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春秋时期，汲取夏商两个朝代统治经验教训而完善的“周礼”，已经趋于全面崩溃状态。“礼坏乐崩”就是当时社会状况的经典表述。这个时期的一些具有先进思想的人物，拿起了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的思想武器，开始了政治上建立封建社会制度的各种尝试;极力维护奴隶制统治的腐朽没落政治势力，进一步发展了唯心主义的宗教“天命”观，力图全面发展“礼制”思想，从而恢复周文王、周武王的“礼制”。在这股腐朽没落势力中，最典型的代表是“儒学”创始人、奴隶主贵族阶级重要的唯心主义哲学家孔子。

　　孔子(公元前551年—公元前479年)名丘，字仲尼，生于鲁国陬(音：zou。)邑(今山东曲阜)。他的祖先是宋国奴隶主贵族，因战乱迁居鲁国。青年时期的孔子当过仓库管理和管理牛羊的小吏。中年时期当过三个月的司寇(掌管刑法的大官)。【孔子生鲁昌平乡陬邑。其先宋人也，曰孔方叔。方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纥(音：1、he;2、ge。)。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孔子贫且贱。及长，尝为季氏史，料量平;尝为司职吏而畜蕃息。由是为司空。己而去鲁，斥乎齐，遂乎宋、卫，困于陈、蔡之间，于是反鲁。……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摄相事，有喜色。门人曰：“闻君子祸至不惧，福至不喜。”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乐其以贵下人’乎?”于是诛鲁大夫乱政者少正卯。……齐人闻而惧,曰：“孔子为政必霸，霸则吾地近焉，我之为先并矣。盍致地焉?”……郑人或谓子贡曰：“…累累若丧家之狗。”子贡以实告孔子。孔子笑曰：“形状，末也。而谓若丧家之狗，然哉!然哉!”《史记.孔子世家第十七》】

　　孔子一生致力于恢复周文王、周武王创立的“周礼”政治制度，可以说是立场坚定、不遗余力、终生不悔。面对“礼坏乐崩”的奴隶社会，孔子不仅全面系统地赋予了“礼制”以新的思想内容，而且将唯心主义哲学思想彻底系统化。孔子的思想体系主要包括唯心主义天命观和唯心论的先验论、礼和正名的思想、仁的学说等，下面就孔子的一生及思想逐个简述。

　　1、孔子完全站在腐朽没落得奴隶主贵族统治阶级立场上，终生致力于挽回“礼坏乐崩”的社会梦想。

　　孔子为了恢复周文王、周武王的礼制开办私学，广收弟子，“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二”。不仅极力培植恢复“礼制”人才，而且在“周礼”基础上通过完善、充实，创立了一个完整的统治不同层次人民的统治阶级哲学体系。

　　在政治实践上，孔子与学生一道周游列国，耗时数十年、历经多个诸侯国兜售统治人民的哲学思想。由于孔子完全逆历史潮流而动，四处碰壁。其狼狈之状，正如孔子承认的那样“累累若丧家之狗”【孔子笑曰：“形状，末也。而谓若丧家之狗，然哉!然哉!”《史记.孔子世家第十七》】。即使如此，孔子仍然毫不气馁，乐此不疲。

　　从各种古典籍记载来看，各诸侯国所出现的进步的思想及行为，孔子都要痛加贬斥。如鲁昭公29年(公元前514年)晋国铸刑鼎以公布法律条文，仅仅对奴隶主的杀人特权稍作限制;鲁哀公11年(公元前485年)鲁国大夫季氏实行丘田赋(按田亩征调军赋)，这些实现封建化改革的重大措施，孔子都认为不和“周礼”而大加反对。至于新兴封建势力夺取政权，孔子更是痛心疾首，认为是大逆不道的“犯上作乱”，号召诸侯国以武力讨伐。

　　孔子由大司寇代行丞相事(“由大司寇行摄相事”)后，喜不自胜(“乐其以贵下人”)之状连门人都感到吃惊，活脱脱一个小人得志像。首先立即诛杀宣传进步思想的少正卯。

　　关于少正卯，虽然历史记载不多，《荀子.宥(音：you。)坐》篇称他为“鲁之闻人”，可见在当时的鲁国也是一个相当有影响的大夫。少正卯和孔子是同期聚徒讲学的人，不过他讲的内容与孔子不同，他认为奴隶制应该结束。由于他讲的社会革新道理符合大家的愿望，所以弄得“孔子之门，三盈三虚”(《论衡.讲瑞》)，三番四次把孔子的学生都吸引走了。

　　孔子之所以首开“因言杀人”，并非为了几个学生，而是少正卯要摧毁奴隶制，这是不能容忍的。极端仇视少正卯的孔子，宣布其五条罪状：“心达而险，行辟而坚，言伪而辩，记丑而博，顺非而泽。”(《荀子.宥坐》)把少正卯抓来杀掉。这五条罪状，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

