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社会主义论

2、家族垄断资本主义不是社会资本主义。

　　邓小平开启的中国改革开放是针对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改革。我相信，邓小平的是希望用社会资本主义模式代替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问题在于，强大的国家垄断实现分权，需要一个缜密的逻辑过程。在中国，“社会”是一个无组织依托的形而上的概念。而家族则是现实存在的最坚实的组织。当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释放其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的时候，最现实的可能性就是倒向家族垄断资本主义。也可以称之为财阀资本主义。这大体上就是蒋介石在民国试验过的家族垄断资本主义。这也是南半球广谱性的资本主义模式。毫无疑问，这是后封建社会转型过程中普遍的发展模式。今天的中国土豪，与俾斯麦之前的容克地主几户别无二致。

　　当代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历两次世界大战之后，顺利完成了向社会资本主义的转型。他们大多数国家(日本除外)由财阀垄断资本主义过渡到了社会资本主义。这些国家在民族国家内部，初步实现了民族共和、社会共治与社会共享。虽然，资本仍然具有最终的决定权，但是，资本的分布已经渐趋大众化(相对公有)，资本的收益实现了相当程度的共享，资本决定具有了多数人决定的特征。当代西方资本主义最显着的特征在于：出现了一个强大过资产阶级或无产阶级的中产阶级。我们不能忽略这个重要问题，社会构成决定社会主义实践。中产阶级是社会主义存在的基础。毛泽东当年说，工人阶级要领导一切，大体上就是这个意思。

　　中国改革开放最大的问题在于两极分化。这是一条家族垄断资本主义的老路。中国没有将无产阶级的主要部分转化成为中产阶级。中国正在经历一个非常危险的历史蜕变过程。

　　3、社会资本主义不是完美的社会主义。

　　当代西方国家的社会资本主义是一个相对较为合理的方式。这种模式在追求资本收益的同时，开始顾及到了本国国民的基本人权。初步实现了民族国家内部的公平正义。正是因为如此，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获得了比较制度优势，资本主义制度用新的方式得以延续，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赢得了比较幸福的生活。

　　但是，当代社会资本主义的社会意义只存在于民族国家内部。西方社会资本主义的国际形态仍然是垄断性的，具有完整的帝国主义特征。当代帝国主义的表达方式发生了历史性的改变。当代帝国主义不再以军事殖民为主要手段。不在追求土地、劳动力、自然资源的直接占领。当代帝国主义是以金融殖民为主要手段，辅之以文化和军事压迫。不过，就殖民效果而言，与过去的军事殖民相比，毫不逊色。

　　同时，由于当代社会资本主义的社会资本是以金融资本方式表达的。这就极其容易受到金融寡头的操纵。形成社会资本的大规模流动和重新分配。从而形成社会发展的相对停滞，甚至引发社会动荡。美国的次级按揭贷款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风暴，就是这种现象的充分写照。在冷战之后，西方的社会资本主义出现历史性的倒退，金融垄断资本再一起崛起并失控，制造了迄今仍为完结的金融危机。危机刺痛了西方的思想家，他们再重新思考社会主义的意义。西方的左翼运动重新兴起，左翼政治家纷纷等上历史舞台。奥巴马也是这个历史进程的产物，奥巴马新政意在重建更为合理的社会资本主义。

　　无论如何，社会资本主义仍然是资本主义。它对于人性的尊重有时间的局限性和空间的局限性。它对于天理的尊重更是存在历史的局限性。人类面临社会压力的同时，更主要的是开始面对自然的压力。在这一点上，资本主义尚未找到根本解决之道。人类的希望在真正的社会主义身上。真正的社会主义可以更接近自然主义。人类解决根本问题的出路，仍然需要更完美的社会主义制度。

　　4，中国社会主义的曲折之路。

　　毛泽东时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们，最大的失误在于，没有在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成功之后再升华。简而言之，毛泽东没有想到如何消灭无产阶级。他们没有超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本身。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不是中华民族的终极目标。毛泽东没有意识到无产阶级需要整体转型。毛泽东没有思考如何建立强大的中产阶级。毛泽东甚至没有认真思考“资产阶级法权”使用的效率问题。毛泽东一直处于巨大历史惯性之中，他考虑的是如何捍卫人民得来不易的胜利果实。他想到的方法仍然是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毛泽东不懈的努力。然而，历史是无情的，成功的斗争远远不等于斗争的成功。

