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三线建设

2014-2-10 23:28|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1593| 评论: 0|原作者: 程秀龙

摘要: 毛泽东的三线建设决策，不是权宜之计，更不是错误判断当时国际形势的一时冲动，而是有远见的战略举措，将在中国国防战略中发挥重要的作用，有着长久的深远的历史意义。

　　3月21日，中央批准了这个报告，国防工业的三线布局规划基本形成。

　　在确立三线建设的同时，毛泽东多次提出一、二线重要企业向三线搬迁的措施。1964年7月15日，毛泽东说：“一有战争征候，工厂就要搬家，疏散到山里去。上海这么多工厂还能留给敌人吗?不能。”

　　出于国防战备的考虑，毛泽东当时正研究苏联卫国战争时的经验。8月30日，罗瑞卿传达毛泽东的谈话：“现在沿海搞这么大，不搬家不行，你搞到二线也好嘛!为什么不可以搞到二线?我们要好好研究斯大林的经验。斯大林一不准备工事，二不准备敌人进攻，三不搬家，这是教训。由于斯大林没有重视乌拉尔以东地区的工业基地建设，致使在卫国战争初期，惨遭巨大破坏和严重损失。即使如此，这片工业基地仍然在战争中发挥了较大作用。联系到中国的实际情况，如果战争打起来，没有强大的后方工业基地怎么行?”

　　毛泽东还说：“蒋介石的经验也要学，蒋介石没有搬家，只搬了少数的兵工厂。总之，一线要搬家。三线、二线要加强。”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国家建委提出搬迁工作要实行大分散、小集中的方针。少数国防尖端项目要按照“靠山、分散、隐蔽”的原则建设，有的还要进洞。

　　12月1日，国家经委发出《关于搬厂工作中几个具体问题的规定》，随之，一、二线重要企业的搬迁工作，就在与战争爆发争时间、抢速度的紧张气氛中迅速而秘密地铺开了。

　　1966年计划搬迁建设的152个项目，确定的原则一是根据战备需要，选在较分散的腹地和山区;二是根据当地已有生产条件，与相似企业合并;三是照顾将来经济发展，填补一些空白。

　　除企业外，学校、科研机关也有计划地迁移了一部分。搬迁的有上海机械学院、唐山铁道学院、成都铁道学院。由原校迁出部分专业到三线的有：北京大学分校、清华大学分校、南京大学分校、华东化工学院分院、北京航空学院分院、北京工业学院分院、甘肃工业大学。迁往三线的重要科研机构，主要是兵器、航空、航天、电子、核物理等院所。

　　总计，全国由一、二线地区迁往三线地区的项目和企业，大约有520个。实际上，加上未统计在内和地方自行规划、计划外的迁移项目，都远远超过了这个数字。

　　三线建设会不会是浪费?为此，毛泽东于1965年11月13日乘坐专列南下，途径山东、安徽、江苏、上海等地进行调查。途经天津时，毛泽东关切地询问：“大三线建设，小三线建设，会不会是浪费?会不会化为水?”

　　地方负责人回答：“不会的，就是敌人不来，从经济建设上说也是有用的。”毛泽东听了很满意。

　　经过济南，在火车上，毛泽东又召来谭启龙、杨得志等人叮嘱说：“要争取快一点把后方建设起来，三五年内把这件事情搞好，把大小三线搞起来。”

　　在三线建设中，中央提出要注意综合开发，努力改变中国西部工业交通落后的不合理布局。毛泽东在第一次提出三线建设时就表示：“三五”计划要考虑解决全国工业布局不平衡问题。东南沿海一带，西南、西北内地十分薄弱，工业交通极不发达。抓住战备的契机，同时提出建设内地的长远战略要求。

　　1965年1月14日，毛泽东指出：两个阵地：三线是一个阵地，一、二线是一个阵地，以一、二线的生产来支援三线建设，也就是沿海工业支援内地工业，使内地工业逐步赶上沿海工业的发展水平。

　　周恩来具体贯彻了这一思想。

　　在头两年的三线建设中，根据战备需要，边建设、边摸索，在三线建设的布局、厂址选择、工程设计和施工问题以及搬迁等问题上，形成和总结了一系列经验和制度。如布局上的“靠山、分散、隐蔽”原则;施工管理中取消合同制、实行军事化和现场指挥制;高度计划管理的全国支援三线、“三老带三新”、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协作精神等。

　　从1964年到1965年，经过一年多的建设，在西北、西南三线部署的新建、扩建、续建的大中型项目达到300余项。其中钢铁14项，有色金属18项，石油2项，化学14项，化肥10项，森林11项，建材10项，纺织12项，轻工业8项，铁道26项，交通11项，民航2项，水利2项。

