托马斯·伍德罗·威尔逊⑦(Thomas Woodrow Wilson，1856年12月28日-1924年2月3日)就是一个深得马克思主义神髓的资产阶级政治家。正是这个不被承认的马克思主义者较好地实践了马克思主义。或者说，威尔逊总统用马克思主义成全了二十世纪的美国。

　　笔者认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认识是极其深刻的。他知道，资产阶级的产权必然产生资产阶级的法权。要剥夺资产阶级的法权，就必须首先剥夺资产阶级的产权。于是，马克思主张公有制。可惜的是，巴黎公社的有限实践无法证明，到底人民应该用何种方式实现社会公有。在民族国家为主体的帝国时代，列宁和斯大林选择了国家资本主义，毛泽东也选择了国家资本主义。但是，威尔逊先生却走了另外一条路。威尔逊先生借重民粹主义运动在美国的高歌猛进(其实就是社会主义浪潮在北美的兴起)，迅速进行了一系列决定美国未来的重要立法。资产阶级垄断的财产权被巧妙地分割和削弱了，美国中产阶级开始成为多数财产的拥有者，资产阶级的法权开始发生历史性转移，美国较好地实现了共和、共治和共享。美国的成功，鼓励了其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他们用同样的方法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他们获得了空前的成功。他们用马克思主义粉碎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衰亡的预言。至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都有关于资产持有和资本利得的严谨税赋安排。在西方，少数人垄断多数产权是不可能的;所以，少数人垄断法权也就非常困难了。历史有时候很讽刺，一些西方国家大体上消灭了无产阶级，马克思关于先进的西方资本主义会率先实现社会主义的预言真的实现了。

　　中国的思想家们，可以从过去两百年的社会主义实践中获得启发吗?

　　就政治而言，执政党必须完成对于阶级的超越。中国是共和国。共和理念不容动摇。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组织。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执政党。中国政府是代表广大人民群众(主要是无产阶级)的利益的人民政府。这是中国人民(主要是无产阶级)赋予中国共产党执政权(亦即法权)的法理依据。执政党要尊重历史，更要勇敢地创造未来。中国共产党忽略了哲学上的辩证，执政党的阶级代表性是不能变质的(那意味着背叛);但是，她代表的阶级是可以变质的，无产阶级可以变成有产阶级(中产阶级)。唯其如此，中国共产党才永远是原本阶级的先锋队，才有资格成为代表大多数人民的执政党。新社会主义的根本标志就是出现占中国人口超过一半的中产阶级。并由中产阶级实现对政治经济的主导(毛泽东关于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主张就是这个意思)。真正实现高水平的共和、共治与共享。就此而言，政治制度的创新方向和创新模式是不言而喻的。

　　就经济而言，共和、共治、共享的标志就是中产阶级代替无产阶级成为社会的主要构成。任何有良知的中国人都应该清楚，必须立即采取制度性措施，遏制恶性的资产吞并，遏制收入差距的急剧扩大。经济上的哑铃型两极分化，正在制造完全对立的两个阶级。新社会主义要求政府强化公共财政管理，必须建立遗产税、赠予税和房产税等针对资产持有的课税，必须建立针对资本利得的严谨课税，必须让全民的多数享有多数的产权，必须让全民的多数享有主要的法权。执政者必须进行无差别社会保障，强制实现有产者对于无产者必要的财政转移支付，必须让所有国民拥有必须的生活资料和一部分生产资料。执政党不应过分强调“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市场的社会意义是有限的，那意味着资本决定论，这是最糟糕的国策。执政党必须有实现共和、共治、共享的勇气，必须扎扎实实地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建设。一些国家为什么失败?那不是市场的失败!那是制度的失败!是执政者的失败!好的市场，恰恰是源于公平正义的社会制度。市场不是制度的孵化器，市场不能创造良好的社会制度。我们不能将“资产阶级法权”拱手交于资本，特别是拱手交于国际金融资本，那无疑是一种对民族、国家、人民和历史的背叛!

