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21世纪的工人阶级

全球中产阶级时代已经成为对21世纪初具雏形的构想。２０世纪的工人从记忆中消失了；无产阶级领导的解放全人类的伟大使命，被实现中产阶级身份的普遍抱负所替代。取代卢拉成为巴西总统的迪尔玛•罗塞夫希望“使巴西成为一个中产阶级人口国家”。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2012年的全球展望中，也谈到了要“支持新兴的中产阶级”。同时，全球发展中心的南希•伯索尔也提到了“不可缺少的中产阶级”，并敦促政策制定者应从“亲贫困者的经济增长”目标向“亲中产阶层的经济增长”目标转变。

大家对中产阶级的定义各不相同。观察发现，中产阶级的三种定义都具启发性。世界银行的马丁•拉瓦雷认为，发展中国家的中产阶级是指日收入在2美元-13美元的人；这个定义代表了世行定义的贫困门槛，第二个是美国的贫困线标准。他发现了一个崛起的“中产阶级”，在1990年它涵盖了发展中国家１／３的人口，而到2005年，它几乎涵盖了其一半的人口，绝对数量增加了12亿。中产阶级囊括了几乎２／３的中国人口，以及１／４的生活在南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人口。南希•伯索尔设定的门槛更高，即日收入为10美元。她热衷于将中产阶层与能称之为富人的人分开：即你的收入不能让你成为最富有的5％的人。如按此标准，中国农村没有值得一提的中产阶级；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和尼日利亚同样如此。在城市中，中国有3％的人口属于这一类，南非有8％，巴西有19％，墨西哥有28％，美国最多，有91％。

著名的经济学家阿巴吉特•班纳吉和埃斯特•迪弗洛，以13个国家（包括坦桑尼亚、巴基斯坦和印度尼西亚）的家庭调查为基础，提出了另一种看法，他们关注日收入在2美元-10美元的人，并问他们什么是中产阶级。最显著的发现是，在其储蓄和消费的过程中，中产阶级并不比日收入低于2美元的贫困者有更大的创业精神。根据他们的定义，中产阶级的特征就是有一个稳定的、有报酬的工作。巴西政府往往强调中产阶级的脆弱性，将他们说成是随时面临重新陷入贫困的阶级，因此需要特别的关注和扶持。而在亚洲，特别是东亚地区，这样的关注并不明显。

在中国，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中产阶级或中产阶层已经成为学者和媒体讨论的主要话题。在这之前，有关中产阶级的言论是被禁止的。如今的中国学者倾向于将中产阶层理想化，他们借鉴美国的套路，同时又避开概念的关键讨论。中产阶级被看成是中国媒体的主要目标观众群，这是受美国启发——从《时尚》到《商业周刊》，在现在的中国随处可见。中产阶级还被认为是政治稳定的堡垒。但是，敏锐的评论家们已指出，是不断增大的收入差距奠定了这个新的中产阶级的基础：目前，中国是亚洲最不平等的国家，其基尼系数从20世纪60年代的0.21飙升至如今的0.46。印度也见证了在经济自由化之后的中产阶级消费的上升。

在这个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的现代性已宣布过时的世界里，中产阶级社会已成为未来社会的象征。北大西洋的发达国家被称为中产阶级国家，但这是美国式观点，没有在欧洲真正流行起来。这个乌托邦的核心是梦想有无限的消费、中产阶级接管地球、买车、买房子、买无数的各式各样的电子产品，以及维持一个全球性的旅游产业。虽然这个全球化消费主义对具有生态意识的人来说是噩梦，但却让商人垂涎三尺。中产阶级消费既能容忍富人的特权，又能给大众阶级留有希望空间，这是它的优势。但这个梦想的黑暗面在于它固有的排外主义。那些不属于中产阶级的人或穷人没有资产、没有任何可取之处，正如2009年在美国激发“茶党”运动的说辞一样，他们只不过是“失败者”、是“下层阶级”、是“混混”。在发展中国家，公共空间的“净化”就是这一险恶趋势的表现，贫困者被排斥在海滩、公园、街道和广场之外。

自由媒体将方兴未艾的中产阶级看作民主改革的先锋。但对于亚洲中产阶级的政治作用，学界讨论甚少。一项研究的结论是：中产阶层对改革和民主的态度往往是“视环境而定的”。对印度政界的厌恶，产生了一种罕见的政治现象，那就是社会上层投票率反而低于“贱民”和穷人，在2004年的选举中，63.3％的“贱民”投了票，而社会上层投票率只有57.7％。美国人在20世纪的痛苦经历中已认识到，对于中产阶级而言，根本没有什么实质上的民主。中产阶级成员在阿根廷（1955年-1982年）、智利（1973年）和委内瑞拉（2002年）强烈反对民主。这就是“视环境而定的”（机会主义的）民主或反民主。