　　初期重点项目有攀枝花、酒泉钢铁工业基地，重庆常规兵器和造船工业基地，成都航空工业基地，陕西航空、兵器工业基地，遵义航空工业基地和六盘水煤炭工业基地，成都至昆明的成昆铁路，贵阳至昆明的贵昆铁路，武汉至重庆的川汉铁路。

　　1966年4月17日，主持计委工作的余秋里，对三线建设情况向中央提出一个《汇报提纲》。提纲说：“就建设来说，大小三线的许多重大项目，现在看，可以提前一年或两年建成。”

　　面对大好形势，计委向中央提出修改“三五”计划草案的补充设想：一个是大幅度增加钢铁、煤炭、有色金属、电力、石油、铁路的生产建设指标，“到1970年，三线的钢铁生产能力将接近现在东北的水平，煤、电、有色金属将超过现在东北的水平。这样，三线就比较硬了”。另一个是大抓农业，解决南粮北调和吃进口粮问题，把农业机械化搞上去，努力增加集体经济的积累来源，扶持社队工业，提高农民生活水平。

　　五年计划三年完成，这在新中国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完成计划之后，再腾出手去抓好农业，将出现解决吃穿用和战备后方建设两大任务的双赢局面。

　　三线建设的第二次高潮

　　1969年3月，珍宝岛事件后，苏联扬言要对中国实施核打击。在严峻的战争威胁面前，毛泽东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号召：“要准备打仗。”随后全国迅速掀起战备高潮，因“文革”而停顿半停顿的三线建设很快得到恢复和扩大。

　　中央明确强调，要“大力加强国防工业、基础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建设”。为适应战备需要，中央一方面采取一系列措施恢复三线建设的规划、机构，加强对三线地区的投资;另一方面采取一系列果断措施，发布通令，整顿生产秩序;针对一批三线建设重点工程存在的问题，组织军队参与接管，严令限期完成;解决三线建设职工队伍中存在问题等，积极推动三线建设重新在全国大规模铺开，并在国内外形势的推动下，于1969年至1971年掀起了第二次建设高潮。

　　三线建设的多数项目是在这一时期投入或建成的。以国防工业和为其配套的一大批民用工业新建工程为主，还有因“文革”干扰而未能完成的一批续建工程。包括：成昆、湘黔、襄渝、南疆、青藏(西宁至格尔木段)、阳安、京原、焦枝、枝柳铁路，湖北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秦岭火力发电厂，乌江渡水电站，渭北煤炭基地，湖北江汉油田，陕甘宁地区长庆油田、河南油田，湖北十堰第二汽车厂，四川西昌航天发射基地，西南核燃料生产基地，江西直升飞机基地，豫西鄂西湘西兵器工业基地，江西九江船舶工业基地，湖北宜昌船用动力工业基地，云南昆明鱼雷基地等等。

　　经过广大干部和群众一年的努力，1969年国民经济扭转了1967年、1968年连续两年出现倒退的趋势，有了较大恢复。

　　1970年是“三五”计划最后一年，因“文革”动乱，多数经济指标没有达到年进度。为了尽快扭转这种状况，适应战备需要，经济建设掀起了一场以高投入为主要方式的“跃进”行动。到1970年底，“三五”计划的各项主要经济指标大部分完成或超额完成。但是也造成严重负面后果，基建规模过大，使积累率过高，消费与积累比例失调，军事工业严重冲击民用工业，给国家财政支出和市场供应造成很大压力。

　　军事工业的高速发展和军事尖端技术的突破，在短时期和一定程度上对国家其他工业和科技尖端产品的产生起了强刺激作用。但必然会排挤和压制民用工业发展，使之缺少量和质的增加，走上立足不稳的畸形道路。因此，周恩来在提出军工第一、三线第一的口号后，又用心良苦地增加了配套第一、质量第一的要求，力求防止片面地、泛滥地发展军事工业。

　　1971年8月31日，周恩来在全国人大四届政府工作报告中再度提出了“农业、工业、国防和科技的现代化”目标，并在“四五”计划的设想中，具体写为“要求一个适应战备的合理布局”，“一个稳固的农业基础”，“一个比较强大的工业”，“一个比较发达的交通网”，“一个城乡交通、内外交流的商业网”，“一个比较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科学理论”。

　　国家根据国际形势变化，对一、二线和三线地区的划分进行了较大调整。《“四五”纲要(草案)》指出：“西南的四川、贵州、云南，西北的陕西和甘肃、青海的大部分地区，中南的豫西、鄂西、湘西、桂西和山西大同以南地区是我国的大三线。”与“三五”计划时的三线地区划分相比，一个明显的差别是，由于中苏发生武装冲突，中国面临着对美、苏两条战线作战的局面，其中抵御苏联的军事威胁又成为重点，三线地区实际上缩小了，一线地区扩大了。一线地区除原来的沿海地区外，又出现了针对苏联的“三北地区”(东北、华北、西北地区)。