　　就文化而言，中国应当提倡朴素的社会主义文化。占有并不光荣，奉献才值得尊重。中国在改革开放后，越演越烈的资本至上的文化并不符合中国的国情。唯物质享乐主义扭曲了全体国民的价值观。中华民族整体性道德堕落情况已经极其严重。社会高端人士的物欲和兽性近乎失控。国民在物质生活无法得到充分满足的情况下，精神生活又极度苍白、空洞、颓废。新社会主义要求执政者，必须保有对于社会道德和社会伦理的基本坚持。在政教无法分离的特殊时期，执政者必须是道德伦理的楷模，执政者不是占有者，执政者是奉献者。中国领导人必须高扬社会主义理想，必须用社会主义道德规范社会伦理和法理，必须用社会主义审美代替资本主义审美。那些为全社会默默工作的人们，应当受到执政党和全社会的尊重;那些非法占有产权和法权的人，必须遭到执政党和全社会的鄙视和唾弃。我们的文化态度，决定了我们的政治和经济趋向，决定了国家民族未来的走向。

　　笔者将新社会主义的内涵概括如下：在共和国体制内，通过立法的形式，承认和保证国民行使政治权力，承认和保护国民私人财产的合法性，承认和保障国民劳动收益的最低水平。政府将通过强制性手段，遏止过度资产持有和过度资本利得，并不间断地维护多数人拥有多数资产的相对公有状态。政府通过强大的国家机器，保障国家间公平交易的进行，避免国民财富大规模向境外转移。政府通过强制性手段，遏止破坏环境的经济行为，绝对不以环境资源为发展手段。政府应建立和维护公平交易的市场。政府应建立和维护适当规模的财政系统。政府在获得立法机构批准后，通过公共财政对于低收入国民进行合理的转移支付，确保每一个国民拥有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和平等机会。政府在获得立法机构授权后，对国民经济进行适度的计划调节，以保障国民经济的均衡与效率。政府在立法机构指导下，管理和使用国民共有的财产。政府在立法机构的监督下，实现政府制度成本的最优化安排。

　　新社会主义的外延，意味着中国与世界的良性互动。中国同一、中庸、均衡的新社会主义理念，将有助于重建新的世界秩序。中国应该超越弱者反抗和赶超的哲学。中国应该超越工业革命形成的唯物主义审美逻辑。中国不需要用辉煌的GDP来证明什么。中国的复兴和崛起，绝对不是单纯的物质上的富有。可以化育共生才是真正的王者。真正的王者自然会获得敬佩与尊重。中国应该为人类做出更加伟大的贡献。

　　六、中国变革的大趋势。

　　中国蓄积了来自内部和外部进行变革的强大动力。

　　中国持续了三十年的发展模式已经无法继续。中国社会的两极分化问题再一次趋近于历史的极限。中国的制度成本已经逼近社会承受的极限。中国的自然环境已经被破坏到生存的极限。中国的社会系统和中国的自然系统都存在崩溃的可能性。

　　席卷世界的金融风暴，清晰昭示了金融资本主义的深刻危机。这是涉及到宗教、文化、政治、经济的全面性的危机。冷战的红利已经耗尽。资本主义三十年的黄金岁月已经结束。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金融殖民模式受到了发展中国家的激烈反抗。

　　中国三十年来所依赖的内部发展模式和外部发展条件都在发生显著变化。中国必须迅速做出调适。中国要重新建立内部的平衡和外部的平衡。

　　我们希望，中国未来的变革，是深刻的、系统的、渐进的。

　　笔者认为：

　　首先，中国改革的首要工作在于道统。

　　道统无外乎天理人性。天理人性需要周延。可周延者，即是信仰。中国人需要信仰。信仰需要形式。形式就是准宗教的理想主义。我们确实需要完善毛泽东思想，我们需要高扬社会主义理想。理想主义对世俗的解释，转化为人间伦理，就成为法理依据。理想主义的代言人，成为天理人性的终极解释者，也就自然成为合理合法的执政者。关于天理人性的解释，成为执政者言行的法外规范。当然，也就成为世俗大众的法外规范。中国需要高于权力和金钱的力量。这就是道统的力量。道统的力量，是文明的力量。道统的废弃，必然导致社会堕落。毛泽东熟读历史，清楚道统的分量，他用共产主义理想作为新中国的道统。在毛泽东之后，我们失去了道统的支撑，我们用世俗的利益代替道统。如今，我们发现利益驱动无法规范社会伦理，我们发现GDP逻辑根本无法作为法理依据，我们开始陷入伦理和法理的全面混乱和溃败。我们必须汲取历史的教训，任何技术性的“理论”只能是道统的解说，而不能代替道统成为教条，更不能成为道统本身。社会主义首先是一种崇高的理想，社会主义必须成为具有宗教情怀的道统。没有社会主义的道统，就谈不上任何社会主义实践。放弃那些技术性的说教，高扬起社会主义旗帜，去赢得新的胜利。

