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达纲领批判》关于社会主义的创新

　　从另外一个更重要的方面来看，这其实是关于术语选择的简单问题，要在任何情况下都具有说服力，并经得起推敲。这就涉及到后资本主义的本质问题，而且了解对马克思在这方面的任何评论可能都至关重要。所以，该问题还同时关系到这种即将到来的生产方式的特点、准备条件和介质，尤其关系到它的政治层面的意义。这个选择题的紧迫性和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本文正是竭力通过分析马克思留下的一些参考资料，来进一步阐释他在经济、社会或政治层面的一些相关观点。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只要这个关于建设非资本主义的世界及其实现途径的问题是值得探究的，那么，围绕“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争论就只是一个分析的出发点。在马克思看来，这些方式和途径与终极目标是紧密联系的，值得我们冒险一试，去推翻一些习惯性的政治伦理秩序。

　　但是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里表现出来的主张和这个设想看起来是很矛盾的：它清晰地区分了同一进程中两个不同的阶段，而这种区分从时间的接续和关联上成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经典定义的基础。由此我们可以提出一个全新的阅读假设，这一假设从根本上颠覆了对这篇经典文章的传统解读。这个假设如下：马克思在这篇文章中并没有提到阶段的区分，他的目标不是给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下定义，而是表达关于过渡进程和政治调解问题的重要性，因为这个问题的解决是废除和超越资本主义的重要前提。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经典区分是由马克思本人作出的，主要依据就是《哥达纲领批判》。该文在列宁的笔下变成了经典依据，后来还成为第三国际的参考准则。

　　然而，关于这篇文章，马克思本人仅在1875年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合并致函其领导人时提到过，而且当时只是用了“批注”一词。近期重译和再版这段文字，是由GEME小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法文版编译工程)小组组织牵头的，并作了全新的评论，由索尼娅·达扬-赫茨布伦(Sonia DayanHerzbrun)和让-努马·迪康热(JeanNuma Ducange)负责翻译工作，这使我们可以从一个新的角度来重新阅读它。事实上，该文清楚地展示了马克思的一些逻辑严密而富有策略性的观点，但这些也不是单纯的理论陈述，它们已经构建起了处在合并进程中的德国工人政党的框架。

　　从这个意义上说，阅读马克思的这篇文章时应认识到:它是一个政论性的纲领文件，也就是说，该文本身的论述中已然涵盖了所处的历史条件和作者的明确意图。同时，马克思也是以理论家的身份来撰写该文;即使在撰写文章的注释时他也表现出战士般的斗志：抓紧时间为未来的政党留下一些可以影响其纲领的东西。尽管当时的条件不是很有利，但他清楚地知道：在写这些东西的时候有所保留是最好的选择，这也在给威·白拉克(Wilhelm Bracke)的信中得到了证实。马克思在文章最后总结道：“我已经说了,我已经拯救了自己的灵魂”。可见他对评论的影响感到悲观，才引用了以西结(Ezéchiel)的这句带沮丧意味的名言。

　　这篇文章中专门用了一小部分笔墨来描述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两个阶段，这个简短的过渡描述在马克思的其他著作中是没有的：我们重点要关注马克思专门提到的财富分配的问题，而这个问题也正是拉萨尔提出的实现社会政治转型的关键。所谓的公平分配显然不能忽略当时的资本主义生产条件、生产关系和分配关系之间的紧密联系以及当时的阶级斗争和政治前景。这些都是马克思最为关注的方面，但是通过细节来论证每个方面又显得特别复杂，要揭露拉萨尔方法的缺陷，只有把《资本论》的观点提炼总结出来才显得更为有力，才能彻底批驳拉萨尔把劳动问题简化为抽象的荒谬方式。

　　然而，在当时的背景下，马克思并没有把自己的选择强加给任何人。自从1849年被流放到伦敦以后，他就一直为《资本论》的出版和发行操心。1864年拉萨尔去世后，威·李卜克内西(Wilhelm Liebknecht)向他发出了邀请。由于当时的马克思并没有直接参与全德工人联合会和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纲领的制订，因此当他看到1875年3月7日公开的合并纲领草案时，自然感到非常愤怒，并立即给威·白拉克写信，同时还寄出了《对德国工人党纲领的几点意见》，对纲领草案进行批驳。马克思的这种干预，保持了一定的距离并且没有表达任何强硬的政治立场，目的只是引起党派领导人的内部争论，并没有考虑将之作为共产主义问题的一个理论尝试。另外，当时的马克思还在与巴枯宁主义作斗争，《哥达纲领批判》中涉及的国家问题实际上是要批判固有的无政府主义论调。当然，马克思的这种干预和批评，并没有被当时的领导人接受，甚至出现了抵制。马克思描述自己像被设了陷阱一样，被置于一种沉重的境地，被迫发表自己的观点，这完全是因为自己和这篇被“修订”过的纲领的论调南辕北辙。用马克思自己的话说：这个合并的纲领是一个“极其糟糕的、会使党堕落的纲领”。