关于中产阶级，还有另一种说法，是伯兹奥尔顺带提及的，他预言了富人与非富人之间的对抗，而在非富人中，中产阶级发挥了重要作用。正如香港学者阿尔文说的，可用东亚作例证，因为该地区经常看到中产阶级职业者“站在反政府抗议活动的前列”——更不用说反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美国军国主义的示威活动。中产阶级与群众在反对寡头政治上的联盟，是1848年“人民的春天”的核心，其口号可以在2011年地中海两岸的起义中找到。在开罗、突尼斯、巴塞罗那和马德里，职业阶层的中年人和失业青年、学生一起游行（前者通常是后两者的父辈），而直到1968年，激进分子从来没有遇见过跨代间的团结一致。

虽然民主政体不应该依赖于中产阶级，但就反对独裁统治来说，有时对中产阶级的动员具有决定性作用。21世纪最重要的中产阶级革命无疑是埃及革命，不仅仅是因为它的规模，还因为埃及的地域意义。虽然革命是由国外事件和势力引发的，但与全球北方的金融危机无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穆巴拉克倒台前夕对埃及经济进行了分析，预言埃及命运的好转。埃及革命的导火索是突尼斯起义。在北非其他地区，近年来随着高等教育的快速普及，其中包括对妇女的教育，削弱了政治文化中的父权主义。但是，这个新生的、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层主要是由失业或半失业的毕业生构成的，并非埃及的“文化资产阶级”。

而且，埃及的政治体制不仅是腐败的、具有压迫性的，而且它无法让这些毕业生或工资较低的长者们看到希望。如同欧洲的1848年，埃及工人阶级（虽不是主力）也加入了革命：对以往革命斗争的追溯对调动积极性意义重大。但是，埃及的中产阶级革命很快就面临与“雾月十八日”相同的问题，即集中在城市的激进分子与保守的农村人口之间的差距。埃及的激进分子在选举中失败，正如一个半世纪前他们的法国前辈。但这并不意味着2011年的革命将被完全否定，但这也反映了中产阶层反抗的弱点，即使是其最强、最激进的形式。

全球化中产阶级消费主义已经来临，步入任何一个在利马、内罗毕和雅加达的商场都能证明这一点。然而，自由派学者和市场营销顾问的消费梦想，很大程度上仍是对未来的预期。政治稳定的希望已经被混淆为中产阶级的反抗。但无论在形式上还是意识形态上，这种反抗精神的表现都是变化多端的。一个国家甚至可以产生势均力敌的中产阶层运动，如泰国，保守的黄衫军受到了更多平民和红衫军的威胁。未来还有再次动荡的可能，如果愤怒的中产阶级走上街头，造成无法预见的后果，我们不应感到意外。

把工人阶级看作社会发展的未来的时刻，仿佛就在昨天，但不幸的是这样的时刻正在回归。正如马克思的预言，欧洲和北美的工业资本主义高潮造就了它的主要对手——工人运动。但那个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发达经济体正在实行去工业化，工人阶级已经被拆散了、击败了、失去斗志了。工业接力棒已传递到中国这样一个新兴的世界制造业中心。城乡户籍制度使中国的工业工人大部分是本国的移民。中国的工业增长增强了工人的力量，正如马克思的预言：罢工越来越频繁，工资不断上涨。新一轮的财富分配冲突已经从欧洲来到东亚，这是不可避免的。中国当局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当然，中国劳动立法的目的就是要遏制肆无忌惮的资本主义；最显著的是2008年生效的“劳动合同法”。与此同时，地方性的工人“服务”中心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许多还受到了外国资金的支持。他们有时可能会与官方工会或地方党委联络，但更多情况下是地方政府直接与雇主交涉。但无论如何，新的立法、共产主义遗产以及电子媒体的普及为自主的工会组织提供了更大的空间，虽然这在短期内不会改变中国的社会制度，但可能会为工人提供一个现有体制下更好的交易。虽然产业工人的数量很难确定，但在中国的城市中，他们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一个相对合理的估计认为，产业工人的数量占登记人口的1/3。但没有暂住证的移民占城市总劳动力的1/3以上，其中绝大多数是制造业、建筑业和餐饮业的产业工人。这两个部分相加，应该有一半到2/3的城市产业工人阶级。以这些无产阶级为基础的工人运动的出现将对所有发展中国家产生巨大的影响，但我们很难说这是一个可能的前景。