　　一是通达古今，知道事物变化规律，要求新兴封建势力起来掌权，是个危险分子。

　　二是不按礼制行事，主张“法制”，坚持要实行社会革新。

　　三是花言巧语，强调人力胜过天命，为封建势力夺取政权辩护，把社会革新的道理讲得头头是道。

　　四是广泛搜集奴隶主统治阶级的丑悪行为，用大量事实根据来论证社会变革的必要性。

　　五是大力宣扬支持反对奴隶制的言论，并且总结提高，对老百姓有很大的煽动性。

　　由于孔子掌权后的狰狞面目，引起了周边国家的极大不安。如：“齐人闻而惧,曰：‘孔子为政必霸，霸则吾地近焉，我之为先并矣。’”(《史记.孔子世家》)不仅四邻不安，鲁国的进步势力也感到了威胁，三个月后，孔子就离开了权位。

　　总之，孔子一生都以宗教般虔诚之心，为恢复周礼而肝脑涂地，至死不悔。

　　2、孔子的唯心主义天命观和唯心论的先验论

　　为了维护奴隶制，孔子不仅继承了“天帝(或上帝)”观，而且给天赋予了人格、意志，认为天是人的死生祸福、国家兴亡、社会文化传承与否的最高主宰。仅仅论语记载孔子宣扬天命观多处。如：孔子认为天命有绝对的主宰权，不可抗拒。“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论语.季氏篇第十六》这就是说，作为统治者(君子)，对于天的安排、对于天子和诸侯的话、对于周文王周武王遗留下来的礼制文化，必须敬畏，不得抗拒。又如：“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论语.子罕篇第九》;“子曰：‘天生德与我，桓魋(音：tui。)其如予何?’”《论语.述而篇第七》;“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幸短命死矣’”《论语.先进篇十一》更多的如：“道之将行，命也;将废，命也，公白寮其如命何”，“亡之命矣夫”，“不知命无以为君子”等等。

　　孔子之所以把天命放在第一位，主要是当时的进步社会活动家、民众和奴隶已经把天命降低到人事以下了。为了和这种进步思想对抗，强调一切事物都是天主宰的结果，绝对不可抗拒，从而维护周礼。

　　至于象征祖宗的鬼神，孔子虽有“敬鬼神而远之”“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论语.先进》)之说，但并不是孔子不信鬼神。因为孔子对祭祀是非常看重并认真的，“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与祭，如不祭。’”《论语.八佾》)可见孔子把鬼神是同天一样看待的。这是符合他的政治立场的。

　　孔子更是唯心主义先验论的祖师爷。对知识的来源，孔子认为可以生而知之。“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论语.季氏》) “唯上智与下愚不移。”《论语.阳货篇第十七》在孔子看来，知识是生来就具有的，而不是后天的学习积累。关于知识来源的唯心主义先验论，就是为维护奴隶主贵族统治服务的。统治者正是主宰一切的“天”赋予其知识，用来治理百姓的。最高的统治着就是“生而知之”，次一级的就是“学而知之”，再次一级的就是遇到困难才学习的，最差的就是遇到困难也不知道学习的。至于劳动者，是生来劳动的，是为上至天子、下至达官贵人统治者服务的，没有知识也是天定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论语.泰伯》)更加完善了统治阶级的统治术。这就论证了奴隶主贵族统治奴隶的“天然合理性”，为世袭的奴隶主等级制度制造了“理论”根据。这既是孔子的天命观，也是孔子尊奉的以血亲为基点的宗法等级制的政治需要。

　　3、孔子的政治思想—礼

　　礼，指的是周文王周武王借鉴夏商统治的典章制度及社会统治效果基础上，编制、完善的政治、经济、军事、人的生活起居、死生等等，人类社会成员的等级规范及道德规范。奴隶主贵族通过“礼”的要求，把各类人(如：天子、诸侯、卿大夫、民、奴隶等等)限定在一定的范围之内而实施统治。上至天子，下至诸侯、卿大夫根据其所处等级，对下一级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包括支配权、残酷处罚(如：砍去肢体、割耳、剜眼等等)及生死处置等等。虽然“礼”的全文已经失传(现在人们对“礼”的了解，主要是通过《四书五经》及其他古典籍所载而知。)，根据汉代以前出土墓葬中不同等级的奴隶主，死后由不同数量、年龄的健康奴隶陪葬，可见一斑。正是奴隶制等级制度，和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氏族宗法制度，构成了礼的基本内容。社会面对如此残酷、禁锢社会进步的礼治，孔子不仅坚决拥护，而且终生致力于恢复。“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世人评价孔子说：“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者”(《论语.宪问》)，是确切地描述了孔子恢复礼制的一生。

