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墓碑》引用四川省一位工作人员在饭桌上的话说：涪陵专区“死了350万人”。经查证，涪陵专区三年困难时期共有10个县，这10个县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时的人口数为423万人，到1957年也就是450万人左右。如果涪陵专区真的“死了350万”，在这种情况下是不会有多少人口出生的，这就是说1962年涪陵地区就只剩下100万左右的人口。然而仅仅两年以后，到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时，涪陵专区的人口总数竟然由100万人猛增到372万人。这无论如何也是不可能的事情，由此就可以看出《墓碑》这一说法是多么荒谬。
“死了350万人”，出自《墓碑》第10版第250页。孙先生说的“一位工作人员”是四川省政协主席廖伯康，我不是在饭桌上听他说的，而是引用他的文章《历史长河里的一个旋涡——回忆四川“肖李廖事件”》中的内容。廖伯康当年是重庆市团市委书记兼重庆市市委办公厅副主任，七千人大会期间，他们向杨尚昆汇报了三个多小时，反映四川大量饿死人的情况。他的文章介绍了向杨尚昆汇报的情况：“四川省委组织部副部长苗前明到涪陵召开川东片区组织工作座谈会，会后路过重庆时，提到涪陵地区各县加在一起死了350万人；雅安地区荥经县委书记说他那个县人口死了一半”。孙经先否定廖伯康的根据是：“经查证，涪陵专区在三年困难时期有10个县，这10个县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时人口数为423万人，到1957年也就是450万人左右”，所以不可能饿死350万人。孙先生搞错了：1953年涪陵地区不是10个县，而是11个县（包括1959年4月并入重庆的、有54.5万人口的长寿县），1953年人口普查的总人口是477万，不是孙经先说的423万。（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统计资料汇编1949-1985》，国家统计局人口统计司、公安部三局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版，第73页）
廖伯康的这个例子中死亡比例这么高确实不同寻常。孙先生提出质疑是可以理解的，如果有进一步的证据，我也愿意更改书上的这个例子。我是引用廖伯康文章中的一段话，这段话包含七八条信息，涪陵饿死350万只是其中的一个信息。既然是全段引用，我不能擅自将廖先生的这条信息删掉。从整体上看，我对四川省总的死亡人口数字的估计比廖伯康保守。我用四川官方的人口数据，计算出四川非正常死亡800万人。考虑四川官方大量隐瞒人口死亡，廖伯康和四川一些老干部认为饿死1200万人，所以《墓碑》中认为四川非正常死亡在1000万到1200万之间。
顺便指出的是，孙经先说四川1957年总人口7215.7万，1960年6854万，1960年比1957年减少人口为361.7万，指责“《墓碑》将361.7万扩大到1000万到1200万。”孙经先在这里向读者隐瞒了一个重要情况：四川省1960年以后还在继续饿死人，1961年总人口减少到6467.3万人，比1957年减少了748.4万人。孙先生不用748.4万人，却用361.7万人，显然不够客观公正。
除了上述十个指责以外，孙先生还指责：“《墓碑》一书提出并使用了一个荒谬的计算饿死人口的数学公式”，“知道了每年的总人口、出生率、死亡率，就可以推算出每年出生多少人口、死亡多少人口。知道了三年大饥荒期间死亡人口总数，扣除正常死亡人数，就是饿死的人数”。按照这个逻辑，“非正常死亡”就是“饿死”，“饿死人数”＝“总死亡人数”－“正常死亡人数”。作为一个专业的数学工作者，我们必须严肃地指出，从学术的角度讲，这个公式完全违反了现代数学处理这类问题时所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这一“公式”是没有任何学术依据的，是完全错误的。注4
孙经先说我“荒谬”可能是指我把“非正常死亡人口”当作饿死的人口。所谓“非正常死亡人口”，就是和正常年景相比多死的人口。当然，非正常死亡并不全是饿死的。还有车祸、雷击、溺水、地震、瘟疫、战争等造成的死亡，那几年没有大地震，没有瘟疫，也没有战争，饿死以外的非正常死亡的数量级以十万计。孙先生是搞数学的，一定熟悉“误差分析”，熟悉“有效数字”的概念，在千万数量级中，十万级是可以忽略的，可以近似地说，非正常死亡人口就是饿死的人口。
至于下面这个公式我觉得一点也不“荒谬”，这是简单的算术问题，不需要“专业的数学工作者”高深的数学知识：
某年非正常死亡人口数＝（当年死亡率－正常死亡率）×当年平均人口
这个公式还有不同的表达方式，无非是总人口、出生率、死亡率几个变量如何换算问题，小学五六年级的孩子都知道怎么做，谈不上什么“现代数学处理的基本原则”。
