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继绳：驳“饿死三千万是谣言”——再答孙经先对《墓碑》的指责 孙经先先生在《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年第6期上发表了《关于我国20世纪60年代人口变动问题的研究》的长文，又发表了《人口统计学中的虚拟人口理论及其应用》，声称“用科学分析”和“严密的数学方法”。论证出“饿死三千万是谣言”。我于2012年写了《脱离实际必然走向谬误——就大饥荒年代的人口问题与孙经先商榷》，也采用他那种“严密的数学方法”，按他所设定的条件，否定了他的结论。最近，他又在《中国社会科学报》上连续发表文章，不仅说“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三千万人”是重大谣言，还说“《墓碑》大量使用了伪造的、被篡改的和极为荒谬的数据”。本着对历史真相负责的态度，我再次回应。
对孙经先各项指责的回答
孙经先说：“我们反复阅读了《墓碑》，并对该书提供的每一个重要的‘饿死人数’都逐一进行了查证和分析。”注1《墓碑》长达90万字，写到死亡人数的地方有上千处，他们“反复阅读”，对“每一个”重要之点“逐一查证”，可见工作量之大，投入之多。“我们”当然不是孙经先一个人。他们“反复阅读”、“逐一查证”的“成果”是：“发现绝大多数关键性的‘饿死人数’数据都是虚假的”，“《墓碑》大量使用了伪造的、被篡改的极为荒谬的数据”。为了证明这个结论，他从《墓碑》全书的上千个数据中找出了十个证据。且不说这十个证据是否足以证明上千个数据“都是虚假的”，仅就这十个证据而言，孙先生也未必站得住脚。下边，我先引用孙先生这十条证据的原文，然后逐一回答。
一、《墓碑》说：“常熟县本应‘常熟’，却饿死了11000多人”，并注明数据出处是《常熟市志》，经查证《常熟市志》没有这一记载。
这是《墓碑》第10版第390页的内容。《常熟市志》1990年版，第1029-1030页有各年人口数据的记载。《墓碑》391页已写明：“据《常熟市志》1030页数据计算，三年非正常死亡11000人。”孙先生是教数学的，根据《常熟市志》提供的数据，做四则运算即可得出非正常死亡数。数据已经摆在那里，具体的计算方法也不妨讨论，怎能断言无此记载？
二、《墓碑》说：“《溧水县志》记载，溧水县近13000多人非正常死亡。”经查证，《溧水县志》没有这一记载。
这是《墓碑》第10版第390页的内容。《溧水县志》有这个县1949－1985年的人口变动统计数据。我在《墓碑》中已经指出，“据《溧水县志》1990年版第94页数据推算，三年间有13000多人非正常死亡。”孙经先们在“反复阅读”“逐一查证”中或许又没有查到，或者查到了不肯推算。如果孙先生愿意再次查证，建议多翻两页，在《墓碑》第10版第393页上，还引用了江苏省委、镇江地委溧水工作组1960年10月19日的调查报告，这个报告指出了溧水县饿死人的严重情况，可以作为13000多人非正常死亡的佐证。
三、《墓碑》说：“《高邮县志》称，高邮县饿死的37000多人中，17000多是儿童。”经查证，《高邮县志》没有这些记载。
这是《墓碑》第10版第391页的内容。《高邮县志》1990年版第161、160、162页有这个县历年的人口数据，用这些数据可以算出1959、1960、1961年三年死亡6.28万人，其中3.78万人为非正常死亡。《高邮县志》第162页说：“1959年至1961年，死亡人口中72.5%为成年人，27.5%为儿童”，即1.727万是儿童。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墓碑》第10版第391页至392页，引用江苏省档案馆保存的调查报告，介绍了比上述三个例子更为严重的死亡数字有十多处，孙先生却没有“逐一查证”，或者查证之后不肯“举证”。孙先生举证当然可以十里挑一或百里挑一，但是，即使真挑出了错误，也不能断言“《墓碑》绝大多数关键性的‘饿死人数’数据都是虚假的”，那叫以偏概全。
四、《墓碑》说：贵州省江口县“饿死了近一半人口”。经查证，《江口县志》记载的该县1959－1961年三年合计死亡5105人，占全县人口的4.6%。由此可知江口县“饿死了近一半人”是伪造的。