　　在《哥达纲领批判》的第一部分中，马克思用了较大篇幅来评论“有益的”劳动的价值以及“公平分配”等问题，也正是在这一部分中，出现了关于两个发展阶段的著名论述：“我们这里所说的是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

　　肯定的表达方式和直陈式现在时的运用，使人们相信这个论题，而马克思在随后描述中把它纳入了一个更加宏伟的目标。正因如此，这里的社会主义仿佛就是共产主义的第一个阶段。然而，至少有三个原因可以证明这种解读是站不住脚的。

　　第一点是在给白拉克的信中，整个纲领从头到尾遭到批驳，马克思丝毫没有进行让步。他对战略层面的干预非常重视，这也是他花费大量时间、不顾当时身体状况而写下那些批语的主要动机。

　　第二个原因是在马克思的其他作品中，再也没有出现类似的描述：虽然马克思的著作没有完成，但是如果说在这篇文章中马克思是以一种非常有条理而又简练的方式来提出这个论题，并且他认为这种方式是很适宜而又相当重要的话，那么在他的其他作品中不再涉及这些问题真的让人无法理解。实际上，马克思不止一次地提到过关于共产主义的问题，但只是点到为止，而没有进行长篇大论。此外，马克思在这篇文章中肯定了制定严格的政治纲领的重要性。

　　第三个原因在他文章的后面被简单提及。这种写作架构是具有战略思维的，马克思的目的是通过该文产生实际的效果。实际上，在马克思看来，用“权利”来衡量也是很荒谬的。马克思在文中虽然引用了他所批判的观点，但这也只是为了衬托出其论题所批驳的谬误。因此，假设每个劳动者所给予社会的，就是他“个人的劳动量”，那么分配的原则从根本上来说是与商品等价物的交换中通行的同一原则。马克思这样总结道：“在这里平等的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法权”。因此，纲领关于公平分配的诉求其实并没有触及资本主义的根本：这恰恰也是马克思反对的蒲鲁东要用“劳动券”代替货币的想法。

　　为了批判所谓“公平分配”的错误观点，马克思提出了几个质疑，并指出了其中存在的弊病，他强调指出：“要避免这些弊病，权利就不应当是平等的，而应当是不平等的”。根据自己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关于此方面的结论，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社会特点不允许个体生产者占有大规模社会合作生产的成果：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是导致并孕育超越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矛盾。因此，只要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就不会存在真正的公平分配，但是哥达纲领中关于分配和平等权利的观点是保守的，甚至是倒退的。

　　考虑到这篇文章的重要地位以及马克思想要达到的目的，如果采取直接谴责甚至挖苦的方式，很明显会产生相反的效果。其实文章的字里行间暗含的谴责之处并不少见，而在两个发展阶段的诠释中，马克思的语言更是把形式上的让步与实质上的谴责巧妙地结合起来，这种策略性的语言运用就是为了婉转地提醒纲领的制订者。文章接下来的段落是为了批判那些错误观点，实际上还分成几个层面来解释，但是这些层面的解释相对于今天的实际来说已然不同了。即使不考虑背景因素，马克思后面所陈述的内容也让我们产生了疑问：“但是这些弊病，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在它经过长久的阵痛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里产生出来的形态中，是不可避免的。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

　　如果只看到这里，我们会认为第二个阶段在某些部分抵销了第一阶段的情形：如果权利的影响不能产生任何效果，那么交换条件和分配方式的变革必然是毫无结果的。况且，这种变革也不可能实现，因为它直接涉及到正在进行的革命运动所作的政治决定，而哥达纲领中并没有相关的暗示，只是指出要遵循严格的选举和法律程序。如果一个政治战略只是把权利的改革作为手段，那么它绝不会产生任何根本性的转变。

　　在这种情况下，那些习惯性的解读很容易被推翻：第一个阶段其实对应的是一个不成熟的政治理论初级阶段，是德国社会主义者的错误阶段。对于这个阶段，马克思认为明智的做法是表面上以模棱两可的方式承认其关连性。

　　从马克思的所有著作，包括早期的一些文章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第一个阶段”既不是指“社会主义”，也不是任何形式的“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化”，而是要纠正的一个错觉，即把平等权利作为推翻资本主义的切入点，或是作为实现社会正义的资本主义改良手段(哥达纲领中明确把“消除一切社会的和政治的不平等”作为奋斗目标)。但是在这一点上，马克思所作的努力却没有结果：除了他的信没有被李卜克内西披露外，新修订的纲领也只是在“生产合作社”一词前加上一个“社会主义”的形容词而已，且不作任何详解。

　　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既然不指定任何形式的社会主义，既不是指过去，也不是指将来，“第一个阶段”这个表达包含了三个相关的功能，这就使得理解《哥达纲领批判》这篇文章非常困难。首先，这个表达指出了一个政治性分析的时间点，即已过时的1875年，这意味着曾经尝试的社会主义方案已然失败。其次，这个表达保留了与德国社会民主工党领导人进行对话的可能性。最后，这个表达指出了马克思最为关切的一个现实问题，即过渡时期，但对于这个问题马克思是从政治层面考虑的，文章随后的内容也部分涉及到，并提到了这个时期的无产阶级专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