研究大饥荒这段历史是一个浩繁的工程，仅凭我一人之力难免出错。看到有人对我的书“反复阅读”、“逐一查证”，指出其中错误，这是我求之不得的好事。如果能指出错误，我一定改正而且表示感谢。孙先生虽然没有指出什么真正可称为错误的地方，如果他出于学者的严谨态度，对他的质疑我也表示赞赏。认真而有道理的质疑可以推进进一步研究，认真却站不住脚的质疑证明《墓碑》经得起“反复阅读”和“逐一查证”。当然我也要指出他文章中的种种错误，更要拒绝他强加给我的“造谣”、“伪造”、“篡改”的罪名。
迁移不是人口损失的原因
大饥荒年代饿死人本来是一个现实问题，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大都有深刻的记忆。但作为一个个体，不可能知道全国饿死多少人，只能从国家公布的人口数据中寻找答案。恰好，1984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公布了1949年到1983年历年的人口数据（总人口、出生率、死亡率）。这些数据明显地表示：1959年到1961年全国总人口减少，死亡率上升。特别是1960年的总人口比1959年减少了1000万。按第三次人口普查数据，如果将1982年的人口数据，按年龄、性别制成塔状图，22岁左右这一段有一个可怕的大缺口！这个缺口和大饥荒那几年相对应。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人口数据中，可以确认大饥荒年代有大量的人口损失（非正常死亡＋出生减少）。
然而，孙经先不承认实际上存在的人口损失。他认为，人口统计数据显示的人口损失是城乡人口迁移户口重报、虚报和以后的注销造成的。他写道：“‘大跃进’运动的发动，我国出现了从农村到市镇的人口大迁移，至少有3000万以上农村人口迁移到市镇。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了重报虚报户籍人口1162万人，即这些人虽然已经迁移到市镇并办理了户籍登记手续，但是他们并没有在原籍农村注销户籍（他们在市镇和农村同时拥有户籍）”，“在1960年到1963年间开展了大规模精简市镇人口运动，3000万以上的市镇人口被精简返回农村。在这一过程中产生漏报户籍人口数1482万人，即这些人从市镇被精简并注销户籍，但他们没有及时在农村办理户籍迁入手续，成为没有户籍的人（这些人口在1965-1979年间重新登记了户籍）。”注5孙经先没有提出任何事实依据，没有举出哪些地区的人口迁移中不带户口的事例，没有举出其中哪些人在“市镇和农村同时拥有户籍”。上述论断只是他自设了一些脱离实际的人口概念（“实际人口”、“户籍人口”、“虚拟人口”）以后，用貌似科学的数学计算，绕来绕去绕出来的结论。对他的这种计算，我在《脱离实际必然走向谬误——就大饥荒年代的人口问题与孙经先商榷》一文中，已经用他的计算方法和他预设的条件做出了否定的回答，这里不再重复。我只讲一些众所周知的事实。
在那个年代，每一个人的生活资料都要凭票证供应。从一个地方迁移到另一个地方，最为紧要的是赶紧办理“粮油关系”的转移，而“户口关系”的转移是“粮油关系”的转移的前提。不办户口就没有饭吃。孙先生断定当年数以千万计的人在迁移后不上户口，这些人吃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是1958年1月9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91次会议通过、并于当天经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公布施行的。当时，城市居民一家一个户口本（机关、学校住集体宿舍的为集体户口），农村一个生产大队一个花名册户口本。粮食统购统销是1953年开始的。实行统购统销以后，特别是实行严格的户籍制度以后，城镇人口按户口供应粮食，农村人口按生产大队的总人口留粮食。农民从生产队到城市当工人，必做从农村的公安部门办户口“迁移证”同时迁出“粮油关系”，到城市以后，凭“迁移证”上户口，同时接上粮食关系。1958年进城的人，没有户口就无法得到粮食供应；1961年至1962年城镇人口精简下放到农村，如果不带“粮油关系”，他就要侵占别人生活资料的供应指标，生产队是不会接收的。
当时不带户籍、没有粮食关系的人口流动是极少的，从农村逃荒出来的饥民，被称为“盲流”。“盲流”要被强制收容。在信阳，把外流农民一律称作“流窜犯”，强行收容关押劳改。信阳设立了数百个收容站，先后共堵截外流人员19万人，被强制收容后不给饭吃，饥饿、拷打和虐待，使各收容站人员大量死亡。所以，孙经先说的不带户口的迁移是很少的。据当时任公安部部长的谢富治提供的数字：1960年全国流动人口最多，省内流动人口为600万人，省际流动远远小于这个数。注6
