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02-04

　　最近看到某些左派的文章在争论中涉及“托派”的问题，有一种把不同意见斥之为“托派”观点或是“托派”分子的倾向，我认为不少指责是误读了“托派”。 我原本忌讳谈论这个话题，因为“托派”问题很复杂，尤其在目前中国的语境氛围里，很多人受长期形成的思维定势影响，谈论这个问题比较困难。但是，为了明辨 是非，弄清真相，避免因误读“托派”而无辜伤害自己的同志，又觉得有必要把这个问题说一说。为此，我先声明一下，我所看到的资料不可能十分齐全，此文之见 也只是仅供参考。

　　一、“托派”问题的实质

　　所谓“托派”，是对持有托洛茨基主义的思想、观点和理论的个人或组织的统称。据我对这个问题的了解，总的感觉是，“托派”问题很复杂。有关史料的观点 很不一致，史料往往根据彼时彼地的“需要”写的，要完全客观地搞清真相，并不容易。如果偏听偏信某一种史料，随随便便把“托派”当作敌对势力，是非常不妥 的，至少是不慎重的。

　　我们应该客观地承认，托洛茨基主义作为一种政治主张、思想和理论，总体上是属于马克思主义系谱的，是马克思主义革命学说的一种传承，并不是反马克思主 义的政治派别，这是一个基本前提。如果连这个前提也不承认，恐怕就是误读或曲解托洛茨基主义了。事实上，“托派”观点既有对的地方，也有错的地方，不应该 片面地用敌视的眼光去看待它。托洛茨基主义的核心思想毕竟还是坚决反对资本主义，主张消灭私有制、消灭剥削制度的。这与第二国际的伯恩斯坦为代表的修正主 义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后者是要取消革命，主张对资本主义进行改良，搞民主社会主义，反对科学社会主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托洛茨基主义的特点是既反民主社 会主义，又反斯大林主义，以马克思主义的左翼面貌出现。

　　“托派”之所以在中国左派的印象中很“臭”，被敌视，究其原因，虽然与“托派”自身有些主张是错误的有关，但更主要的原因是斯大林造成的。而中共长期 站在斯大林一边，所以托派在中国成了臭东西。事实上，“托派”本身就是托洛茨基与斯大林之间为争夺苏共领导权的个人权力斗争的产物，“托派”一词就是斯大 林为打击对手造出来的。

　　众所周知，列宁在晚年并不看好斯大林，曾经提出要解除斯大林的党总书记职务。托洛茨基恰恰在一系列问题上与斯大林存在严重分歧，便利用列宁的遗嘱，与 斯大林发生权力之争。他们的分歧是针对当时的国内外形势、围绕苏维埃政权究竟采取什么样的战略和策略而展开的。当时苏联作为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的严峻 问题是：如何在资本主义的包围中生存下来？采取什么战略与策略才能巩固新政权？俩人的主要分歧表现在：对外政策上，斯大林主张与帝国主义妥协，以争取新政 权有更多的喘息的机会，为此，他对国际共运的政策，要求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与当地的资产阶级政府搞妥协、搞合作，以减轻对苏联的压力。比如，对中国革命的方 针和策略，斯大林主张中国革命分步走，要求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搞联合 （即第一次国共合作，共同发动北伐战争） 。对内政策方面，斯大林主张实行集权体制，形成“金”字形的无产阶级专政权力结构，最高权力集中在党领袖手里。

　　而托洛茨基的主张，对外“反对跟帝国主义势力进行政治交易，反对秘密外交”，即反对与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妥协。认为单独一个国家是很难建成社会主义， 主张“世界革命”，多个国家举行社会主义革命，形成一股能与帝国主义抗衡的社会主义势力。为此，他的“不断革命论”要求各国共产党起来举行社会主义革命。 但他不顾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特点，看不到这些国家需要分阶段革命的必要性。对内方面，他看到无产阶级专政的集权体制，缺乏监督机制，党内外官僚主义盛 行，无产阶级专政逐渐变成“工人官僚统治”。因此，他主张“通过政治改革”，争取“工人民主权利”，实现“民主工人统治”。

　　（至于托洛茨基的支持者以及各个托派组织的其他观点，非常复杂，而且随着形势的变化在变化，未必都与托洛茨基主义的原教旨相一致。这不属于本文讨论的范围）

　　托洛茨基与斯大林之间的这场权力斗争，斯大林始终处于有利地位，他利用手中的权力，把托洛茨基及其追随者统统定性为阶级敌人，定为比资产阶级、帝国主 义更凶恶的头号敌人，一律以敌我矛盾处置，不是驱逐、流放、囚禁，便是肉体消灭。于是，消灭“托派”成了斯大林整肃异己分子、巩固个人权力的工具！当时的 中共完全置于共产国际的掌控之下，哪敢违抗斯大林的旨意？始终追随斯大林，直至斯大林逝世，中共都在维护斯大林的权威，从来不敢客观地研究托洛茨基与斯大 林之间的分歧。加上第一次国内革命失败后，原中共总书记陈独秀被开除出党后，于1931年加入了中国的“托派”组织。综合这些因素，“托派”在中国被搞得 很臭，成了“反动”的代名词，被误解为“托派”是反马克思主义的。

