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 马宾同志讲述自己参加革命特别是文革中的经历和思想认识过程 马宾同志（原名张源）是安徽滁州人，生于1915年2月11日（农历1914年腊月二十八）；1932年参加革命，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参加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后任新四军政治部编译组组长、新四军军部军法处科长，中共射阳县委书记，松江省军区民运部部长，中共哈东地委书记，辽宁省委秘书长、民运部部长。建国后，任鞍山钢铁公司总经理、总工程师。1956年毕业于苏联西伯利亚钢铁学院。后历任冶金工业部副部长、国家进出口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副总干事、国务院经济技术社会发展研究中心顾问。是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正部级。 马宾同志在书中谈到他参加革命的经过和在国民党统治时期的1933年和1935年两次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入狱。他写道：“我是读私塾出身，又从私塾考入无锡国学专修学校，那个学校设在无锡孔庙旁边，我在无锡读书时暑期留在无锡住校，受同学影响，每日到无锡图书馆看一本小说，一个月看了二三十本，思想有所变化，不满以至反对学校的老夫子，关心时事，参加了一个大字报组，反对‘学究’，‘夫子’从而参加了（CY）组织，后来同几位同学一起，因为上街宣传抵制日货一道被捕，被解押到南京宪兵司令部，出来后被学校开除。在狱中认识了共产党员陈原道，他介绍我到北京。1935年到1937年，在上海，我认识了钱俊瑞、薛暮桥、孙冶方，孙克定等人，组织文化界救亡工作，恢复了党的关系，直到七七事变。后来转到皖南军部，事变后到苏北，到抗日战争胜利，被调到东北。……我想到我在国民党监牢里看到许多被捕者，他们自己准备被枪毙，还争取在活着的一天，教育在狱中的难友。”（197） 上世纪50年代，他在鞍钢担任总经理时，曾被批判为“只专不红”的钢铁专家，被拔了“白旗”，挨了“整”。1958年，在“大办钢铁”运动中，由于他不赞同在钢铁战线搞“小土群”，而被错定为“右倾机会主义”，然而时隔两年，即1960年，由马宾同志参与主持创造的鞍钢经验，即以“加强党的领导、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大搞群众性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为核心内容的一整套企业管理经验，被毛主席发现，令毛主席兴奋不已，欣然批示，命名为“鞍钢宪法”，以区别于苏联的“马钢宪法”（苏联最大钢厂马格尼托哥尔斯克钢铁公司的一套管理制度，它对中国有很长期的影响）。 文革期间，马宾同志并没有因为参与创造了“鞍钢宪法”，而避免“触及灵魂”。他在沈阳，被关押了５年半时间。对于有着这样一个曲折经历的老同志，如果现在他对这些“遭遇”（时下时髦的用词是“迫害”）即使有点什么“心存芥蒂”，有点什么“想不开”，抑或“耿耿于怀”，人们也都是可以理解的。然而，马宾同志的思想完全不是这样，他以一个共产党人的广阔胸怀和崇高精神境界来对待自己的“遭遇”。 马宾同志在书中说：“我呢？我虽然当时被关押审查，但是，我始终是拥护文化大革命的，即至后来进行‘纠偏’，我还是肯定文化大革命的。革命运动中要防止‘左’或右的错误行动，但是，不能因噎废食，即使在革命口号下，在革命行动中，走偏了，对党的事业有损失，甚至十分严重，也还是党内斗争问题。对党内斗争犯的错误的处理上，毕竟有毛主席制定的、在长期斗争中不断修正的政策。”（185） 马宾同志说：“在宣布文化大革命开始前，我曾带领几个工程师同志到大庆学习，到大寨学习。1959年我被批判并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我当然不服，因为，我在北戴河会议上，赞成大搞群众运动，但我不赞成搞小土群的钢铁厂。在文化大革命中，‘支左’在全国第一个成立革命委员会时，推选我为鞍钢革委会主任委员；鞍山市革委会解放军支左干部为主任，我为第一副主任（这一天是毛主席批示‘鞍钢宪法’的日子）。”（194） 被某些人们视为“牛棚”，如同地狱般的“五七干校”，以及审查干部等，马宾同志的认识是客观的，没有偏见的。他说：“毛主席号召干部参加劳动，号召办五七干校，我带头报名并进干校，革委会决定委派我为五七干校校长，赴盘锦办干校。后来，鞍钢革命委员会整风审干，清理阶级队伍。因为两次被国民党逮捕，并在苏联一个大学学习五年，群众要求审查我的历史，我被囚禁沈阳单人监房5年半。我在沈阳监狱中，读了马、恩、列、斯和毛主席著作共100本左右，写了学习笔记。记得1966年2月‘二月逆流’那天，我从上海上车到东北，路经泰安，……到泰山，有很多搞串连的学生，……民间风气大不一样，而且多已组织起来。