　　其次，中国改革真正的难点在于法统。

　　法统不能确立。在于法力有边。除了神明，世间应该没有超越法律的特权。世间有高于法律者，有法等于无法。法统的第一要务，在于建立高于一切世俗权力的宪法尊严。中国需要尽早建立高于一切世俗权力的宪法法院。法统的第二要务，在于司法的相对独立和垂直管理。法统决不能融入体统，融入体统法统必亡。法统的第三要务，在于建立执法者的崇高威望。法统的有效性，来源于立法的独立性。这不是独立于人民，而是独立于行政。在法统建立的历史过程中，中国曾经产生过法家学术体系。历史地看，中国一向是建立和完善制度的高手。毛泽东最大的缺憾，就是未能构建可以继承轮替的法统。有毛泽东在，毛泽东就是法统，他一个人就代表了人民的立法原则和立法过程。但是，当毛泽东不在了，谁可以代表人民实施立法呢?一众退休的高官吗?一批贿选的土豪吗?改开以来，法律形式在不断进化，法统却在迅速地死亡!事实上，如果我们可以学会仁慈，将立法权交还给独立的人民立法机构，中国就一定有机会实现较高程度的社会共治，中国就一定能建立全球最公正、最人性、最效率的法统。人民无立法权，何谈社会共治?就此延伸，法统不能确立，改革就是体统的化妆游戏，貌似美丽动人而毫无实际意义。

　　最后，中国未来改革的主体在于体统。

　　政治有其固有的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共和国。共和国不承认任何血统的特殊性。共和国不能容忍准血统的政治权力传承。即便是通过权力资本化的继承也是不能被接受的。共和国政体是公器。政体不属于任何个人和团体。任何通过暴力和金钱占有公器者皆为人民公敌。在一个依据血统而建立的法统模式下，体统必然蜕化堕落走向死亡。毛泽东解决体统问题的方法是低成本且高效的，毛泽东高度重视基层社会组织的高度自治，他使用的就是人民群众广泛参与的方法。在某种意义上，毛泽东创造了一种良好的社会共治模式，那曾经是最经济的社会治理模式。但是，毛泽东的方法是有前提的，人民的参与必须是有效的。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但中国无法永远有一个心明若水的毛泽东。就是说，当法统失去作用，体统的废弛是不可避免的。社会共治也可以转变成为高压管制，维稳的成本会高到社会无法承受。那是所谓“行政体制改革”所不能解决的。当然，更是“市场决定论”所不能解决的。三十余年了，我们就是不能建立一个专业的公务员队伍，我们非要搞一个门阀习气深重的血统官僚体系。中国当下体统之没落，几乎是处于中国历史上最糟糕的状态。连万恶的旧社会，都能公车举孝廉，都能科举取士，裙带若此，情何以堪!社会主义的共治共享，要靠体统来予以协同和调适。一个官商勾结的血统政体，如何能践行社会主义理想?中国最需要改革的当然是体统，但是，体统永远也无法自己改革体统。中国改革的主体是法统，法统不立改革必然走向反面。

　　三统之论，了无新意。三统不立，纲不举，目不张。古今中外的政治，其实莫不如此。笔者借用三统论政，不过是为了条缕清晰而已。西方现代政治学，浩繁如烟海，要旨相同。事实上，新社会主义论已经不仅仅是社会主义者的一种认识，新社会主义论正在开始成为全球思想界的某种共识。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达荣·阿斯莫格(Daron Acemoglu)与哈佛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詹姆斯·罗宾森(James A. Robinson) 合着的书《权力、繁荣与贫穷的根源：为什么国家会失败》⑧于2012年3月出版，此书被知识界公认为一本从政治和经济的角度研究宏观社会发展的重要著作。此书可以说是制度学派的一个里程碑，此书提出了制度决定论的新的理论框架。他们认为，成功的制度是广纳型的制度，失败的制度是榨取型的制度。其中，对于广纳的基本定义，包含了共和、共治、共享的基本原则，包含了对社会财富相对公有的基本认同，实际上是对新社会主义论的理论概括和系统论证。这本被称为《国败论》的巨著，昭示出人类对新社会主义的某种共识。相信，中国也必将顺应伟大的新社会主义历史潮流。