　　在政治上，孔子认为“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绝对不允许“自诸侯出”，更不允许“陪臣执国命”，至于老百姓则不能议论国家政治(“则庶人不议”)。就是说：“天子”具有最高主宰权，诸侯不得僭越;诸侯的等级权力，卿大夫不得僭越;卿大夫的权利，辅助卿大夫办事的“陪臣”不得僭越;老百姓更不能议论政治。【孔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论语.季氏》)

　　在家族关系上，孔子主张“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中庸.十六篇》)【关于“仁”，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克服自己的欲望按照周礼要求去影响、照顾他人，关键是影响、照顾自己的亲属最为主要。义的要求就是根据自己的等级地位做事，最为主要的是尊敬贤者。照顾关爱亲属有远近亲疏之别，尊敬贤人有等级之别，都是周礼应有之义。孔子提出“仁者，人也，亲亲为大”这个原则，正是纠正各个诸侯国奴隶主贵族内部普遍发生的弑君、弑父夺权而言的。为了维护这个原则，孔子又说：“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原文: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音：rang;意：偷。)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论语.子路》)】这段话的意思是说：“父亲做了坏事，儿子要给予隐瞒;儿子做了坏事，父亲要给予隐瞒，正直就在这中间了。”除了父子亲属间互相隐瞒不道德或犯罪外，君臣上下之间臣要隐瞒君王的不道德或犯罪，下级要隐瞒上级的不道德或犯罪，而绝对不允许以下犯上的行为存在。孔子对鲁昭公的违礼行为，就是包庇隐瞒，对于以下犯上则严加追究惩处。这就是“尊贤有等”。这种“亲亲为大”的原则，是通过对家族内部的爱，来消弭贵族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它不仅符合以血缘关系为主的氏族统治规范周礼，而且能够维护这种统治的延续和加强;它是对周礼的完善和强化。由此可见，孔子的所谓爱是统治阶级内部的爱，而绝不是对奴隶及庶民的爱。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亲亲为大”也是几千年来“任人唯亲”的来源。

　　孔子是严格主张恢复周礼的等级制的。他认为执政的首要任务就是恢复“名分”。 所谓“名分”，是指每个人根据周礼所处的政治经济地位。卫出公辄的父亲聩被其父卫灵公驱逐出国。灵公死后，孙蒯辄继位。其父蒯聩要回国继位，遭到蒯辄拒绝。子路就问孔子：“假如要你去执政，你要先做什么?”孔子说：“必须首先要正名分。”子路说：“你这是不切实际的迂腐。怎么去正名分?”孔子说：“子路你说话太粗鲁了。你不知道名分的重要才怀疑无法正名分。如果名不正，说话就不能理直气壮。说话不能理直气壮，事情就办不成。事情办不成，礼乐也就不能实行。礼乐不能实行，刑罚就不会得当。刑罚不得当，老百姓就不知道怎样做了。所以君子定下名分一定要说得出来，说出来一定要实行。”【原文：子路曰：“卫君待子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论语.颜渊》】

　　孔子之所以如此注重名，是因为各诸侯国“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已经普遍发生，“名存实亡”或“有实无名”、或“名实不符”到处可见。私田、丘田赋(按田亩征收军赋)、大夫掌权、诸侯使用天子礼仪等等各种封建制的“实”，已经不符合周礼的规定标准这个“名”。要想恢复周礼，就必须纠正“名不副实”或“名存实亡”或“有实无名”的混乱局面，使得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等级地位中生活。可见，这里的“名”“实”，只是指周礼标准下的奴隶主贵族内部不同人的政治经济地位，还不是逻辑学意义上的“名”“实”概念。

　　从上述“礼”的政治要求、家族要求、名的要求综合来看，孔子的“克己复礼”，完全是从新生的封建制倒退到奴隶制。由此可见，孔子所创立的儒学完全是为恢复周礼服务的，是系统的复辟倒退的学说。由于违背了社会发展规律，孔子到各诸侯国宣扬其学说，得不到任何诸侯国统治者的赞同和实施。“累累若丧家之狗”，确切地描述了孔子游说各诸侯国的失败现状。

　　4、孔子的道德伦理学说—仁的学说

　　为了维护恢复周礼这个政治目标，孔子从道德伦理方面提出了“仁”的学说。“仁”这个词在孔子之前已经常使用，但作为哲学范畴提出，是从孔子开始。孔子提出的“仁”，成了中国哲学史上一个重要的范畴。

　　“仁”，这个概念在《论语》中多处谈到，《中庸》也多有涉及，但对“仁”最主要的论述，是孔子和颜渊及孔子和樊迟的对话。孔子和颜渊对话概括了“礼”和“仁”的关系，说明了“仁”的学说的基本内容;孔子和樊迟的对话，概括了“仁”的宗旨。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颜渊问什么是‘仁’呢?孔子说：‘克服自己的各种欲望，把欲望纳入周礼的规定范围就是仁。一旦每个人都能克服自己的欲望，按照周礼的原则言行，天下就都归于仁了。’”

