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视察小营巷 1958年1月5日，毛主席在杭州饭店接见外宾后，将离杭赴广州。中共浙江省委的同志去杭州饭店等候，看主席有什么事要说吩咐。当时全国正在推行消灭“四害”的卫生运动。毛主席突然提出看看杭州市的卫生。这时中共浙江省委副书记吴宪说，小营巷的卫生搞得最好。毛主席接着说去看看。此时，毛主席的一些警卫和工作人员已提前出发去笕桥机场。在他身边只有我、叶子龙等几个人。我立即告诉杭州市公安局长易成铸去部署，并通知杭州市委书记王平夷同志到场。在路上，我要司机有意识地把车开得慢一些。 小营巷居民区住着200多户居民，房屋比较陈旧，大多是太平天国时期建筑的，一个不大宽阔的墙门里往往住着十几户人家。解放前这里卫生条件极差，人们都说那时的日子是“荒年缺柴米，丰年少棺材。”解放后，小营巷居民摆脱了贫困和传染病的缠绕，“讲卫生、爱清洁”蔚然成风，成了杭州市卫生先进单位。 车子一到小营巷，毛主席下车，便走进一户人家。主人不在，有一个小孩在，主席说：“我来随便看看。”小孩开始未反映过来，主席顺便拿起小孩的课本来翻。这时小孩认了出来，说：“您是毛主席！”主席笑了，反问道：“你看我像吗？”小孩说：“您是毛主席！”并转身到门外喊“毛主席来了！”这一下，人群就涌过来了。主席连续走进了三个墙门，里面是上百户居民的住宅，和无数群众。还走进了十户居民共用的灶头间，和几家居民的住房，向居民了解日常生活和察看卫生工作情况。主席还在一个军属家小坐，看了当日的《杭州日报》，拉了家常。又看了居民俱乐部的墙报和一个菜园子。 此时，小营巷的男女老少都知道毛主席来了，大家都奔到巷子里来了，把门墙外围得水泄不通。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心里不免有点着急，催主席赶紧走。主席说：“还早嘛，别急。”主席在人群簇拥着走出大门，大门口的人群响起一片吹呼声。好几位胆大的年轻人伸过手来和主席握手，主席立即把手伸过去。有一位白发老人想挤过来和主席握手，主席赶紧走上前去握住白发老人颤抖的手。那老人感动得流下眼泪。 主席上了车，挥手向群众告别。人们主动地让出道来，高呼“毛主席万岁！”不住地欢呼着，直到远去。 主席到小营巷视察，由于很突然，无论是卫生工作，还是警卫工作，事先都来不及准备和布置。看到的都是和平时一样的真实情况。警卫工作看是仓促上阵，但由于预案周密，基础扎实。我陪主席一边上路，一边调动警力迅速到位，点和线上的重点已不动声色地控制起来，确保主席的安全。在群众没有事先组织情况下，整个场面热烈而有秩序，人群拥挤而不混乱，居委主任和卫生组长，事先没有得到通知就主动给主席带路介绍情况。这些都让主席感到非常满意。 离开小营巷，主席又到浙江农科所观看双轮双铧犁的操作表演，并亲自试用了这台农具。主席向该所所长询问了农科所的工作情况，并指示要成立一个专门机构来进行农具的研究工作。随后，主席乘飞机去广州。 后来主席从广州乘飞机回北京时，空中遇到雷阵雨天气，飞机中途迫降，非常危险。此后，中央作出决定，为了保证主席绝对安全，他外出时不再坐飞机，而改乘专列。 毛主席视察钱塘江堤 钱塘江，在全国来说算不上大江大河，但在浙江是最大的河流，可以说是浙江的母亲河，它的支流，布满半个浙江。钱塘江源出安徽省休宁县西南怀玉山脉主峰六股尖（高1629.8米）东坡干流向东经屯溪、歙县等流入浙江。钱塘江在出口处，因其独特的喇叭形和巨大的拦门沙坎、形成了天下奇观“钱塘潮”。 1954年1月下旬，那是毛主席第一次来杭州。一天，他对叶子龙和我说，要去看钱塘江。我当时以为毛主席要去观潮，就说了句，现在不是看潮的时候，毛主席即说，不是看潮，是去看江堤。我立即要杭州市公安局易成铸去调查勘察选好地段。记得第二天下午就去了。是日，天气比较凉，毛主席穿了件大衣，我们的车子沿杭沪公路过杭州七堡(具体地址已记不清)就停下来，这里靠钱塘江堤大约只六七十米。毛主席走上江堤，沿堤坝步行了足足有一里多路。这段堤坝修得比较好，可能是在清潮后期年间修的，长方形的石块与石块之间用特制的铁条扣住。毛主席显得比较满意，但未表示什么意见。1957年春天，毛主席又提出要到钱塘江边去看看，这次我记得到余杭翁家埠附近，当时正值农村春花作物即将成熟时期，毛主席看完江堤，意犹未尽，走到公路旁边的油菜花田、麦田和桑园地观看。在桑园地，毛主席呆了好一会，才离开乘车返回。 同年9月，毛主席来杭州，提出要到钱塘江游泳。记得这是毛主席第一次提出到钱塘江游泳。我们立即踏看现场作了充分准备。同时，我们建议毛主席去海宁看潮，也得到他同意。9月11日，我们安排毛主席到海宁七星库庙观看钱江大潮。这天，好像不是农历的8月18日，潮水不是最大，但也还可以看。