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
研究大饥荒年代的人口情况，本来是人口学家的事。隔行如隔山，对自己专业以外的学科我总是怀着敬畏之心。所以在《墓碑》中我只是引用中外人口学家的研究成果，在理解他们成果的基础上提出我的看法，认为大饥荒年饿死3600万人（这是各位研究者提出的饿死人数的中间数）。作为数学工作者的孙经先，当然可以涉足人口学领域。但进入非自己的专业领域，必须向专业人士学习。孙经先不了解中国人口数据的采集、整理、调整、核销、汇总的实际过程，却牛气冲天，一路砍杀而来，也不怕闹出笑话。2012年我将孙经先的《关于我国20世纪60年代人口变动问题的研究》一文送给了当年在公安部三局搞人口统计、至今健在的王维志和张庆五。这两位老人是终生从事中国人口统计和研究的专家。王维志说：“这篇文章跟中国的人口统计工作根本不沾边！他的结论与中国的实际差得太远！”张庆五也断然否定了孙经先的结论。这不仅仅是孙经先的学术无知，更主要的是他在开始研究之前就怀有偏见，并且费尽心机地论证他的偏见。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孙经先就是一个典型。
请看他对1960年人口的分析。1960年的总人口比1959年减少了1000万。这是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中共党史第二卷在介绍大饥荒时采用了这个数据。注7在正常情况下，每年的出生人口多于死亡人口，所以人口有自然增长。1960年人口的死亡多于出生，人口自然增长率是负值（－4.57‰）。孙经先却认为，和1959年相比，1960年的总人口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多了620万！他是怎样得出这个结论呢？他对1960年的死亡率进行了“修正”。国家统计局公布的1960年的死亡率为25.43‰（学界认为这个数字偏低。美国普查局中国科科长班尼斯特修订为44.60‰，美国人口与人口学委员会主席科尔修订为38.8‰，中国全国人大原副委员长蒋正华修订为32.40‰），孙经先“修正”为17.85‰。他对死亡率“修正”以后认定：“我国1958年－1961年期间的人口死亡情况大致与1950年－1953年相当”。注8众所周知，1950年－1953年正是土改刚结束、统购统销还没有实行、农业还没有集体化的时候，是中国农村情况最好的时候。孙经先却认为大饥荒年代和这个最好的时期相当！从农村出来的人知道，就中国农村经济状况而言，1958-1961年和1950-1953年这两个时间段有着天壤之别！他说，1960年统计人口大量减少，“严重的出生漏报现象”是重要原因。在生活资料凭证供应的年代，生了孩子不报户口，怎能分到生活资料？
为了否定大量饿死人这个历史事实，孙先生还生造了“营养性死亡”的概念。他说：“三年困难时期，我国一些地区确实出现了‘营养性死亡’现象”，“我们利用几种不同的方法对三年困难时期我国的‘营养性死亡’人数进行了估算，估计出这一时期的‘营养性死亡’人数在250万以下。在上述‘营养性死亡’的数字中，‘饿死’（完全性饥饿死亡）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注9什么叫“营养性死亡”？什么叫“完全性饥饿死亡”？喜欢玩弄概念的孙经先，没有给他的新创造做出科学界定。为了搞清人在饿死过程中的生理机制，我多次请教天津医科大学王梅松教授，并在他的指导下，我阅读了几本医学著作注10。中国农民所从事的劳动多是重体力劳动和极重体力劳动，露天作业。每天所需要的能量在3400-4000千卡之间。按当时全国粮食平均供应量换算，当时中国农民平均每天吸收的能量只有600多千卡。注11能量入不敷出，只能“消化”自己的身体。体内储存的“糖原”可以维持一天，然后分解脂肪，当体内存储的脂肪消耗完毕时，便开始分解体内各器官、肌肉中的蛋白质。人体对自身的分解是一个残酷的生理过程。例如，完全依靠分解脂肪产生热量，会产生大量的酮酸，可能发生代谢性酸中毒。蛋白质被大量消耗以后，肌肉出现干瘦，脏器出现萎缩。心肌萎缩就收缩无力，血排出量减少血压降低，乃至心力衰竭而死。垂体、甲状腺、性腺等内分泌腺都萎缩和功能低下，会产生种种疾病。胃肠道黏膜萎缩，使营养消化吸收减少，进一步减少能量的吸收。人体内的各种酶、各种激素、各种抗体和免疫蛋白都是蛋白质组成的，没有这些，各种疾病就会随时发生。也就是说，人体在自我分解的过程中每一个环节，都可能诱发疾病而死亡。孙经先说的“营养性死亡”，是不是指这个过程？如果是的话，“营养性死亡”就是因饥饿而死亡，绝不是营养过剩、营养不当而死亡。孙经先如此用心良苦地回避“饿死”两字，让我领教了他学术研究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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