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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0年代初，毛泽东在延安曾经这样对周扬等人谈及什么是“政治”：“政治是什么?政治大体上可以分两方面。一个是政权机构——政党,这是上层建筑里面实的部分。虚的部分是政治思想、政治态度、政治观点。”[①]新中国建立时期，中共中央在竭力抓“政权机构等上层建筑里面实的部分”确立和巩固的同时，也密切关注“上层建筑里面虚的部分”的“破旧立新”。1951年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是新中国成立后在思想文化领域开展的第一次批判运动，旨在批判历史唯心主义、改良主义和个人主义思想，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历史观，确立与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政体相一致的新国家意识形态。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贯彻执行，学术界开始了对批判电影《武训传》事件“党性和科学性相统一”的研究。有关权威部门修撰的史书对这个事件基本观点为：《武训传》创作者的本意是好的，但影片的主题是有问题的，影片艺术手法、情节上也都有失当之处;毛泽东发动批判《武训传》的目的是为了宣传历史唯物主义，批判“资产阶级错误思潮”;批判本身有着重大的积极作用，存在的缺点在于批判的方式、方法失之于“片面和上纲过高”。[②]但另一方面，不时有诸如“小题大做”，“毛泽东错误的理解了武训”，“错误的发动了批判运动”，“关键在于未有将学术问题、艺术问题与政治问题区分开来”的言论发出。有的学者仍在感慨：“假若毛泽东不是以领袖的身份出面，不带那么大的情绪化的话，就没有那么多的政治指责，那种讨论就应当是有意义的”。至于那些“历史虚无主义者”更是拿该事件做文章，“肆意歪曲当代中国的历史，丑化中国几代领导人”。

　　本文通过史实考证，从新中国成立前后确立新国家意识形态的宏观背景和电影《武训传》公映后出现的“思想混乱”体现出的问题实质，论述了毛泽东决定发动批判《武训传》运动的严肃和审慎的政治思考，说明毛泽东发动这场批判运动是“理固如此，不由不发”;并且论证了这场思想政治教育运动发动后，尽管在贯彻执行过程中发生过一些“简单”、“粗暴”现象，但恰恰是毛泽东本人，在从政治原则的高度要求严肃对待《武训传》讨论的同时，一再强调“重要的不是武训和《武训传》”，“主要是提高思想认识”，“对事不对人”。

　　正如习近平同志在2010年7月21日全国党史工作会议上指出的：“深入研究党的历史，认真学习党的历史，全面宣传党的历史，是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研究批判电影《武训传》运动的意义，不仅仅是“正本清源”，还历史一个本来面貌的问题，更是一项“充分发挥党的历史以史鉴今、资政育人的作用”的政治任务。基于此，本文还提出了解放初期批判《武训传》的历史意义，以及对我们现在的意识形态安全及建设的启示意义和理论思考。

　　一

　　如同每一个“新时代”来临的时候，都需要反映这个社会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并为其服务的意识形态一样，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后，确立新国家意识形态工作的必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与以前所有的“新时代”来临有着本质区别的是：已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新中国，在“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的同时，“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③]其次，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不能自发地产生”,“必须从外部自觉地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灌输到工人阶级中去。[④]

　　社会主义革命性质和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特点，使得新政权的确立新国家意识形态工作具有强烈的开创性、革命性和艰巨性。然而，建国之初，承担思想文化教育等意识形态领域工作的知识分子主体，是中共从原国统区(新解放区)接收的知识分子。1947年后，随着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对原国统区的大批知识分子，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采取了“包下来”的政策。大量使用这些“区别于旧式文人或士大夫的新式的大小知识分子”[⑤]，是由于“我们没有艺术家、记者、作家、教授、教员。这些人都是国民党留下来的。因为我们拥有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太少了。”[⑥]