毛主席看了一会。回到住地，写了一首诗： 《七绝·观潮》 千里波涛滚滚来， 雪花飞向钓鱼台。 人山纷赞阵容阔， 铁马从容杀敌回。 当天下午，毛主席就到钱塘江游泳。我们车到大桥警卫部队驻地，乘上船，开到江中心，毛主席即下水游泳。我们都陪着毛主席一起游，逆水而上，游过钱江大桥桥孔时，浪高水急，水又凉，我们都有点担心。这时，毛主席一面游，一面笑着说，潮急一点，水凉一点，没关系嘛，这样才能锻炼人的意志呢！这次游了将近二个小时，到闻家堰才回到船上。以后又去游过三、四次，记得有一次，陈毅副总理向毛主席汇报外事工作后，陪毛主席一起去游泳，每次都游过钱江大桥到六和塔上船回住处。 毛主席在杭州会见重要外宾 杭州，也是毛主席会见外国党政、议会领导人及国际友人最多的地方之一。从1954年到1963年，我在浙江负责警卫接待工作期间，毛主席会见的重要外宾就有二十二次（批）之多，他们是： 1954年1月7日，在84号一幢平房里，当时是毛主席起草宪法的办公地方，会见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伊·费·捷沃西安和驻华大使尤金院土。 1957年3月21日，在杭州饭店会见以西罗基总理为首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及随行人员； 同年6月，在刘庄会见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阿·伊·米高扬等一行； 同年12月14日，在杭州饭店会见了缅甸联邦副总理吴瑞巴、吴觉迎分别率领的缅甸友好代表团； 1958年1月2日，会见了也门王国王太子、副首相兼外交大臣塞弗·伊斯兰·穆罕默德和随行人员。 1960年3月18日，在杭州饭店会见尼泊尔王国首相毕什韦什瓦·普拉萨德·柯伊拉腊和夫人一行； 同年5月21日在南屏、13日在汪庄两次会见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内阁首相金日成一行六人，14日又到杭州饭店回访了金日成首相； 同年6月7日，在杭州饭店会见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人民议会主席哈奇·列希一行。 1961年2月8日，在南屏会见法国参议员、民主社会抵抗联盟主席密特朗； 同年4月28日，在杭州饭店会见了老挝王国政府首相梭发那·富马亲王和老挝爱国战线党主席苏发努冯亲王一行； 同年4月25日，在南屏会见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副主席凯莱齐； 同年4月28日，在杭州饭店会见亚洲、非洲七国外宾一行； 同年5月21日，在南屏会见了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日成的秘密来访； 同年8月16日，在汪庄会见并设午餐宴请加纳共和国总统克瓦米·恩格鲁玛一行，当晚又到杭州饭店回访了恩格鲁总统； 同年8月18日，在汪庄会见了巴西合众国副总统若奥?贝尔希奥·古拉特一行； 同年12月5日，在汪庄会见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议会代表团。 1963年1月5日，在汪庄会见锡兰总理西丽玛苏·班达拉奈夫人一行： 同日，在汪庄会见印度尼西亚副首席部长苏班德里约一行； 同年1月6日，在汪庄会见并宴请日本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侉田里见一行； 同年4月17日，在南屏会见和宴请巴西共产党代表团团长、执行委员会委员曼努埃尔·若维尔·特莱斯等一行； 同年5月22日，在汪庄会见并宴请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威尔科克斯。 毛主席在杭州会见外宾时，中方多数是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陪同来杭并参加会见的；外国政党领导人来访，往往是邓小平同志陪同会见的。记得有一次毛主席在南屏会见朝鲜金日成时，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和陈毅等领导人都在座。有几次，也分别请浙江省的领导——中共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省委书记处书记霍立廉、省长周建人等参加。 对毛主席在杭州会见的重要外宾，我们的警卫工作采取内紧外松的原则，严密部署，对会见的场地，精心布置安排，反复检查落实，做到有条不紊，没有发生任何问题。