文化大革命真是移风易俗啊。”（195） “我在整风运动期间，写了一些诗词，那是在毛主席领导社会主义改革，‘时刻不忘阶级斗争’时写的，人家以为那时国泰民安，是因为不搞阶级斗争，这是一个大误会，恰巧强调阶级斗争为纲，搞整党整风，搞社会主义教育，才能有那个局面。”（195） 马宾同志在谈到他的监狱生活时这样写道：“为整顿阶级队伍，加强干部学习，在毛主席号召下，我当夜报名进‘五七干校’。实行干部与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使我有机会联系一般干部和群众，加强了理论学习。1968年8月，出席省委召开扩大会期间，将我找到省招待所一栋小楼，进行审查，住到一间只有铁床一架，书桌一张，板凳一个的屋子，……我想我的关键问题是两次被捕，和五年苏联学习。一个星期审问过两次，我写了两次被捕经过（对于在苏联情形未多过问）……我从看守那里知道，他们在派人外调，最后就再不追问我了。我一直很有信心，也很自慰。寒冬已至，十一月七日（十月革命节日），沈阳窗外大雪纷飞，还不给我拿来寒衣，室内也无暖气，我仍然是赤身睡在踏踏米上，上身蒙上短袖衬衫，下身将短裤退到两个膝盖上——这样居然可熟睡一夜。我的耐寒本领，可能是因为在西伯利亚生活五年锻炼成的，特别是我思想上认为不会冻死。后来给我送来一件军大衣。再后来，我在家穿的寒衣送来了。此时我反而不高兴，这说明一下子出不去了。在关押中，我有机会看书和活动、运动。五年中只生过一次病，即拉了一条蛔虫，……牙齿掉了两个，很奇怪，也不疼痛。看书学习而后，希望有更多时候（按计划还怕不够）保证看完，而且甚至害怕早出狱后再没时间看了。”在狱中，组织上“审查我，还给我马克思主义的书看，我就打消了我与捕我、审我的同志对立情绪。关键是要有信心，就怕彼此对立。我不采取对立的态度，自然也就不抱怨看守我的人了。国民党监牢我坐过，性质和待遇完全不同，国民党监牢最‘残酷’的地方，是那里不给书看。”（196） （6）毛主席在《反对自由主义》一文中说过，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是襟怀坦白，忠实，积极，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坚持正确的原则，同一切不正确的思想和行为作不疲倦的斗争。马宾同志以自己的行动，认真贯彻了这一原则的。他对人对事，不以个人的恩怨、好恶为是非标准，一切以革命利益为重。尽管邓小平、江泽民历史上与他的私人关系，还是不错的，但马宾同志没有因此而影响对他们的批判。他在书中写了这样一个情节：在沈阳关押期间，“我有一次出狱了，为什么，是邓小平一度‘解放’到鞍山来视察，他要搞‘整顿，发展，巩固，提高’。到鞍山，他在与市委同志接见中，问道，你们这里那个马宾呢？毛远新在场，他们互相问一下，谎说，下厂子去了，邓说，把他找来，于是紧急派车到沈阳，把我接到鞍山，我不知情况，见面后什么也没有说。一块吃了一顿晚餐，席间卓林跟我说了一些小平同志出来，什么也不知道，生产也不懂，意思是靠你们了，等等的话，我因为什么情况也不知道，听了就算听了，饭后又把我送回沈阳拘留。”（196） 马宾同志写道：“是否对邓的批评错了呢？我的回答是，如果不这么批评，就会被许多受他‘好处’的人（比如，在他又打又拉的既是受害者又是得利的人），则对他得不出正确的结论。”（210） “不要人家质问我，我对我自己也说，什么事不要‘绝对化’，总要一分为二，为什么你对邓小平这么‘绝对’呢？比方，他对你那样严格批评，还是多次重用你，甚至表扬你，你为什么这么恨他呢？” “我对邓小平深入分析研究之后，才悟出他确是资产阶级政客，死不改悔的潜在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走资派。招摇撞骗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走资派。这是我在邓小平死后到现在的最新的认识。”“随着历史的进展，随着事实的展显，认识也有所加深，而且对坏人和好人的认识，从对比中更能正确分辨和认识。”（210） 三 总结第一次文革，准备第二次文革 （7）马宾同志认为，文化大革命既然是史无前例，没有任何经验可遵循，所以，对文革的胜利与失败，一定要辩证地看待。他说：“毛主席领导发起的1966——1976年第一次文化大革命，中间失败了，但按照‘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事物发展的规律看，文化大革命是一定会取得阶段性胜利和最终胜利的。从社会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时期，还会有第二次、第三^……”（198） 马宾同志说：“毛泽东在1976年6月25日说到，他自己一生中作两件大事，他说：‘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腥风血雨’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毛主席没有说失败，而只是指出三七开。