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社会主义

（３）

中国的房价下跌，本质上是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同实物商品短缺引发的危机（比如歉收）不同，特点是一旦在初期抑制不住，会以指数级别迅速恶化。而初期抑制不住的原因，就是市场里的多方，知道问题的严重性，但已经没有弹药灭火；有筹码的政府（可以以资金救市，强制关闭交易所，甚至军管），由于官僚的畏缩迟钝和政治博弈，而无法及时正确应对。2008年危机，世界的一大好运，是保尔森作为职业金融家，及时当上了财长，他既懂行也有行政资源（总统的信任）。

所以中国内地三线城市的房价一跌，站在第一线的市长们是清楚的，但手里没有弹药，要等省或中央的文件。“二建”预先成立，就是预置一个“尚方宝剑”的期权，一旦局势恶化到触及红线，自动兑现，市长就上电视，说大家安啦，空包弹空包弹，大家明天一早去“二建”登记，嘛事没有了。大家一听，就以为政府管起来了，一多半人就放心了，肯定不上街了。

参加“二建”的房主，就自动把弹药提供给了市长，因为这部分房子不会恐惧性抛售，不会进一步压垮房价。而且将来何时分批投入市场（松绑），走出有利于维持房价的节奏，那由公司说了算。

97金融风暴后，香港有大批“负翁”（负资产持有人，再继续供房贷并不划算），其中相当多的人同银行再签供款协议，维持低强度供款。银行也没办法，再逼你，你断供银行更麻烦。“二建”等于是把愿意保房子的“负翁”们集中起来，由“二建”的律师团出面，再去“团购”新供款协议，从而尽可能捍卫了业主（弱势方）的利益，平稳了社会局势。

这一步，同王岐山的法宝一样，是“以治标赢得治本的时间”。治本，就是一旦房价全面公开下行，北京先放任市场炒房资金向一线城市集中避险（从而维持一线房价），而中央政府的筹码，则专注于中部地区，把东部发达地区很多繁忙城市的市政管理作业，通过无纸化+远程通信，转移给人力成本低的中部对口城市。美国的做法，就是外包给班加罗尔的印度客服公司，但中国的商户诚信度低，敏感资料不能交给民间企业处理，只能由央企的子公司或对口内陆市政府承办。这样，既削减了发达地区的行政成本，也给中部提供大量就业。就业稳定了，就敢买房，刚需总还是有的。这样，恐慌性抛售被“二建”束缚，需求又逐步涌现，内地的房价就有希望稳住。而且既然市政作业可以异地完成，上海大企业的文书作业也可以外包，这就带领了商业潮流。

另一个可以施惠于中部的政策，就是优先在中部批准试点“三铁”，鼓励在中部地区，以西安/长沙等地为节点，建立南北走向，互相衔接的“三铁网”，从而带动经济和沿线地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