　　邓小平时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们，最大的失误依然在于，没有安排无产阶级的集体转型。他们没有遏制资产阶级再生和过度发展。他们似乎忘了，经济发展，也不是中华民族的唯一目标。邓小平没有来得及为无产阶级预留出路。邓小平“共同富裕”的遗言未能崔生中国的中产阶级。邓小平有效的提高了“资产阶级法权”的使用效率，却没有解决“资产阶级法权”继承的合法性和分配的公平性。邓小平希望，先富而后公，先富而后强。然而，寄托于人性的改革是靠不住的。中国正在迅速滑向家族垄断资本主义。中国社会正在迅速分化。中国正在酝酿严重的社会危机。

　　邓小平之后的中国政治家们，缺乏进行哲学批判和历史反思的能力，中国整体上在丧失深刻思辨的基本能力，中国只是在制度上漂流。

　　显而易见，我们这一代有着沉重的历史使命。

　　中国一定会出现变革。当这种变革是出于执政者的自觉，那就是改革。如果，不是出于执政者的自觉，那就意味着另一次革命。笔者倍感忧虑。因为，下一次革命极有可能不再是单纯的无产阶级革命。中国新兴的无产阶级，不再具有产业工人的组织特性，他们充满了游民或流民的特色。他们极有可能成为另一场颜色革命的工具。那将不过是一场资产阶级之间的利益纷争。2014年，又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我们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上了。

　　四、新社会主义论。

　　社会主义(socialism)是一个美妙的词汇。

　　笔者认为，社会主义是广义的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是共和、共治、共享的集合。实现社会主义的经济前提，是在一定程度上实现社会财富的相对公有;实现社会主义的政治前提，是必须将立法权交于完全独立于政府的社会组织;实现社会主义的文化前提，是人民要学会尊重为人民利益奋斗的社会主义者。

　　就学术意义而言，社会主义不仅仅是一个政治学概念，更是一个经济学概念。从哲学的角度观察，社会主义不仅仅需要定性分析，社会主义更需要系统的定量分析。从历史的角度观察，社会主义是一个进化的过程，社会主义不是一次变革的结果。从现实的角度观察，社会主义的本质是相同的，社会主义的形式是多样的。就哲学意义而言，社会占有资产，并不一定表达为国家占有或集体占有。就经济学意义而言，社会占有资产，是一种资产分布的、动态的社会状态，是多数人拥有多数资产的一种相对状态。简单地说，公有的前提恰恰是获得法律保障的私有，人人皆私有的集合才是真正意义的公有，这才是区别于共产的社会主义的本来意义。当社会多数人拥有多数资产的时候，建基于资产权力的法权也必然将为多数人拥有。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社会主义是一个集合的概念，而绝不是一个一统的概念。国家垄断资产，往往并不能成就社会主义，向左的国家垄断资产容易形成苏联式的模式，向右的国家垄断资产容易形成纳粹式的模式。我们可以给出一个基本的结论，垄断无法产生真正的社会主义，垄断必然形成某种专政的法权模式。新社会主义论的最显着特点在于重新解释社会。新社会主义的社会是联合的、集成的、同一的社会。

　　从来没有抽象存在的社会。社会是具体的。社会只能是特定时间和特定空间的社会。抽象的社会主义理念在特定的时间和特定空间的约束下，只能成为理想或空想。于是，抽象的社会主义被异化为某种特殊模式。例如，苏联模式。笔者认为，苏联模式，根本不是社会主义模式。苏联模式是带有社会主义特征的国家资本主义模式。那是国家持有资本和管理资本的特殊模式。苏联没有找到社会公有制的合理模式，苏联没有真正完成无产阶级的转型，也没有真正解决资产阶级法权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苏联解体是必然的。当然，这和苏联有多少男儿没有必然联系。在社会主义的发展历史上，曾经有许多卓有智慧的人们，他们发现了资产阶级法权的客观存在。他们很早就意识到，就如同资产阶级无法离开无产阶级而独立存在一样，无产阶级也不可能脱离资产阶级而独立存在。这是一个并不复杂的哲学问题。托洛斯基②在十月革命后就提出了这个问题。中国也有人发现了这个问题，早期一些的是刘少奇，晚一些的是林彪。因此，国际的修正主义者们提出了“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同样，中国的修正主义者们也曾经考虑保留“资本主义的尾巴”。遗憾的是，修正主义者们没有完成自己的哲学论证。当然，他们也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进行系统的实践。遗憾的是，今天的中国恐怕仍然无法进行正常的讨论。