另外，毛主席肯定地指出还有第二次、第三次，还要继续革命。但他指出，在第二次、第三次时，要注意，可能会出现‘腥风血雨’，因此，我觉得形势和任务很明确，文化大革命还要搞。”（199） 马宾同志说：“在社会主义社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文化大革命可能是其唯一的形式。经过试验，文化大革命这种形式，不但合适，而且很好。对中国革命过程中第一次文化大革命，最好不要因为它犯有错误，就予以否定。名称也不要改，要重新认识，不断宣传，不但会理直气壮，而且心诚悦服，让高举文化大革命旗帜，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家喻户晓，老少欢迎，像历史上的革命那样，群众热情洋溢地欢迎。”（201） 马宾同志认为：“第一，肯定第一次文化大革命基本上是成功和胜利的，这是要明确肯定的。第二，决不能是再也不要搞文化大革命了，而是要进行第二次、第三次文化大革命。第三，要认真准备，打好‘战则必胜’的基础，要好好研究形势，周密制定计划，防止破坏和搞内战。”（199） （8）马宾同志说：“为什么我坚持以后还是用‘文化大革命’，并不是我固执，而是这才正确。有人说‘文化大革命’被搞臭了。这是因为这些人换了一个修正主义的鼻子。是香是臭，因阶级立场不同而异。广大工农革命群众没有说臭。所以，我不是固执己见。一次失败了还有第二次，还有多次文化大革命，而不必改为其他。”（29） 马宾同志说：“文化大革命从理论上，实践上总的说没有错，而且是极其英明的，正确的。但是，在阶级力量对比上，世界形势发展上，内部与外部条件上，我们估计有错误，我们失败了，所以，我们说，文革是失败了，但不是错误。巴黎公社就是这种情形，特别是在执行中的缺点，不能裁到毛主席身上。如果说，从毛主席算起，都错了。那么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原理原则——阶级斗争和群众运动——总不能一概否定。然而，从此可以看出，修正主义的根本目的在否定阶级斗争和群众运动。”（29） 马宾同志说：修正主义“骗人骗到现在，从各方面骗（一大堆修正主义‘理论’），现在要搞私有化，几乎把国有资产什么都卖光了，还说所谓的‘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从98%到88%，78%，68%，48%，38%……）。几十年不清党了，从党员到中央委员，从厂长到国家领导人，犯法判刑的人数多的惊人（见附件）。甚至动员党员搞私有化，私人企业家可以入党。不搞文化大革命不能解决问题。” （9）马宾同志提出，要着手准备第二次文革。为什么要搞第二次文革？马宾认为： “毛主席说七八年一次，我们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１） “要研究革命的现状，研究党领导斗争的路线和斗争的策略。为什么出现修正主义路线。其历史根源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后期，领导权被修正主义分子篡夺，而十一届三中全会背叛了毛主席路线。修正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不搞阶级斗争，不搞群众运动，而这条修正主义路线，还打着邓小平理论现在又加上江泽民的‘三个代表’的旗号来压迫群众，使得革命群众直不起腰来。所以，必须翻案，必须造反，必须坚持毛泽东思想，遵循毛主席革命路线搞第二次文化大革命。”（21） （10）马宾同志指出：“修正主义者大肆鼓吹股份制是公有制，说股份制绝不是私有制，把中国国有财产变为私有股份公司，发展上市的股份公司，使得我们的社会主义公有制财产几乎都股份化了，即私有化了。”（21-22） （11）马宾同志说：“现在离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初期阶段，已经快30年了，看来我们应该规划，计划，积极准备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下一阶段，或叫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第二次文化大革命，人人要作准备。文化大革命是涉及全社会各阶层全体人民的革命，它具有与历史上一切革命不同的特点，而带有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社会革命性质。”（200） “要进行哪些工作和做哪些准备呢？”马宾同志提出三条，主要是：“必须努力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是文化大革命总体目标和各项政策胜利的必要条件，同时，也是保证文化大革命胜利的条件。”在“革命理论方面的学习准备”的同时，“准备好革命队伍的领导力量”，为了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要重新学习毛主席当年开列的十三部马列著作”。