1960年5月14日晚，毛主席临时决定要到杭州饭店回访朝鲜金日成，还特别交待我和李银桥不要事先告诉金日成。当时我觉得有点为难，怕金日成没有准备，或者在休息怎么办？但毛主席说走就走，容不得我们考虑。我当即对李银桥说，我乘前卫车去，到饭店后，我先去通报，你陪主席乘电梯慢慢上来。我刚通报好，金日成起身准备迎接，毛主席已走到客厅门口。金日成对毛主席的突然回访，表现异常兴奋，有点惊讶，连声说“欢迎，欢迎”！让毛主席坐定后，亲自为毛主席点了一支香烟。 毛主席在会见外宾时，风度翩翩，平易近人，谈笑风生，给人的印象是神态自然而亲切。交谈中，往往深刻地揭示当今世界的各种矛盾，深入浅出地阐述我国的外交路线和外交政策。因人而异，根据会见的对象不同，引经据典，妙语联珠，给外宾以感人的影响。有些外宾在接见前表情拘谨，非常严肃，等毛主席会见后，表现出非常轻松愉快。 确保领袖安全 主席来杭州，除了工作之余稍事休息外，主要是在这里搞调查研究，思考问题，召开重要会议，作出重大决策。 由于主席在杭州住的次数多，有时一年数次，每次有时一、二十天，有时二、三个月。因此，中央领导来杭州的次数也比较多。如周恩来来过30次，刘少奇来过10次，朱德来过12次，邓小平来过10次（文革前）。陈云来的次数也很多，文革前有段时间长住杭州，还有其他政治局的同志、国务院几位副总理等也常来。他们来杭州参加由毛主席主持召开的中央重要会议，或赶来向毛主席汇报工作，或陪同外宾到杭州参观访问等。 由于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首长来杭州次数特别多，住得时间特别长，活动特别多，因此作为浙江省公安机关所担负的警卫任务也是非常繁重和光荣的。同时,也培养和锻炼了一支具有优良传统和严谨作风的警卫队伍,总结和积累了一套至今仍然行之有效的经验和做法。尤其是在狠抓基础工作，提高安全质量上，下了很大功夫。形成了我们浙江的鲜明特色。 警卫工作要保卫党和国家领导人和重要外宾的绝对安全，做到万无一失，责任大如天。同时又要便于中央领导能够深入接触人民群众，不能只强调安全而切断领导和群众的联系。两方面不能顾此失彼，必须做到有机统一。 警卫工作无小事，千头万绪从何做起？首先从基础工作抓起。抓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开展社会基础调查，摸清社会基本情况。杭州解放后，政治和社会治安状况是十分复杂的。明里的敌人虽然已被镇压和管制，隐藏起来的敌人更加危险。从中央首长活动最多的西湖风景区来说，当时的社会政治和治安状况就让人非常担忧。那时，全市有庙宇500余处，在西湖风景区内就有169处。主持和尚多有复杂的历史背景，如虎跑寺主持赵连海便是国民党特务头子戴笠的警卫组组长。不少尼姑也是如此。各主要风景点的商店、茶室绝大部分为政治背景复杂的恶霸特务所把持营业。因此对社会治安，特别是内外宾游览西湖的安全隐藏极大的危险因素。 在调查摸底，做到心中有数的基础上，首先在西湖区，当时我们提出要“打扫院子，迎接客人”，清理了包括土匪、特务、恶霸，反动党团骨干、反动会道门头子等数百人。对这些人按党的政策进行适当处理和安置。与此同时，我们对凡是主席有可能去的路线和地方，都认真进行了调查摸底，适时采取相应措施，确保主席等中央领导绝对安全。警卫工作的基础建设不是一劳永逸的。随着社会的发展，各种情况都在发生变化。因此，搞好社会基础调查，这是一项经常性的工作。无论是在平时，还是各种会议上，我反复强调，警卫工作的重点是要加强基础建设。警卫工作看是被动，但我们必须做到主动。我曾在警卫工作会议上多次批评那种工作被动应付的“马弁思想”。警卫工作只有扎扎实实把基础建设搞好了，才能由被动变为主动，才能对周围情况的了解做到“清如水，明如镜”，才能确保警卫对象的绝对安全。 西湖区是来杭的中央首长和外宾活动最集中的地方。为了确保安全，在及时掌握社会动态，做到心中有数的同时，还通过赎买的办法，将西湖风景区内背景复杂的主要商店、茶室收归国有。在风景区内建立了一百多个以做好警卫为主要目的的隐蔽职业点。挑选了数百名刚参加过抗美援朝的翻身青年农民积极分子，经过短期培训，作为骨干分子派进这些职业点开展营业工作。其中由公安机关直接开设的职业点有数十个。又由这些职业点物色发展了一大批群众保卫人员。他们分布在主要风景点、交通沿线、主要道口、首长住地、店铺小摊、三轮车船、茶室、照相馆、旅店、菜馆、土特产粮果店等。逐步形成了底数清、耳目灵、情况明，单位党政干部、保卫干部、党团员、积极分子自觉参与群众化、社会化的警卫据点。 1957年4月24日晚上，在杭州视察工作的周恩来总理一个人去龙井，事先不与任何人打招呼，又无随从。