　　笔者反而认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一些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社会主义实践。这些珍贵的实践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其中，笔者对于联邦德国的实践尤为欣赏。笔者对于以艾哈德③为首的社会主义者在联邦德国的实践十分欣赏。德国人将社会主义理想从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上轻轻地挪移，他们在再分配方面进行艰苦卓绝的努力，他们用另一种方式实现了资产的重新分配，在资产大体实现正态分布的基础上，基本实现了集体主义和共享主义。战后联邦德国政府遏制了资本拥有者对于政治和经济的垄断，强化了公共财政建设，进行无差别社会保障，强制实现有产者对于无产者的财政转移支付。他们最大的成功在于，他们用极短的时间实现了无产阶级向中产阶级的转型。联邦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④获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战败的德国人在哲学上获得了崭新的高度。佛莱堡学派⑤找到了德国发展的最佳路径。德国不仅走出了内部的对立，而且走出了外部的对立，他们实现了绝高难度的统一。德国人完成了德国的统一。德国人进行了欧洲的统一。这是由同一而延伸出来的统一。这是由中庸而一统。“并育而不相害，并行而不相悖”。德国人进行了一次完美的诠释。

　　不能发现和承认事物客观存在的历史必然性是哲学的无知。不能处理事物客观存在的历史必然性是哲学的幼稚。数百年来关于阶级和主义的争论是人类文明进步必要的历史过程。同时，这依旧是人类蒙昧的表现。文明和进步正是对于这个历史过程的超越。沉陷于这个历史过程，不能继续前行，只能被历史抛弃。中国关于左和右的争论，仍然在不断地重复着这种历史的无知和幼稚。

　　笔者认为，对无产阶级革命家们经验教训的总结，将有益于重建我们的思想高度。他们伟大的历史实践，为我们验证出了一条比较合理的道路。

　　马克思关注于法权获得的合法性;毛泽东关注于法权分配的合理性;邓小平关注于法权使用的效益性。他们的认识都具有历史的合理性，他们也获得了他们所处时代的成功。但是，他们都没有完成合法性、合理性、效益性的综合平衡。而实现三性的综合平衡才是建设社会主义的真正内涵。

　　笔者认为，社会主义是一个好东西。不过，笔者所言的社会主义是新社会主义。它是包容了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这是一种具体的社会主义。它不再抽象，不再是理想和空谈。笔者愿意称之为社会共享主义。人类是一种灵长类动物。但是，人类毕竟是一种动物。人类不是神。既然人类现阶段仍然无法超越产权私有和市场交易，那就没有必要坚守生产资料绝对公有(共产主义)和大政府高度垄断的计划分配(计划经济)。我们应强调在产权私有和市场交易条件下，最大限度地实现社会共治(也是自治)和社会共享。这才是符合天道和人道的主义。实现社会共享，必须同时解决这三个问题：法权获得的合法性;法权分配的合理性;法权使用的效益性。这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

　　关于新社会主义，早就存在各种不同的解说。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先生⑥就是新社会主义的积极倡导者。加尔布雷思先生是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和新制度学派的领军人物。他的权力转移论、生产者主权论、二元体系论和新社会主义论，被认为是加尔布雷思新制度学派理论的核心。其中，他关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同化趋势的探讨，以及对两种理念的互动和互补的精辟分析，对于美国新制度学派产生了深远影响。当然，中国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也是对新社会主义论的积极探讨。

　　笔者相信，中国需要新社会主义(new socialism)。笔者坚信，中国能够建立新社会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