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是人类所共同拥有的一种高尚的情怀。这种高尚的情怀，必然通过制度安排成为人类文明的伟大社会实践。近两百年来，社会主义已经从空想变成了丰富多彩的社会现实，世界各国人民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建设着自己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唯一的，社会主义的形式是多样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同样在实践社会主义，他们在内容和形势上更具开创性和现实性。西方和东方的社会主义实践，为人类文明作出了伟大的贡献。我们必须找到适应中国历史和中国现实的社会主义。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达荣-阿斯莫格(Daron Acemoglu)与哈佛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詹姆斯-罗宾森(James A. Robinson) 合着的书《权力、繁荣与贫穷的根源：为什么国家会失败》于2012年3月出版，此书被知识界公认为一本从政治和经济的角度研究宏观社会发展的重要著作。此书是制度学派的一个里程碑，此书提出了制度决定论的新的理论框架。他们认为，成功的制度是广纳型的制度，失败的制度是榨取型的制度。其中，对于广纳的基本定义，包含了共和、共治、共享的基本原则，这些基本原则需要一定程度的公有制做为基本的保障，这实际上是对新社会主义论的理论概括和系统论证。这本被称为《国败论》的巨著，昭示出人类对新社会主义的一些共识。事实上，全世界两个多世纪的社会主义实践同样是丰富多彩的，特别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主义实践尤其令人瞩目。我们需要站在全新的历史高度上重新审视并梳理社会主义思想，我们需要立足于全人类的宽阔视野归纳和总结各个国家的经验教训，我们需要完成中国关于制度变革和创新的历史性飞跃。我们珍惜前辈们的艰难的探索和卓绝的努力，共和国六十五年的奋斗历史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正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攀登新的高峰。对于新社会主义论的探索和实践，将成为新一代中国社会主义者对全人类的伟大贡献。

　　子思，孔子嫡孙，着有《中庸》①。笔者认为，《中庸》是人类政治哲学的巅峰之作。子思曰：“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辟如天地之无不持载，无不覆帱。辟如四时之错行，如日月之代明，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笔者最折服这两句话：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这是政治哲学的最高境界。站在这样的高度上，我们才能梳理中国的现代史，我们才能超越毛泽东和邓小平。没有这样的思想高度，我们根本无法化育资本主义，我们也就无法建设真正的社会主义。

　　一、让我们重新梳理一下共和国的历史。

　　1、关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和资产阶级法权。

　　认识中国的社会主义，需要理解两个基本的概念：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资产阶级法权。

　　什么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就是无产阶级运用革命手段，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终止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剥削，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成功，使无产阶级成为国家的主人，成为共和国的管理者，获得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权利。请注意，这里面存在一个悖论：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一旦成功，无产阶级就获得了资产阶级的所有权利。当中也包括了资产阶级的资产。这样，无产阶级就不再是革命前的无产阶级了。无产阶级在消灭资产阶级的那一刻，事实上也就完结了其自身的存在依据。当然，也就终结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

　　什么是资产阶级法权?就是基于资产占有而形成的法定权利。在实现社会主义公有制之后，这个法定权利依然存在。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之后，自然继承了资产阶级的遗产，从而拥有了“资产阶级法权”。当然，法权的范畴可以更为广泛，它包括了一切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权利。事实上，用资产阶级定义法权并不恰当的。这意味着，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们接受了资产所有者拥有特殊法定权利的资本主义逻辑。这仍然是无视基本公民权力的阶级特权观念。也就是说，在法权问题上，无产阶级只是战胜了资产阶级，却没有能够超越资产阶级。当无产阶级革命成功之后，自然拥有了资产阶级法权，拥有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可能性或者是必然性。这也正是毛泽东哲学思考的深邃之处。