总理一到龙井，在那里担任警卫职业点的负责人朱玉林同志便主动接待，做向导陪同总理参观茶室，介绍生产情况。同时立即布置治保干部控制内部及周围复杂人员，保证总理安全。总理十分满意。多年来，总理经常陪同外宾去吃饭的楼外楼菜馆，从来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情。总理多次称赞浙江的警卫工作基础建设搞得扎实有效。 解放初警卫工作的条件是很艰苦的，就是“一杆枪、两条腿，凭着一颗赤诚之心，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保证首长的安全”。 随着国家经济恢复和发展，警卫工作的条件也不断得到改善提高。与此同时，中央对警卫工作的要求也越来越高。随着人民政权的巩固，社会治安基本稳定，中央领导为广泛接触群众，要求在首长警卫工作中不要岗哨林立、戒备森严。但台湾国民党当局进行武装偷渡袭扰，和派遣特务潜入勾结残余的反革命分子进行破坏活动，从来没有停止过。为此警卫工作形式转向内紧外松、不露形踪，确保首长深入基层上来。这就要求我们警卫队伍要有很高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那时保密工作做得很好，参加警卫中央首长的人员，严守纪律，守口如瓶，长时间在中央首长身边工作，家属面前也不说实情。因此，主席在杭州住了那么多次，在这里召开了很多重要会议，从来没有发生过泄密的情况。在主席离开杭州之前，社会上是不知道的。 警卫工作的基础建设是多方面的，刚到中央工作的领导同志，来杭州时总会问起一个问题，就是浙江的警卫工作和接待工作是不分家的，都是由浙江省公安厅警卫部门统一负责管理的。这与其他省、市的做法是不同的，浙江警卫工作这种区别于其他省市的做法，也是历史形成的。从1952年成立警卫处开始，我一直主张警卫工作在中共浙江省委领导下，警卫、接待不能分开，必须统一领导和管理。因为警卫对象外出活动要确保安全，饮食起居也同样要确保安全，两者目的任务是完全一致的，从根本上讲这是一回事，不是两回事，是一个整体，不能分割开来。警卫工作和接待工作合在一起，它的好处不仅有利于统一领导和管理，避免政出多门，互相扯皮，精简人员，提高工作效率，而且把首长安全警卫和生活起居各项任务有机结合统一起来，从根本上提高警卫工作的安全质量。因此，这样做的合理性是十分明显的，也得到中央领导的肯定。一些外省市公安机关的同志，也想参照浙江的做法，但不知什么原因，思想很难统一起来。所以警卫和接待合一的体制，全国只有浙江一家，从解放初到现在一直没有变过。 中央领导对警卫工作的要求是很严格的，规定省委领导“不接不送，不叫不到，不给不要”。每次主席来杭只由我和少数警卫人员去机场、车站迎接他，送到国宾馆住下。日常事务由我统一负责。省委主要领导不参加迎送，也不搞接见和宴请等客套。不准乘中央领导来浙江时提出要这要那。主席还规定，有事请省委汇报，平时不要相互干扰。主席外出时轻车简从，通常是三、四辆小轿车，不鸣警笛，不闪警灯，不张扬，不扰民。最考验警卫工作基础是否扎实过硬的是主席经常突然改变行动方向和原先的日程安排。主席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深入接触群众，和最客观的了解基层情况。 为了确保毛主席、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来浙江的绝对安全，浙江的警卫工作，在中共浙江省委的领导下，采取了行之有效的得力措施，我前面已讲了不少，归纳起来： ——建立警卫机构，选调素质好的警卫人员。 ——抓警卫基地建设。现在西湖、西子两个国宾馆，当时叫刘庄、汪庄和谢家花园（柳莺宾馆）及南屏就属于这个性质，由警卫处直接管理；根据杭州的情况，省委还决定新建了杭州饭店，西泠饭店和花家山几幢房子，保障了接待的需要。浙江省公安厅还派出得力干部担任这些地方的领导。 ——抓警卫基础建设。在首长经常涉足和游览的风景点等一些地方，建立职业掩护警卫网点，并定期进行培训。 ——抓警卫制度建设。每次任务，都由我召集有关部门负责人开会，做出部署，明确任务，各负其责；还在调查研究，实践的基础上，制订了住地、路线、现场、专列等警卫方案，每次任务都事先定出方案，对饮食卫生、医疗都有预案，并反复检查落实。 ——为了警卫工作方便，又排除多头领导，中共浙江省委决定外事工作归口我负责，我还兼任中共杭州市西湖区委第一书记。这一切，目的都是为了确保安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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