　　原来作为三线的华北、西北部分地区的建设项目，也需要向更靠内的地区迁移，战备气氛更加浓厚。甘肃乌峭岭以西和宁夏银川以北，被视为“反修前沿地区”，不再作为大三线地区。这些地区的酒泉导弹基地、钢铁厂等项目不再继续扩大，而开始在四川西昌新建导弹基地，酒泉钢铁厂的一些项目也转移到其他地区。

　　以战备和三线建设为中心的“四五”计划，是一个盲目追求高速度、高指标的计划。执行结果，超过了国家财力、物力的承受限度，导致全国职工人数、工资支出、粮食销量“三个突破”，造成多方面不良影响。

　　从1972年到1974年，国家开始修改“四五”计划指导思想和指标，对前一时期国防工业和三线建设摊子过大问题进行了几次调整。一是大力加强农业。二是对三线建设提出了若干重要的方针性指导，采取降低指标的措施。

　　1975年11月2日，全国计划会议讨论《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要点》，谷牧在开幕式上指出：经过“三五”、“四五”计划的建设，现在三线战略后方基地初步形成，基础工业和国防工业的骨架已经搭起来了。在大三线地区建立起了上千个大中型的工业企业，各省市自治区也都初步建立起了自己的小三线。今后10年国民经济发展，要着重搞好三件事：一是建立比较稳固的农业基础，二是建立比较强大的钢铁工业，三是充实和加强战略后方基地，把大三线建成为“硬三线”。

　　所谓“硬三线”，是针对当时三线地区基础设施已经建立起来，但经济效益、管理配套、原材料、生活供应还没有跟上去，因此生产能力还是软的状况而言的。

　　谷牧强调，把三线建成一个“硬三线”，首先要下大力量把农业、轻工业搞上去，尽快改变农业拖后腿的状况。同时要切实搞好工业内部、企业内部的填平补齐，尽快把现有生产能力发挥出来，认真实行军民结合、平战结合，把军工生产的主力逐步转到大三线地区。这样一来，一旦打起仗来，就好办了。

　　12月，中央制定《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纲要(草案)》，按行业大致分为：一、建立比较稳固的农业基础;二、建立比较强大的基础工业;三、加强轻工业和石化工业;四、加强国防工业和科研;五、充实和加强三线战略后方基地，进一步发挥一、二线作用。

　　至此以后，随着10年三线建设规划的基本完成和国内外形势变化，以三线建设为中心的建设方针得到全面调整，并随之而结束。

　　建立起巩固的战略后方

　　三线建设是毛泽东时代的一个重大决策，它原本的出发点是在军事上防止外来敌人的突然袭击，但实际上它的经济意义远大于它的军事意义。三线建设使我国建立了巩固的西部战略后方，初步改变了中国东西部经济发展水平相差过大的状况。

　　三线建设在近现代以来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建成了巩固的西部后方，成为保卫祖国、反对敌对势力入侵，打击分裂主义活动的坚强保障。

　　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选择川、贵、云、陕、甘、宁、青和鄂豫湘西部作为大三线战备后方，东部沿海地区是作为主要抵御外敌入侵方向的。这个战略立足于中国自然地理环境特点，总结了中国近现代历史经验教训，适应和利用了中国周边关系。由于自然地理环境具有长期稳定性，因而这一战略对于中国国防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

　　建立巩固的西部后方，开辟了与世界交往的新通道。经过三线建设，西部铁路、公路、水运、空运条件有了很大改善，如内(江)昆(明)铁路，到21世纪初已经全面通车，成为连接东南亚国家的重要国际通道。再加上改革开放时期与西北、西南邻国关系的调整修好、增进贸易，在东部一旦发生战事遭到封锁的情况下，可以设想，西北部由新疆、内蒙古至俄罗斯、中亚五国、蒙古，西部由新疆、西藏至巴基斯坦，西南部由云南、广西至东南亚国家的三条国际通道联系将迅速得到扩大，有利于建立广泛的世界反对霸权主义统一战线。

　　在三线建设中建立的强大的西部国防工业基地，在未来可能发生的反侵略战争行动中，将发挥极为重要的军事作用。

　　对中国潜在的未来外敌的军事威胁，主要仍在东部沿海。一旦外来的侵略战争爆发，东部经济发达城市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深圳、南京及港澳，包括机场、港口、电站、基地等将可能受到敌对国家导弹、飞机的空袭。现代军事技术的发达，使其破坏的精确度、纵深度、覆盖面大大超过20世纪60年代。