　　2、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业态。

　　毛泽东认为，由于“资产阶级法权”的客观存在，就意味着保留了资产阶级再生的可能性。资产阶级完全可以从无产阶级当中化生出来的(毛泽东具有超越常人的历史眼光)。这就意味着，单纯从肉体上消灭资产阶级是不够的。毛泽东认为，必须从精神上消灭资产阶级。所以，必须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毛泽东是伟大的政治家。他堪称最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有无与伦比的意志、智慧和能力。他完成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他也试图进行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建设。遗憾的是，他终于未能完成哲学的超越。他终于未能完成对资产阶级法权的征服。毛泽东在消灭了资产阶级之后，无产阶级成为了资产阶级资产的持有者。无产阶级仅仅是理论上的资产持有者，却无法直接管理他们“拥有”的资产，他们只能通过代理人间接管理属于他们的资产。请注意，这是一次性授权的委托管理模式(所谓的代表制)，而不是定期授权的委托管理模式(所谓的选举模式)。代理人一旦获得资产管理权，即“资产阶级法权”，就拥有了资产分配的特权。代理人们不是圣人，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不可避免地发生蜕变。毛泽东敏锐地意识到“资产阶级法权”的生命力。而且，毛泽东超越了常人和常理，清醒地知道，“资产阶级法权”不是胎生、不是卵生、不是湿生，而是化生。也就是说，有此法权存在，资产阶级必然生长出来，而且是从无产阶级内部生长出来。这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遗憾的是，毛泽东没有来得及找到治理“资产阶级法权”的有效方法，毛泽东终于没有找到遏制资本主义复辟的有效方法。

　　晚年的毛泽东是极其痛苦的。毛泽东无法跨越历史，一步踏入共产主义。这就注定了，“资产阶级法权”将幽灵附体，资产阶级将会以某种方式实现复辟。毛泽东深爱着他的人民和他的祖国，在关乎人民利益的问题上是不会妥协的。为了防止资产阶级复辟，他决定铲除“资产阶级法权”存在的土壤。毛泽东发动了他的战友们至死无法理解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革的夺权，就是要争夺法权。但是，新的夺权者，可能比旧的更坏。毛泽东终于陷入了哲学的困境，他的敌人更像是化于无形的魔鬼。毛泽东在他的晚年，对拥有“资产阶级法权”的无产阶级官僚体系(代理人们)进行了义无反顾的最后打击。这就是那场触及灵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然而，打击的也仅仅是魔鬼的化身，魔鬼安然无恙。这是一个伟人最悲壮的远征，这是一次孤寂而苍凉的远征。毛泽东永远留在了这次远征的路上。

　　毛泽东曾经战胜了中国的资产阶级。毛泽东曾经给全世界的资产阶级以沉重打击。毛泽东解放了中国人民。毛泽东给全世界无产阶级带来了希望和勇气。但是，毛泽东终于没有战胜“资产阶级法权”。毛泽东逝世之后，“资产阶级法权”迅速化生出了新生的资产阶级。新生的资产阶级恰恰是他残留的战友，他们在形式上结束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由于，复辟是对历史的反叛，巨大的历史惯性往往会将反叛推入历史的极端。中国极速转向原始的资本主义，中国极速地走向食利社会，中国正在滑向悲惨的原始资本主义深渊。

