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但是，中国托派最后的消亡，主要还是斯大林的“肃托”政策造成的。斯大林在1937年联共中央全会上的报告中把“托派”定性为“是一伙无原则的和无思 想的暗害者、破坏者、侦探间谍、杀人凶手的匪帮，是受外国侦探机关雇佣而活动的工人阶级死敌的匪帮。”对斯大林惟命是从的“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王明则 在中共党内忠实执行这一政策，甚至比斯大林还有过之而不及。他说，对托派“不能有仁慈观念，陈独秀即使不是日本间谍也应说成是日本间谍。”从此，托派成了 “过街老鼠、人人喊打”。“托派即汉奸，汉奸即托派，凡反对斯大林者皆托派，凡不赞同苏联者皆汉奸，皆在应杀之列。于是乎‘托派汉奸’这一个名辞，便成为 刽子手的刀了。”许世友在延安挨批时，竟然也被说成是“典型的托洛茨基”！许世友愤慨地骂道：“老子说了几句话就成了托洛茨基，啥球托洛茨基，老子不懂， 尽放狗屁。”俞秀松、张慕陶、王公度、王实味、“湖西肃托”等事件表明，“托派汉奸”已经成了陷害任何一个人最厉害而又“莫须有”的罪名。要杀谁，只要说 他是托派，因为托派就是汉奸！这样的处置不仅流行于中共党内，而且国民党内也如此，国民党政府为维系与苏联政府的国家利益关系，也采取这种“肃托”政策来 讨好斯大林。 三、国际“托派”运动的起伏 虽然中国的“托派”生存时间不长，没几年便被消灭，影响也不大。但国际共运中的“托派”运动却并非如此，经历了曲折的起伏过程。 自从托洛茨基主义产生以来，国际共运中一直有不少组织是支持托洛茨基的，但出于对托洛茨基理论不同的理解和解读，形成了派别林立的“托派”组织。托洛 茨基被斯大林驱逐出苏联后，托洛茨基与他的支持者于1938年建立了“第四国际”。托洛茨基自称第四国际是建立在列宁的先锋党理论基础上的，其任务是领导 世界革命，不仅反对资本主义，而且反对斯大林主义控制的官僚政府，坚决捍卫苏联作为一个工人国家，通过工人阶级控制的国有化生产方式，独立于资本主义势力 的干扰（斯大林则一贯采取与资产阶级、西方帝国主义妥协的政策，直到希特勒突然袭击苏联，才奋起反抗展开反法西斯的卫国战争）。 显然，针对第三国际和斯大林主义的“第四国际”是不可能为斯大林所容忍的。斯大林从来是把托派分子视为头号敌人。因此，托派运动遭受了资本主义和斯大 林主义的双重围剿，处境险恶。第四国际屡遭残酷镇压，面临瓦解。斯大林不仅用暗杀手段把托洛茨基干掉，而且千方百计摧毁各国的“托派”组织。二战期间，第 四国际的众多成员，不是在反法西斯的斗争中被杀害，就是被斯大林派出卖，死在纳粹手上。战后，东欧国家在红军的帮助下，纷纷建立苏联模式的“工人官僚统 治”新政权，遵照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旨意，继续对托派运动进行大清洗。 1953年斯大林逝世，此后的20年间，第四国际才开始缓慢成长，而且在内部发生了派别的分裂。这期间，不仅苏联出现赫鲁晓夫反斯大林，中苏两党闹对立，社会主义阵营分裂成两大派的新情况。而且东欧国家相继发生了二次大事件，国际共运的形势变得异常复杂。 必须看到，赫鲁晓夫的反斯大林，其性质与托洛茨基的反斯大林是完全不同的。赫鲁晓夫的反斯大林，是要搞修正主义，赫鲁晓夫沿用了斯大林的“工人官僚统 治”体制，顺利地搞起了官僚资本主义（与邓小平搞“特色社会主义”如同一辙）。而托洛茨基的反斯大林，则是要实现工人民主权利的“民主工人统治”，目的恰 恰为了防止出现特权阶层、捍卫社会主义，与赫鲁晓夫完全风马牛不相及。两者都是反斯大林，但性质、目的完全不同。（犹如当今中国，“西化派”和“革命派” 都反对“特色派”，但性质和目的南辕北辙） 正当苏共变修之际，东欧发生了二件大事，即1956年爆发了“匈牙利事件”，1968年又发生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之春”事件。这二次事件，苏共 都把它们定性为“反苏”的反革命事件，采取红军入侵的镇压政策。中共则采取了互相矛盾的立场。“匈牙利事件”爆发时，中共虽然已经看出赫鲁晓夫的反斯大林 是要搞修正主义，颠覆无产阶级专政，但当时中苏两党还没有公开翻脸，中共也把“匈牙利事件”视为“反苏”性质的反革命事件，因此，中共支持、力促赫鲁晓夫 派兵镇压“匈牙利事件”。但是，对于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事件，这时候中苏两党两国已经公开决裂，中共不仅不支持苏联入侵捷克的镇压政策，反而指责 苏共是搞霸权主义。 其实，东欧的“匈牙利事件”和“布拉格之春”事件都与托洛茨基主义的影响有关。长期以来，托派的矛头一直指向斯大林主义的“工人官僚统治”，为争取 “工人民主权利”、实现“民主工人统治”进行不懈的斗争。托派早就斥责斯大林主义的“工人官僚统治”体制，正在使社会主义变为“变态工人国家”“堕落工人 国家”。因此，“匈牙利事件”和“布拉格之春”事件实际上是受托派思想影响为争取 |
E_mail: [email protected]
2010-2011http://redchinacn.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