这是《墓碑》第10版第575页举的一个例子，是引用著名作家郑义的《大跃进时期农村的悲剧——江口事件梗概》，该文发表于《争鸣》杂志1993年1月号。郑先生的数据是否准确可靠，可以讨论。说我伪造数据，这近乎诽谤，而不是学术讨论。如果孙先生愿意做学术讨论的话，我这里可以补充一个证据：当年在贵州省公安厅工作的晏乐斌的文章注2中也提到1959－1961年贵州省饿死250万人，江口县饿死近一半人口。
五、《墓碑》说：甘肃省临夏市1959、1960年“这两年就死亡41381人”。经查证，《临夏市志》记载的该市这两年合计死亡1230人。《墓碑》把死亡人数扩大了32倍以上。
这是《墓碑》第10版第146页中的一个数字，引自李磊的遗著《悠悠岁月》。李磊是早年徒步到延安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她多年担任甘肃省妇联主任，大饥荒年代她任临夏州委书记处书记。李磊在这本书中说，这个数字来自“中央派到临夏的工作组1961年3月18日的报告”。
李磊可能把临夏回族自治州误写为临夏市。临夏市是自治州人民政府驻地，是一个县级市，以城镇人口为主。在《临夏回族自治州志》第197页人口变动表里，可以查到1959年、1960年全州总人口、死亡率。将1957年的12.36‰作为正常死亡率，可算出1959年、1960年两年非正常死亡4.96万人。我没有将李磊的数据和两个地方志核对，这是我不细致的地方。孙先生的批评促使我核对。再版时将作改正。还有一个来源可靠的证据是：1961年3月，中共临夏州委向甘肃省委的专题报告中说：自1959年1月至1961年1月，全州农村正常、非正常死亡65193人，占1958年初总人口的7.93%。
从“人口总量动态表”中可以看到，临夏回族自治州1959年总人口为89.48万人，至1961年降低至84.33万人；从“人口死亡率”表中可以看到，1960年的死亡率高达55.08‰，为其他年份的数倍至十几倍。两方面的数据证明，当年临夏回族自治州发生了严重的非正常死亡。（图表采自：《临夏回族自治州志》，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97、198页）
六、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共河南省委工作组1960年6月18日提交的报告中说：地委6月8日统计，从1959年10月到1960年4月，信阳地区死亡总数436882人。这一数据在《墓碑》中被篡改为“信阳到底饿死多少人？1960年6月的统计数是436882人”，“总死亡人数”变成了“饿死人数”。不仅如此，杨继绳2012年9月17日在“《纽约时报》中文网”发表的文章中又进一步把上述数据篡改为“信阳事件饿死了108万人，是中共中央、河南省委调查组现场调查的结论”。
他说的是《墓碑》第10版61页第2行的数字。由于官员的隐瞒，随着调查的深入，信阳死亡人数不断增加。他在“逐一查证”时没有看到同一页第5行的死亡549171这个数字，也没有看到同一页第11行的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1960年12月6日在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上讲的“整个死亡数字还在增加，800万人死了八分之一的样子”，他还没有看到同一页第15行“非正常死亡人数至少100万人，可能更多”，更没有看到《墓碑》第71页中央调查组李坚、李振海花了三个月调查得出的105万的数据。李坚还健在，住北京万寿路，我曾经两次访问过他，他当年的调查报告还存放在档案馆里。徐子荣、李坚等当年的调查，是揭露大饥荒的严重后果，他说的“死亡数字”不可能是包括“正常死亡”的“总死亡人数”，这一点，李坚已向我当面说过，105万就是饿死的，他还对我说，地方官员为了减轻责任，总是把基层报上来的“饿死人数”说成是“死亡总数”。
我要肯定孙先生在总死亡人数与非正常死亡人数之间所做的区分。两者当然是不一样的。但在当年记述大饥荒严重后果的调查报告中，所说的“死亡”通常就是指“非正常死亡”。孙先生如果多读几份这样的调查报告，就会明白。