　　毛泽东走了。全世界向右转。资产阶级的事业欣欣向荣。历史再一次走向了历史的反面。

　　3、资产阶级法权的现实与实现。

　　邓小平敏锐地意识到了“资产阶级法权”的客观性。并且，他的认识，与刘少奇、林彪、陈伯达和张春桥相比，要深刻得多。邓小平明白，可以化生的“资产阶级法权”是难于消灭的。同时，他也清醒地认识到，善用“资产阶级法权”将会极大地提高生产力发展水平。既然难于消灭，就勇敢地接受它，用它来发展生产力。或者，邓小平认为，可以让“资产阶级法权”为无产阶级服务。于是，他撕去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封条。一个巨大的魔瓶被打开了。一场深刻的变革一发而不可收了。“资产阶级法权”是化生的。它就像是一个幽灵，它附着于最阴暗的人性。其生命力极其强大，强大到革命者为其折服。只要给与些微的时间和空间，强大的“资产阶级法权”，就能迅速化育出强大的资产阶级。强大的资产阶级，就能迅速化育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中国经济发展注入了澎湃的动力和活力。举世震惊的经济奇迹发生了。但是，奇迹是有代价的。社会主义中国的准中产阶级(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重新沦为了无产阶级。部分官僚和知识精英不仅仅变成事实上的资产阶级，他们以及他们的亲朋故旧迅速地沦为食利阶级。中国的经济在迅速地发展，中国的政治却在急剧地倒退。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是毛泽东留下的政治封条。当这个封条被揭掉之后，资产阶级就必然重新崛起。那意味着：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结业;资产阶级革命事业开业。中国的新生资产阶级化生于无产阶级的管理层(所谓的资产阶级司令部)，虽然数量很少，但是能量巨大。现代资产阶级的革命事业，已经不再是从肉体上消灭无产阶级了，而是和平地对无产阶级进行权力和财富的占有与转移。中国新生的资产阶级的能力是惊人的。他们在短短一、二十年中，就初步完成了对公共权力和国民财富的基本占有和转移。

　　邓小平可能没有预见到，资产阶级再生后的恐怖状况。在揭掉魔瓶封条的那一刻，他没有为中国无产阶级预备下出路。中国无产阶级手中的“资产阶级法权”被变相剥夺了。他们由领导一切的主人变成了弱势群体。他们由财富拥有者变成了被保障的对象。邓小平既然能够深刻理解资产阶级法权的意义，为什么想不到为无产阶级预备一条出路呢?为什么不在有生之年让无产阶级完成整体转型呢?至少，你可以告诉继承者，中国社会主义的出路在哪里?一句“共同富裕”的遗言，根本无法形成制度与政策的自觉。邓小平之后，中国的经济在历史惯性中继续发展，中国的政治也在历史惯性中继续堕落。作为政治家，邓小平是要对政治选择负责任的。当然，最需要负责任的，是第二代和第三代领导集体。至少，后人应该具备起码的反思能力，后人不能放纵政治经济制度的自由堕落。

　　唯一令人安慰的是，邓小平保留了中国共产党《党章》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在中国，在理论上，无产阶级仍然拥有“资产阶级法权”。这就为未来的新社会主义运动留下了契机。

　　二、哲学的幼稚。

　　中国近代以来的悲剧归根结底是哲学的悲剧。哲学的幼稚必然导致行为的愚蠢。

　　整个二十世纪，中国的知识分子深受德国古典哲学的影响。其中，尤其深受黑格尔辩证法的影响。必须说明的是，德国古典哲学是后发达国家争取民族独立、自主、自由的思想武器。这个理论强调后发展者权力的合法性。笔者将德国的古典哲学称为被压迫者的哲学。康德和黑格尔生活于刚刚完成民族国家整合的德国。以农业为主体的君主制德国需要面对完成工业化的大英帝国和正在工业化的法兰西帝国的严峻挑战。德国需要思想。康德和黑格尔等大批德国思想家应运而生。康德和黑格尔思考了存在的合理性。然而，他们没有来得及思考如何实现存在的均衡。德国的古典哲学没有来得及成为王者的哲学。德国古典哲学缺乏王者雍正圆融的气度。从黑格尔的辩证法到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主要强调的是存在的客观性、合理性和必然性。这是弱者对于争取自身权力的合法性解说。这就自然导出了矛盾与冲突的必然性。存在既然合理，斗争则不可避免。所以，共产主义者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毛泽东深受德国古典哲学影响，写出了自己的哲学著作《矛盾论》。问题在于，无论是马克思、列宁、毛泽东都没有超越黑格尔辩证法的局限性。黑格尔虽然注意到了同一性的问题。但是，黑格尔没有解决同一性的时间和空间均衡的问题。毛泽东延续了矛盾对立统一的判断。对立是分别，统一是执着，这就必然走向事物的反面。应该认识到同一性的永恒性，应该认识到二元对立的短暂性。应该把握同一性的空间均衡和时间均衡。这就是说，存在的客观性、合理性、必然性是相对的。在相对性中，必然存在单一方的极限。高明的政治家不在于挑战极限，而是在于建立高水平的均衡。