　　同时，敌对国家将再次试图对中国实施海上经济封锁，扼杀中国的东部经济发展。从近年发生的局部战争看，实施侵略他国的国家多半都不再采取直接出兵入侵别国领土的方式，而是通过持续的大规模空袭军事、政治、经济要地，造成被侵略国家能源供应和通讯中断、金融市场崩溃，社会各方面出现恶化乃至瓦解，最终达到接受侵略者的城下之盟或重组傀儡政府的目的。

　　现代战争实际上是在摧毁综合国力上的比拼较量。所以，有无可靠的强大后方军事基地，是能否取得胜利的关键。

　　中国的西部后方，拥有丰富的石油、铁矿和铀、钨、锑、锡等稀有金属战略矿产品及电力资源，作为三线建设重点得到开发的西部地区，东部地区一旦遭遇战事，将通过西气东送、西电东输等给予前线充分的支持。

　　三线建设时，在西部建起的近千个国防工业企业和研究机构，战时能够迅速扩大军事生产或从民品生产转入军品生产和研制，满足前方武器的需要。

　　1964年以前，三线地区的国防工业薄弱，只能生产一般的轻兵器、电子器件、雷达通讯导航设备和小批量生产型号单一的歼击机等。在十几年的大规模三线建设中，国防科技工业成为重点，西部初步建成了常规兵器与高科技尖端武器共同发展、原料工业与制造工业相配套、国防科研与生产相结合的一大批军事工业基地，形成了可靠的战备大后方，并在核武器、空间武器等尖端技术领域进入世界先进国家行列。

　　常规兵器工业方面，以重庆为中心的常规兵器生产基地和豫西、湘西、鄂西生产基地，形成了内地常规兵器工业体系，在湖北、四川、陕西、山西建成了军用汽车、坦克厂，加上各地小三线建起的一批常规兵器工厂，不仅能够大批量生产各种型号的枪支弹药、轻武器和防空武器，而且能够生产相当数量的坦克、装甲越野车辆、火炮、战术导弹等先进重武器和装备。

　　现在，三线地区常规武器生产能力已占全国的一半多。在各省区也建成了小三线常规武器生产基地，能够生产自己需要的枪炮弹药。

　　国防电子工业方面，在四川、贵州、陕西建起了大规模的军用电子工业基地，形成了软硬件门类齐全、元器件与整机配套、军民用兼有的生产体系，研制成功了亿次银河电子计算机，经过技术更新和改造，能够适应从微波导航、低空警戒、潜艇攻击、雷达预警、大中型炮瞄、电子指挥系统、导弹制导、卫星跟踪到电子对抗战、信息战等高科技现代战争需要。

　　核武器方面，生产、科研、试验设施大部分都在三线地区。继在甘肃、陕西建立的核武器研制、试验基地得到加强之后，在西南四川又建立起更高水平的中国第二个战略核武器科研生产基地，并成功进行了多次核试验和高能物理试验。

　　航空工业方面，在贵州、陕西、四川、湖北、湖南、江西等地建成了航空工业生产基地，新建和扩建了125个项目，成为我国航空、航天研究与试验的主要基地。

　　战略导弹和火箭方面，中国第一个导弹发射基地甘肃酒泉发射场建成两个新的发射工位，发射能力大大提高;四川西昌建成我国发挥巨大作用的卫星导弹发射基地，加上山西太原的第三个导弹发射基地，形成了布局合理、比较完整的中国战术导弹和中远程运载工具研制基地，多次成功地发射了包括洲际导弹在内的各种导弹和长征系列战略火箭及军用卫星。

　　船舶工业方面，在重庆至万县沿长江中上游地区和湖北宜昌、江西九江、云南昆明建立起了内地四大军用船舶工业和科研基地，能够生产研制常规潜艇、核潜艇、驱逐舰、鱼雷等水下兵器和军用船舶的新一代发动机和部件，填补了我国国防科研和工业空白，为1974年我国第一艘核潜艇的研制成功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交通电讯方面，建立起了连接各国防基地、战略要地的铁路线(其中有高铁)、国防公路网及战备物资仓库，建成了北京、西南、西北之间的微波通信干线、分布各地的卫星地面通讯系统及独立的地面战备通讯干路，保证了国家在战时的指挥信息和情报流通，加强了军用物资运输和部队快速反应作战能力。

　　到1975年，国防科技工业在三线地区的固定资产原值、净值，主要产品生产能力，技术力量和设备水平都已相当大地超过了一、二线地区。与“一五”计划时期我国主要在东北、华北建成的军事工业基地相比，三线地区的军事工业基地具有技术先进的优势。在三线建设基本完成的20世纪80年代，三线地区国防工业许多企业的产品能够代表70年代的世界水平，与世界差距大为缩小。

　　毛泽东的三线建设决策，不是权宜之计，更不是错误判断当时国际形势的一时冲动，而是有远见的战略举措，将在中国国防战略中发挥重要的作用，有着长久的深远的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