　　那么，“克己复礼”都包括哪些内容呢?颜渊接着问。

　　“颜渊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颜渊问：‘克己复礼都有那些方面呢?’孔子说：‘不合乎周礼的事情不要去看，不合乎周礼的话不要去听，不合乎周礼的话不要去说，不合乎周礼的事不要去做。’”

　　孔子的“克己复礼”，主要是针对当时奴隶主贵族统治阶级内部破坏周礼、犯上作乱、弑君弑父的“无道”行为普遍发生提出的。孔子的唯心主义世界观，根本看不到这些“无道”行为，是新的经济利益和经济关系所驱动下产生的;反而认为是奴隶主贵族内部缺乏爱才产生的。这就是孔子与樊迟对话中，对“仁”的另一个解释，也是对“克己复礼”的进一步解释。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爱人”并非爱一切人，而是按周礼的要求去“爱”。这个要求就是，对有血缘关系的人按亲疏有别的原则去爱，对同一等级中的贵族，按“贤能”程度去“爱”。孔子的原话就是：“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中庸.十六篇》。这段话在前面已经解释过，不再赘述。)孔子所说的“爱人”，是在周礼要求的范畴中去“爱人”，绝不是“爱”一切人。孔子之所以把“仁”作为最高道德规范，意在提倡贵族统治者内部人员，互相之间在爱的基础上妥协退让，通过遵守周礼，规范自己的言行，消除这些“无道”行为的发生，以便保持统治阶级的长治久安。但是，“克己复礼为仁”“仁者，爱人”，根本无视当时社会发展了的生产力，所催生的新生产关系对奴隶制的冲击，与当时的社会发展是背道而驰，所以根本不可能实现。

　　对于怎样才能做到“克己复礼为仁”“仁者，爱人”，孔子也提出了一些基本原则。他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裕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又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这两句话的意思是说，我自己希望达到的，也要想办法使别人达到;我自己不愿意的事情，就不要强加到别人身上。当然，如前所述，这种做事原则，只适用于血缘关系内和同等级的人之间。

　　对于等级社会的“下”位如何对待“上”位，也就是“下”位人员如何对待“上位”位这个问题上，又怎么行使“仁”呢?孔子提出了“忠”的原则。“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曰：‘君事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听了孔子的回答后，齐景公说：“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栗，吾得而食诸?”齐景公的回答，是对孔子的原则的最好注解)(《论语.颜渊》)“下”如何对带“上”，《论语》中阐述很多，唯一的原则就是完全“忠”顺，绝对不能“犯上作乱”。

　　对于处于同一等级的人，又如何实行“仁”呢?孔子提出了“恕”的原则。“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这段对话的意思是说，“子贡问：‘有没有一个词作为终身处事原则呢?’孔子说：‘就是恕!自己不愿意的事情，不要强加到别人身上。’”

　　孔子的“忠恕之道”的“忠”，其实质就是对“主子(上)”要“忠”，既要为其衷心谋事(“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论语.学而》)，又要绝对顺从(《论语》对孔子恭谨之态有多处描述，仅录其一处记述如下：“入公门，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门，行不履阈。过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摄齐升堂，鞠躬如也，屏气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颜色，怡怡如也。没阶，趋进，翼如也。复其位，踧(音：cu)踖(音：ji)如也’”《论语.乡党》);“忠恕之道”中的“恕”，就是指不同等级的统治者对其亲属要按亲疏关系去关爱、照顾，对同等级的人中要按“贤能”的程度去关爱，绝不是对庶民和奴隶的爱。历代统治阶级正是掌握了百姓不识字，无法知道“忠恕之道”的本质，采用种种花言巧语，来愚弄百姓。他们笼统地说“忠”于“主子(上)”是顺应天命，是积德行善，是为来生创造条件;“恕”就是“爱人”。其实，孔子的“恕”是不包含一般庶民和奴隶的。如：“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论语.宪问》)奴隶主是绝对不会去“爱”奴隶，地主也绝对不会去爱长工和佣人的。如果说剥削者有时也会给劳动者一点小恩小惠，完全是为了从劳动者身上榨取更大的收益。正如现在的许多资本家、官僚吹捧儒学的目的一样，就是一边利用话语权宣传一些似是而非的孔孟之道，使其盲目认同而不反抗不思索为什么怎样辛勤劳动也无法改善生活条件的原因，一边拼命榨取劳苦大众所积累的财富。要掩盖压榨剥削的实质。

　　由上述可见，由孔孟之道为主体的儒学能救中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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