　　对于这些知识分子，毛泽东充分肯定他们的爱国、进步立场和革命倾向，十分重视他们在新中国建设中的作用。由于他们长期生活和工作在旧社会,其中大多数人又出身于非劳动人民家庭,接受的基本上是资产阶级教育等原因,因而毛泽东认为就世界观和立场而言,他们中的绝大多数还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这些知识分子之中，有许多人是“积极参加民主革命的进步知识分子”，但“由人民的立场再进一步站到工人阶级的立场，那是更难的一件事”[⑦]。至于美国以艾奇逊为代表所寄予希望的，在中国有“一层薄薄的社会基础”的“人民中国的中间派，或右派”，毛泽东认为其中绝大部分都是可以争取的，但必须对他们的思想进行批评、教育和改造。

　　建国前后，在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间普遍流行的，是把中国的问题归结为诸如“缺乏教育”、“工业落后”、“乡村失调”、“腐败”、“科学不发达”、“卫生落后”等具体原因，认为只要一个接一个地研究解决这些具体问题, 就能最终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政治主张。显然，这些思想主张，由于没有触及当时人民遭受苦难的制度根源，回避阶级斗争和人民革命，实质上就是“改良主义”，它与中国共产党人进行彻底的社会革命，求得“根本解决”的政治主张是有本质区别的。而在那些“自由主义者”、“民主个人主义者”中间，仍然存在着对中共是否有能力执掌新政权有所置疑，对中国共产党讲的民主满腹疑惑，幻想依靠美国等西方国家来帮助中国实现西方式的“民主”和“自由”，对新政权“一边倒”政策的持不理解等的思想态度。

　　建国初期，针对中共从原国统区(新解放区)接收的知识分子在数量上占主体地位，以及他们的意识形态与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存在着本质差别的现实，毛泽东曾经无不感慨地说：“我们在文化界的进步力量还小，文化队伍中的‘人民解放军’太少了。”[⑧]在新民主主义的中国，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在允许在一定范围内继续存在的，但新中国必须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唯一的指导思想。1949年7月30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公开发表以《美国与中国关系》为题的白皮书，立即引起毛泽东的高度关注，连续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友谊”,还是侵略?》、《唯心历史观的破产》等一系列文章。这些文章通过批判艾奇逊白皮书的唯心史观，揭露了美国对华政策的侵略本质，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阐明了中国革命发生和胜利的原因，批评了部分知识分子头脑中的“恐美、亲美、崇美”思想。

　　总之，新生政权对确立自己意识形态的内在需求;无产阶级革命崭新性质和历史使命;思想文化领域的“战线”和“方面军”的作用;开国时期特殊政治环境;资产阶级及其阶级思想意识存在的长期性;思想文化领域仍然是旧知识分子在人数上占主体地位的状况;以及中共建立以来意识形态领域工作的经验教训等因素，使得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在建国之初，不能不把意识形态和知识分子问题，看成是关系到新生的政权能否得到支持和巩固的关键问题之一，看成是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实行国家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前提之一。[⑨]在此历史语境下，建国初期，毛泽东与中共中央高度重视进行着思想文化教育领域的“破旧立新”。“破旧”即破除和清理旧的观念上层建筑与政治上层建筑，内容为进行思想改造、文化批判，及破除旧国家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与制度支撑。“立新”即进行新国家意识形态的教育、宣传以及建立新意识形态的政治上层建筑。

　　二

　　电影《武训传》是1948年7月，由当时的中国电影制片厂(“中制”)正式投拍的，旋即因为战火而停拍。新中国成立后，上海私营的昆仑影业公司决定通过修改剧本来上马。影片的编导者孙瑜等人以“积极主动力求与身处其中的当下新中国政治语境保持一致”的真诚[⑩]，对剧本进行了修改。把原剧本的歌颂武训行乞兴学、劳苦功高的所谓“正剧”转变为评叙武训认定“念书方能救穷人”，并为之奋斗一生的“悲剧”。影片加入了许多所谓的“把解放前反动政权压制下，许多不准说的对话和不准明显地表现的革命行动明朗化起来”的内容[11]：诸如互相映衬的武训与周大“一文一武”反对封建统治的斗争;“统治阶级对武训施行阴谋的伎俩”;武训含笑看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入城式，以及把毛主席的画像与武训画像并联等的情节。这样，新剧本武训形象被演绎成为“劳动人民学文化求解放的模范”，“为人民做牛马的精神的典型”，“千古一人”。