“文化大革命的任务是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它的目的是消灭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和个人私有观念；它的战略策略是大力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宣传《共产党宣言》，宣传社会阶级分析及阶级斗争，宣传社会主义，宣传共产主义，批判资本主义，批判帝国主义，批判修正主义；防止党变修，国变色，方法是‘民主’，是群众路线，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所以，要准备遇到反动势力可能甚至必然作垂死挣扎和猛烈的反扑，但是，革命是按‘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规律螺旋式发展前进的。毛主席说文化大革命还会有第二次，第三次，应该指的就是这个意思。”（199-200） （12）马宾同志说：第二次文革的任务，依然是：“在国际上反对美帝国主义，国内反对官僚、腐败现象和修正主义。”（202） 马宾同志说：“必须指出邓小平对毛泽东思想的背叛，邓小平‘不读书，不看报’。……邓小平在他一生中，除掉‘跟着走’而外，就是‘摸着石头过河’。共产党领导人民革命建设，怎能‘摸着石头过河’呢！无怪乎他说，共产主义谁也说不清，共产主义是遥远的事，一代（30年）几代，十几代，几十代也不见得看到共产主义。再加上，劝人不学习，不争论，所以，他是最反对文化大革命——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因此，第一次文化大革命批邓，第二次文化大革命还要批邓！”（200） 马宾同志说：“中国人民的斗争是反对美帝国主义，反对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反对党内修正主义。美帝国主义指使联合和通过国内官僚，买办阶级和党内修正主义分子在中国大搞‘颜色革命’，盛行贪污，腐败，盗窃，叛乱。二三十年来，被正法判死罪的就有XXX人。弄得无商不奸，无官不贪，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不推倒这新的‘三座大山’，就不要想有社会主义。因此，建议制定三大斗争的行动计划。这三大斗争，一个也不能不抓，但必须以阶级斗争为纲，而文化大革命的特点，是三大斗争，缺一不可的革命，必需都抓。这是一次人类社会发展中三大斗争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科学实验，全面的总体的斗争。是人类历史发展进入共产主义斗争的阶段，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任务重大，任务光荣，好好学习，参加斗争！”（203） （13）马宾同志认为开展第二次文革就是“否定之否定”规律。他说：“我是文化大革命中的过来人，我对文化大革命认为是历史的必然，毛主席发起和领导文化大革命，是‘肯定’（邓小平在被迫下也‘肯定’），邓小平说文化大革命错了，是‘否定’，（毛主席，‘四人帮’，广大工农兵学群众组织被否定），这是事实，但是，辩证法指出：还有否定之否定，即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否定——第一次文化大革命失败的否定）。失败为否定，胜利为肯定。这里说的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本身就是胜利。毛主席说，文化大革命失败了，但还会有第二次，第三次。这就是不断革命论与革命发展阶段论”。（185） 马宾同志说：“武断地彻底地否定文化大革命，当然是形而上学，不是马克思主义。邓小平是历史上一位出名人物，他除了反对文化大革命外，重视生产斗争，忽视阶级斗争，是又一条错误表现。”（185） （14）马宾同志说：“在这里应该指出，正如在前次‘文化大革命’中，有些假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口里说的是一套，而实际做的又是一套，他们在被群众审查时，一而再，再而三，发誓，赌咒，不反毛主席和党中央，但是当东郭先生发‘善心’把狼放出袋子后，翻脸不认人，却把人吃了。他在一被任用后，经过一段时间，假装遵行四项基本原则，不多时就翻脸不认人，反对越南邻邦，大搞投降美帝，在全国大搞资本主义复辟。但却为下一个‘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辩证法创造条件。”（1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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