　　二、中国“托派”的命运

　　中国“托派”组织成立的背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共根据斯大林的指示，与国民党第一次国共合作进行北伐战争（当时许多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有 的还担任重要职务，如毛泽东曾任国民党宣传部付部长）。当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大屠杀、背叛革命后，斯大林仍然要求中共妥协退让。而托洛茨基则一向“坚决 反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中山舰事件后，托洛茨基更主张中共退出国共统一战线，独立发展。大革命失败后，斯大林不仅无法解释他所主张的国共统一战线的优越 性，而且不敢承担他的指导方针造成革命失败的责任，这引起了苏共党内和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的部分中国学生的强烈不满。这种不满情绪终于在1927年11 月7日莫斯科红场举行的十月革命10周年庆祝游行中爆发，反对斯大林的群众和学生突然打出“执行列宁遗嘱，罢免斯大林、拥护托洛茨基”旗帜。事后，斯大林 采取高压手段，开除托洛茨基出党、驱逐出苏联，并在1940年派特务在南美把他暗杀。那些拥护和追随托洛茨基的中国留学生也都被开除党籍和团籍，并于 1927年底被遣送回中国，莫斯科中山大学也于1928年被关闭。当年被遣送回国的许多留学生，在出国前都是中共选派的党员干部，有的还担任重要的职务。 回国时正值大革命失败不久，中共党内组织比较混乱，虽然他们大多被留在党内工作。但是，由于政见与遭遇相同，经过私底下的酝酿，终于在1928年12月宣 布成立第一个托派组织“中国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反对派”。1929年4月，他们创办了托派刊物《我们的话》，因此这个组织也被称为“我们的话派”。

　　1930年从“我们的话派”中分出二个组织，年初由刘仁静牵头组织了“十月社”，夏天赵济等人组织了“战斗社”。加上1929年9月陈独秀组织的“无产者社”，当时中国一共有4个托派组织。1931年5月这4个组织合并统一，全部托派成员约有500人。

　　需要指出的是，陈独秀这个“托派分子”，其实是一个“被托派”。因为陈独秀的政治主张与托洛茨基主义不仅没有相同之处，而且是相悖的。陈独秀持“二次 革命论”，托洛茨基主张“一次革命论”，二者南辕北辙。陈独秀之所以走上托派道路，某种意义上是被逼的。大革命的失败，中共不敢质疑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责 任，只好把陈独秀当作替罪羊。正当陈独秀受到不公正处理时，托洛茨基却表扬他不是机会主义者，这对被人落井下石的陈独秀来说，十分感动，感情上不由得倒向 了托派。1929年11月15日在共产国际的授意下，陈独秀被中共开除党籍，“左”倾中央对他的粗暴排挤和打击，令陈独秀十分气愤。在这种情况下，经彭述 之、尹宽等老部下的怂恿诱导，陈独秀身才变成了“被托派”。

　　陈独秀凭着原先的威望，在他的号召下，1931年5月1日4个托派组织在上海召开了统一大会，陈独秀任统一后的托派中央总书记。但是，在实际活动中， 陈独秀并不接受托洛茨基的主张。根据郑超麟的回忆，陈独秀对托派主义的主张“抵抗最长久的”。这种理性与感情的矛盾选择，最终导致陈独秀与托派组织的分 手。1932年10月15日，由于托派叛徒的出卖，陈独秀被国民党特务捕获。1937年8月23日出狱后他公开宣布：“我不代表任何人，我已不隶属于任何 党派。”

　　中国的“托派”失去陈独秀后，呈现树倒猢狲散的局面，一部分人瘐死狱中，一部分人投靠国民党特务机关，还有一部分为了生存流落社会，只有极少数成员依 然坚持托派观点。抗战期间，托派分子中有当汉奸的，也有当国民党特务的，或成叛徒的。抗战胜利后，剩下的托派分子中，彭述之等人在1948年9月成立了 “中国革命共产党”，不久就逃至香港。王文元、郑超麟等100余人于1949年4月宣布成立“中国国际主义工人党”，不久也迁往香港。逃亡香港的中国托派 分子创办了《新方向》、《叛逆者》等刊物。留在大陆的托派分子尹宽于1950年10月6日被逮捕，长期关押于上海提篮桥监狱。郑超麟等滞留大陆的托派党员 于1952年12月22日全部被捕入狱。至此，中国的托派从政治舞台上彻底消失。直到1979年6月，幸免未死狱中的托派分子才被恢复自由，个别人还当上 了政协委员。

　　中国托派的这种结局，与自身的路线错误、队伍混杂等问题是有关的。中国托派存在的时间其实并不长，他们一贯持“左”的思维，支持者始终不是很多。尤其 在抗日战争时期，他们采取“关门主义”政策，反对国共合作，左右开弓，反对抗日统一战线，还发表一些如同汉奸的言论，如“中国没有民族的革命”、“中国对 日战争自始即没有客观的进步意义”等，这些言行连陈独秀都接受不了，为此而撰文怒加斥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