　　历史地看，康德和黑格尔的哲学，仍然是基督教伦理的自然延伸。《圣经》是犹太人反抗罗马人压迫形成的思维逻辑和行为逻辑。康德和黑格尔将之进行了形而上学的再诠释。康德和黑格尔的理论是基于德意志民族国家主体性的诠释。马克思比他们前进了一步，马克思理论是基于阶级主体性的诠释。无论如何，本质上这些思维逻辑没有脱离《圣经》逻辑的历史约束。他们的理论是被压迫民族、被压迫国家、被压迫阶级进行反抗的有效思想武器。然而，由于历史的局限性，他们也仅仅是反抗的思想武器。问题在于，反抗成功之后呢?反抗之后，必须建立新的社会均衡。否则，反抗之反抗将成为历史性的轮回。

　　当代中国人未必明白，2000年来，中国人不远万里到印度求取《佛经》，何以不到相对较近的中东求取《圣经》或《古兰经》?因为，中国始终是强大的宗主国。古代中国强大的含义不仅仅是政治上的，也是哲学上的。中国古代历史上，汉民族始终拥有哲学上无与伦比的优势。汉民族即使在军事上出现问题，被外族征服和占领，哲学的优势也一刻未曾消失。汉民族会用文化消解军事上的征服和占领。古代中国根本不需要被压迫者的反抗哲学。相反，中国拥有系统的王者哲学。然而，中国的王者哲学，随着宋明理学的兴起，开始了异化的过程。近代以来，形势发生了逆转。异化了的王者哲学遇到了活泼的工业革命。中国沦为了国际政治中的弱者。中国异化了的王者哲学无力解释也无法解决被西方殖民的问题。于是，中国人开始在西方哲学中寻求答案。德国古典哲学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弱势中国的选择。其中，发端于德国古典哲学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成为中国现代社会实践的有力思想武器。甚至，异化为近乎宗教的思维逻辑。

　　近三十年来，中国人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反思。但是，仍然处于弱势的中国人，很难完成对于德国古典哲学的批判和超越。我们从德国古典哲学左的分支，又倒向了德国古典哲学右的分支。我们还没来得及超越唯物主义，又陷入到了极端理性主义。这一次的陷入，更为深入和彻底。我们是如此地执着于“科学”和“发展”。所谓的科学，不过是物理意义上的理性;所谓的发展，不过是经济意义上的赶超。弱势的中国人急于“现代化”。然而，忽略了天理和人性的中国人，已经找不到现代化的真正内涵。现代化被庸俗化为数字游戏。我们正是在理性中丧失了天理和人性。谁说中国人不信教?谁说中国人不迷信?我们六十年来陷入深度的“现代化”迷信之中。忘却了自我，忘却了祖宗，忘却了天地，我们虔诚地祈求“现代化”，自豪而光荣地走向毁灭。

　　哲学上的迷失，导致了文化上的卑贱。现代中国人在经济迅速崛起的同时，无意识地进行了文化上的自残。建国六十年来，这一自残的过程越来越严重。中国所谓的现代化过程，是一个被西方文化同化的过程。我们几乎已经失去了自己的语言。现在的中文，不过是用汉字罗列的西方概念和逻辑的集合。文化的自残使得精神的殖民得以畅通无阻。中国人在“科学”与“发展”的逻辑下，自觉成为西方300年殖民历史进程中金融殖民的组成部分。西方300年的殖民历程是全面而深刻的，军事殖民是初级阶段，经济殖民只是中级阶段，文化殖民才是高级阶段。中国已经开始进入了西方殖民历史进程的高级阶段。就经济而言，任何殖民地和战败国都未曾像中国这样，以令人吃惊的规模和速度向西方国家转移财富。同时，任何殖民地和战败国也未曾像中国这样彻底丧失文化自信。中国人对于西方的迷信远远超出了西方人对于上帝的迷信。文化上的自甘为奴，必然导致经济以至于政治的自觉奴化。西方人用中国人提供的借款，享受着前所未有的国民福利。而中国，在获得数字(GDP)的同时，正在整体性地失去“资产阶级法权”。就哲学意义而言，中国并没有逃脱被殖民的悲惨历史命运。