　　这种把“中国人民革命”嫁接到原主题的主观努力，在实际效果上既削弱了对原主题的表现，又呈现出对新意识形态的“相违”和抵牾。这主要表现在影片“阶级矛盾”的叙事背景却产生不了“阶级反抗”的叙事结果;“读书识字而不是阶级斗争方能解救穷人”;武训“向地主老财卑躬屈膝、忍辱挨骂乞讨”;“武训与地主士绅的合作办学”;“作为反衬的周大领导农民革命却失败了”;“把解放了的中国人民暗示为武训事业的继承者”;“苦操奇行”的个人奋斗和个人反抗精神，等等。本来如果就是一部单纯表现武训行乞办学的影片，尽管“不合时宜”[12]，也不会遭致那么多政治非议，但影片在建国后的修改偏偏对“关涉到中国人民的历史的道路”，做了不正确的诠释，这就超越单纯的电影艺术本身了。后来批判《武训传》，也就根本不是什么“毛泽东错误的理解了武训”，“未有将学术问题、艺术问题与政治问题区分开来”等问题了。

　　作为曾经长期生活在国统区，主观上努力追随新时代的艺术家孙瑜等人来说，他们希望寻找一个偶像来歌颂新中国，以表示对于劳动人民政权的拥护和热忱，其精神也是可贵的;只是由于他们的教育背景、经历，再加上《武训传》电影本是一个现成的半成品，于是《武训传》在解放后修改的实际结果是“南辕北辙”和“画蛇添足”。

　　从一开始，包括夏衍等上海文艺界领导人在内的许多人，对此时拍摄此片有所疑虑[13]。但剧本和影片最终都顺利通过审查，这与当时“新民主主义中国”政治大背景下，中共对原国统区知识分子的文艺作品，采取以“团结为主，改造为辅”的方针，以及当时为了“驱除西方电影”而制定的相对宽松的电影政策等因素紧密相关。新剧本于1950年初获得审查通过，并于2月投入拍摄。是年底，《武训传》在上海试映，随即于1951年初在京、津、沪等地公映。

　　看过《武训传》对中国历史、中华民族、中国革命、教育和个人奋斗的作用等重大问题的艺术诠释，毛泽东是不满意的，因为这些诠释充斥着唯心史观、改良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思想观点。如果把武训行乞办学放在中国近代革命历史发展的具体环境看，毛泽东不认可把武训比拟为“农民革命的典型代表”， 而认为武训道路的实质是回避革命的基本问题(政权问题)，背离革命的主要形式(武装斗争)，向着封建统治阶级屈膝投降。至于《武训传》那些“把武训的革命行动明朗化”的内容安排，尤其是影片中“农民革命最后还是失败了”的情节处理，毛泽东认为这是用“似是而非的马列主义外衣下”表现出来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毛泽东这一判断，在他为《人民日报》写的1951年5月20日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中有充分体现：

　　“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

　　“向着人民群众歌颂这种丑恶的行为，甚至打出‘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旗号来歌颂，甚至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这难道是我们能够容忍的吗?”

　　当时，中共中央执行的政治路线是按照《共同纲领》确立的，团结包括资产阶级在内的最广泛群众的“建立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毛泽东在此时也是抱着“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 [14]的谨慎心态，一再强调“不要四面出击”。作为一个擅长把握全局、讲求政治策略，视“统一战线”为战胜敌人的一大法宝的大政治家，毛泽东并没有轻易出面去批判一部具体的文艺作品。尽管很不满意《武训传》这部影片的表现失当和失误，毛泽东没有立刻要求批判此片，叫停影片的公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