　　最后，笔者借用佛祖的话来结束全文。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

　　注：

　　① 《中庸》是儒家经典的《四书》之一。原是《礼记》第三十一篇，传为孔子嫡孙子思所著。宋朝的儒学家对中庸非常推崇而将其从《礼记》中抽出独立成书，朱熹则将其与《论语》、《孟子》、《大学》合编为《四书》。“中庸”在字面上的解释即是之意，而执中又当求“中和”。其主旨在于修养人性。其中关联及学习的方式(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做人的规范如“五达道”(君臣、父子、夫妇、昆弟(兄弟)、朋友之交)和“三达德”(智、仁、勇)等。中庸所追求的修养的最高境界是“至诚”。中庸强调“诚”的重要，诚即是《大学》中所述说的“诚意”。“诚”被说成是人先天的本性，而所谓“不诚无物”，至诚的人才能充分的发挥本性与感化人群，进而成为人们的最高典范。

　　②  列夫·达维多维奇·托洛斯基(或译托洛茨基)，1879年11月7日出生于乌克兰沙俄赫尔松省亚诺夫卡村一个犹太富裕农民家庭。苏联共产党、第四国际领袖，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政治理论家、作家。曾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红军最高统帅(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托洛斯基主义代表。因反对斯大林独裁1927年被开除苏共，随后流放驱逐他国。1940年在墨西哥被苏联特务暗杀。

　　③  路德维希·威廉·艾哈德(Ludwig Wilhelm Erhard，1897年2月4日-1977年5月5日)，德国政治家、经济学家、“社会市场经济之父”。他从1949年到1963年任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经济和劳动部长，从1963年到1966年任联邦总理。

　　④  联邦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是“根据市场经济规律进行的并以社会因素为补充和社会保障为特征的经济制度”，亦即“市场的自由原则和社会均衡原则相结合”的经济制度。这种经济制度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之上，认为市场经济是社会进步的动力，而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又是以社会安定为保证的。强调通过二次分配实现全社会的共享。

　　⑤  “二战”之后，世界经济有两个“奇迹”，就是日本和联邦德国在废墟上迅速崛起，重新成为经济强国。这是耐人寻味的。这主要归功于：德国经济快速复苏的内在原因——社会市场经济的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供应者——弗莱堡学派。弗莱堡学派又名联邦德国新自由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联邦德国弗莱堡大学为中心形成的主张“社会市场经济”的经济学流派。是在20-30年代以后逐渐形成的一个重要的新自由主义学派。弗莱堡学派在欧根提出的“理想类型概念”基础上，创立了社会市场经济理论，认为社会市场经济要以实现“全民福利”为基目标;强调社会市场经济秩序要以利伯维尔场机制的调节为主;反对在社会市场经济中有任何垄断形式存在，提出自由原则和国家有限干预原则。弗莱堡学派试图超越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之外的“第三条道路”，提出了一系列旨在调和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矛盾的政策主张：颁布“防止限制竞争法”，实行“劳资共同决策”制，稳定物价水平，保持财政预算平衡，工人非无产阶级化，推行社会保障制度等。此学派反对传统的自由放任主义，反对实行社会主义、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主张国家采取措施，实行自由竞争和价格自动恢复均衡的机制，政府的职能限于为企业创造自由竞争的环境。认为社会市场经济体制是保障生产效率、自由和人类文明生活的理想体制。因其反对国家干预或过多干预经济，一般被视为西方经济学中的“右派”。代表人物主要有：瓦尔特·欧根、弗兰茨·伯姆、汉斯·格罗斯曼、卢茨、艾哈德、罗布凯等。

　　⑥  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Galbraith，John Kenneth，1908—2006.4.29) 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新制度学派领军人物。权力转移轮、生产者主权论、二元体系论和新社会主义论，被认为是加尔布雷思新制度学派理论的核心。加尔布雷思的新社会主义论其实质就是，认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制度最终会走向趋同，只要进行社会改革就能够实现“新社会主义”。在加尔布雷思看来，这两种社会制度之间的趋同是现代经济和技术发展的必然结果，计划终究要取代市场。其具体表现就是管理需求、控制物价;技术阶层终将取代资本家掌管计划体系的权力;国家必将行使调节总需求、物价和工资的职能，并且致力于兴办教育和发展科技。加尔布雷思认为，通过限制资本主义社会计划体系的权力，提高市场体系的地位，就能够在这两个部门实现权力和收入均等化，从而实现“新社会主义”。加尔布雷思的新社会主义论看到了现代化大生产的某些一般发展趋势，如计划体系和市场体系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不过，他为解决这对矛盾所开的处方(如国家负责调节总需求、物价和工资等)也许只能起到缓解矛盾的作用，却达不到根治的目的。