七、原安徽省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振亚1961年2月《关于凤阳问题的报告》中说：1959年和1960年两年，共死掉60245人。这一数据在《墓碑》中被篡改为陈振亚说：“1959年和1960年两年，共饿死60245人。”“总死亡人数”变成了“饿死人数”。
他们说的在《墓碑》第10版第266页。陈振亚的《关于凤阳问题的报告》（1961年2月1日）是揭露凤阳大饥荒的严重后果，在陈振亚讲话那个背景下，“死掉”就是指“非正常死亡”，并不包括正常死亡。正常死亡人口没有什么可检讨的。孙经先们在“反复阅读”时不愿意看到，在《墓碑》第266页第1行：1990年，农业部政策法规司司长郭书田说：“根据我们八十年代初考察过的安徽省凤阳县的情况，当时饿死的人大约占全县总人数的四分之一左右。”注3即9.5万人。孙经先们还不愿意看到，《墓碑》第266页第14行，在陈振亚的《关于凤阳问题的报告》中有“全县死绝8404户，占总户数的3.4%”的记载。
八、安徽省《无为县志》记载，该县1959年总死亡人数为86278人。这一数据在《墓碑》中被篡改为“据县公安局统计，1959年饿死86278人”。
这段内容在《墓碑》第10版第285页，这个数字引自杨金声写的《我亲历的瓜菜代生活》，载《炎黄春秋》2002年第7期。按大饥荒时代的语境，在总结大饥荒的教训时，死亡人数就是饿死人数，杨金声不是伪造，我也没有篡改杨金声的文章。根据《无为县志》记载的人口数据粗略计算，该县1958年至1960年的非正常死亡数为10.97万。谢贵平在《当代中国研究》2006年第2期上发表的《安徽省无为县的“大跃进”运动及其后果》一文中说，全县饿死20万人。
如前所述，孙先生一再强调总死亡人数和饿死人数的区别，这并不错。我也再次强调，在我引用的史料未做区分之处，我只能照录原文。更何况所引史料又得到了其他证据的支持。这种态度是否属于孙先生一再断言的“篡改”，敬请读者评判。
九、福建省《宁德县志》记载，该县1960年总死亡人数为7706人。这一数据在《墓碑》中被篡改为“1960年全县因患浮肿病死亡7706人”。
这段出自《墓碑》第10版第591页。首先应该指出，孙经先先生说“《宁德县志》记载”是错的，因为记载该内容《宁德县志》，我在国家图书馆想找到孙先生所说的《宁德县志》，但没有找到，找到的是《宁德市志》（中华书局1995年出版），里面有孙先生所说的情况：“1960年－1961年，由于经济困难，使人口自然增长率急剧下降，两年间，因患浮肿病等疾病死亡人口高达12090人（男7401人，女4689人），其中1960年死亡7706人。”死亡率高达3.95%，人口自然增长率为负2.69%。
其次，孙先生说我篡改，这是不实指控。我在《墓碑》第十三章的“福建省的灾难”一节的开头部分，已经说明该节的内容是引用林强先生发表在《福建党史月刊》2001年第1期上面的文章：《天灾乎？人祸乎？——福建“大跃进”运动再认识》。该文中说到：“第四，非正常死亡率上升。最严重的是龙岩地区，1960年1－11月，全区9个县185万人口中，扣除正常死亡率1%以后，非正常死亡人数达38644人，占全区总人口2.08%，其中最严重的武平县，非正常死亡占全县总人口的5.96%。闽东的宁德县也相当严重，1960年全县因患浮肿病死亡7706人，死亡率高达3.95%。”这段话后面的注解表明，其依据是《中国共产党宁德历史大事记》（宁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3月版）。
我当时是引用林强先生的文章，没有找《中国共产党宁德历史大事记》核对，因为《福建党史月刊》由中共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室主办，文章又是严肃的论文，想必不会有差错。这是我的疏忽。现找来《中国共产党宁德历史大事记》进行核对，发现原文是：“是年，因患浮肿等疾病，全县死亡7706人，死亡率高达39.5‰……”这一记载与《宁德市志》所载相符。
林强《天灾乎？人祸乎？——福建“大跃进”运动再认识》（《福建党史月刊》2001年第1期）一文部分内容。
1982年人口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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