　　中国人在哲学上的幼稚，仍然在制造中华民族历史性的灾难。

　　三、未完成的使命。

　　二十世纪，中国人进行了四种资本主义实践。

　　第一种，是慈禧在满清末年意图进行的皇权垄断资本主义。

　　第二种，是蒋介石在民国时期进行的家族垄断资本主义。

　　第三种，是毛泽东在新中国进行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第四种，是邓小平在改革开放时期意图进行的社会资本主义试验。

　　这并非危言耸听。嚷嚷了六十年了，其实我们始终没有真正进入社会主义。今天，我们距离社会主义不是更近了，而是更远了。

　　虽然，从历史的发展脉络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进步。但是，距离人类文明的发展水平仍然存在着显着的差距。最为严重的是，中国人无法清醒认识这种差距。他们在形而上学的误导下，仍然在沉醉在严重的误判之中。

　　1、旧社会主义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笔者在阅读德国宰相脾斯麦传的时候，深感震撼。其思维逻辑与中国的旧社会主义逻辑惊人的相似。脾斯麦的皇权垄断国家资本主义，使得初生的德意志农业国家迅速实现了工业化，并崛起为世界强权之一。日本人成功复制了德国人的经验。此后，俄国人、中国人以及其他后进农业国家，用党权代替皇权，实施了党权垄断资本主义，迅速实现了各自国家的工业化。当然，也有个别国家走了极端，将党权家族化，变相退回了脾斯麦的皇权垄断资本主义，朝鲜就是一个经典的案例。

　　笔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一旦与民族主义相结合，其结果只能是脾斯麦主义。笔者认为，在旧殖民主义的时代，社会主义是超越现实的空想。脾斯麦的逻辑倒是发展中国家的最佳选择。或者说，唯一正确的道路。毋庸置疑，斯大林对此有着深刻地认知，他毫不犹豫地将自己变成了红色脾斯麦。至于用皇权或者用党权来实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那要根据国情来决定。从这个意义上讲，毛泽东的选择同样是明智的。或许，可以说这是当时中国唯一正确的出路。那些批判毛泽东专制的人们，没有站在哲学的高度上审视历史，仁慈专制有时候就是最快捷、最有效和最经济的民主形式。

　　笔者认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被压迫国家的无奈选择。它是巨大外部压力下的强人政治的发展模式。一旦外部压力弱化，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会迅速异化，成为家族垄断资本主义。二十世纪的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均未逃出这个历史的宿命。南美如此，前苏东如此，北非中东如此，中国显然也未能免俗。中国正在经历由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向家族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毋庸置疑，家族垄断资本主义是原始资本主义的一种形态。家族垄断资本主义是没有褪尽的封建主义余孽，它仍然鼓励在政治和经济上的血统传承。它需要经历漫长的革新来实现向社会资本主义的过渡。至于社会主义，那仍然是中国人的一个美丽的梦。

　　社会主义的根本特征是去除强权对于政治经济的一切垄断。社会主义反对的就是封建特权和资本特权。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全社会共同拥有财富、全社会共同创造价值和全社会共同分享成果。社会主义追求的是民族共和、社会共治与社会共享。社会主义反对皇权专政，反对资产阶级专政，也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任何强权垄断的模式，都是与社会主义背道而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