　　⑦  托马斯·伍德罗·威尔逊(Thomas Woodrow Wilson，1856年12月28日-1924年2月3日)，美国第28任总统。作为进步主义时代的一个领袖级知识分子，他曾先后任普林斯顿大学校长，纽泽西州州长等职。1912年美国总统选举中，由于前总统狄奥多·罗斯福和时任总统威廉·塔虎脱的竞争分散了共和党选票，他最终以四成普选票及四十州的选举人票，以民主党人身份当选总统，成为1893年至1933年为间唯一一位民主党总统。迄今为止，他是唯一拥有哲学博士(Ph.D.)头衔的美国总统(法律博士衔除外)，也是唯一一名任总统以前曾在纽泽西州担任公职的美国总统。在第一个任期中，威尔逊支持民主党控制的议会通过联邦储备法案(Federal Reserve Act)，克莱顿反托拉斯法案(Clayton Antitrust Act)，联邦农田贷款法案(Federal Farm Loan Act)，还通过新的收入法在联邦一级开征收入税，以及建立联邦贸易委员会。1916年美国总统选举勉强胜出后，威尔逊第二个任期的中心议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尽管他在竞选时打出了「他让我们远离了战争」(he kept us out of the war)的口号，美国的中立政策却未能持久。德国经外交秘书阿瑟·齐默尔曼发送给墨西哥、保证其若两国结盟德国将帮助墨重新获得被美国占领之北方数州的电报，以及发动无限制潜艇战促使威尔逊多次对德国给予警告，并最终于1917年4月要求国会宣战。不过威尔逊主要是关注参战的外交和财政面，而把作战任务交给了军事部门。在大后方，他于1917年发动美国历史上首次实际有效的征兵，通过建立自由公债(Liberty Bonds)筹集了数十亿战争资金，设立战争工业委员会(War Industries Board)，促进工会运动，通过史密斯-莱佛法案(Smith-Lever Act)监督农业和食品生产，控制铁路运输，通过首个联邦级致幻药物取缔法案，并镇压反战运动。此外，在他的任期内妇女普遍实现了选举权。在战争的最后阶段，威尔逊亲自主导了对德交涉和协定停火。他发表了十四点和平原则，从中阐述了他所认为的能够避免世界再遭战火的新世界秩序。1919年赴巴黎筹建国际联盟以及拟定凡尔赛条约，并尤其关注了自战败帝国中建立新国家的问题。后主要由于他对创建国联的贡献，于同年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在与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围绕美国加入国联一事而进行激烈斗争时，因中风而昏倒。由于拒绝妥协，威尔逊最终未能使加入国联案在参院通过。不过，尽管没有美国的加入，国联还是于1920年成立。威尔逊所秉持的理想国际主义，也被后人称为「威尔逊主义」，主张美国登上世界舞台来为民主而战斗。这成为以后美国外交政策中一个颇有争议的理念，持久地为理想主义者所效仿，却为现实主义者所排斥。

　　⑧  该书由麻省理工学院的达隆-阿齐莫格鲁(Daron Acemoglu)与哈佛大学的詹姆士-罗宾逊(James Robinson)合著。两位作者在(新)政治经济学领域耕耘多年，这本书是他们近年来的研究一个小结。这本书及其背后的经济学研究，是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North)以来，经济学家思考政治学问题最重要的尝试之一。此书被知识界公认为一本从政治和经济的角度研究宏观社会发展的重要著作。此书可以说是制度学派的一个里程碑，此书提出了制度决定论的新的理论框架。他们认为，成功的制度是广纳型的制度，失败的制度是榨取型的制度。其中，对于广纳的基本定义，包含了共和、共治、共享的基本原则，包含了对社会财富相对公有的基本认同，实际上是对新社会主义论的理论概括和系统论证。这本被称为《国败论》的巨著，昭示出人类对新社会主义的某种共识。

　　注：谨以此文纪念亲爱的父亲。

   （责编 玉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