在其他地区，由工人阶级政党率先发起的政治变革似乎更不可能，无论他们是具有改革性质还是革命性质。印度的产业工人阶级规模比中国小：占总劳动力的比例稍大于1/6，而中国的比例为1/4。印度定期领取工资并有固定工会组织的人，大约占38％。但是，这些工人分散在12个工会联合会，且主要的几个都与政党挂钩。印度工会的力量在20世纪80年代初达到了顶峰，但在两个主要的工业中心（孟买的纺织业和加尔各答的黄麻产业）都遭遇了毁灭性失败。印度工会蹒跚向前，但他们没能将自己建设成为一个能吸引广大穷困工人的组织。

韩国是亚洲工业发展的先驱之一，工会数量仍然很大，但它不可能产生能与20世纪的欧洲相比拟的工人运动。在冷战时期的军事政权，对劳动者的残酷剥削，是20世纪80年代民主反对派胜负的决定性因素之一。那也是韩国工会的高潮，工人运动组织了1/5的工人。去工业化和服务业就业人员的增长，使工会不断受到侵蚀。但其中一个工会却建立了一个成功成为首尔会议代表的民主工党。我最后一次访问韩国是在2011年12月，很期望能看到左翼和中偏左政党的联合，但结果是令人失望的。

苏联统治下的新生工人阶级，受到20世纪90年代的资本主义复辟的遏制。1989年和1991年的工人罢工浪潮促使了戈尔巴乔夫的失败，但是，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提供给工人的东西甚至比旧体制更少，在接下来的10年，工人阶级的生命力大大削弱。虽然共产党仍然是一支重要的选举力量，但它依赖于以往的民族主义，而非任何的左翼思想。没有一个社会民主组织成功建立起来。虽然俄罗斯的工会联合会成员的数量仍然很大，但他们却没有采取任何保护工人利益的行动。

圣保罗产业工人的工会运动创造了工人党，其候选人在2002年当选成为非常受欢迎的巴西总统。工人党改变了国家的社会面貌，解决了极端贫困问题，扩大了人口教育，并将更多的工人纳入正规就业的范围（这意味着他们的权利将受到法律保护）。但它是许多不同社会运动的联盟，其总统和地方行政部门不得不依托庇护主义。正如上文提到过的，如今的罗塞夫渴望的是一个“中产阶级”的巴西，而不是一个工人或“工薪阶层”的国家。然而，在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大”国中，她的国家仍具有最强的左翼力量，并为社会变革提供了光明的前景。

南非是另一个正在崛起的经济势力，拥有强大的、有组织的工人运动，他们是反种族隔离斗争联盟的一部分。但非洲人国民大会自1994年掌权以来优先培育黑人经济精英：一个突出例子是前矿工工会领袖西里尔•拉马福萨，如今他已是一个富裕的商人。尽管极端贫困显著减少，但不平等在2009年可能比种族隔离刚被废除时更高。开始于2012年8月的矿工大罢工是由一个新的反抗势力发起的，他们第一次遇到致命镇压以及用种族隔离时代的法律来反对他们的抗议。不管这次罢工浪潮的结果是什么，工人阶级领导权在南非还是一个遥远的期待。在非洲大陆的其他地方，尼日利亚劳工联合会在欧盟和德国艾伯特基金会的支持下，于2002年决定推出工人党。但事实证明，它只能胎死腹中：工人党从来没有扎根于劳工会员，其领导人很快就转向以庇护主义为基础的传统的政治形式。

按照传统意义，当今世界的劳动者并没有大步向前，但我们仍可以找到他们在各方面取得的进展，如劳资关系在改变，并会不断改变。我们可以期待工人在面对新的工业世界时，提出他们的要求，并且通过更好的组织不断发展壮大，变得更加雄心勃勃。资本主义的膨胀及不平等的扩大将始终会让工人阶级处在21世纪的政治议程上。

红色旗帜已从欧洲传递到拉丁美洲，委内瑞拉、厄瓜多尔和玻利维亚政府都提到了“21世纪社会主义”。它也是中偏左政府占上风的地区，也是不平等不断降低的地区。莫拉莱斯、科雷亚和查韦斯的“社会主义”是一种新的政治现象，它强调其独立于20世纪的左翼政治的欧亚模型，它本身是混杂的,它得到了社会各层的支持。南锥体的中偏左政府也有一个多元化的社会基础，但传统的工人阶级及其工会发挥着更大作用，这也反映出巴西和阿根廷更大程度的工业化。

拉丁美洲的进步力量，其思想包含许多不同的流派。拉丁美洲不可能给世界其他地区提供一个可以照搬的模式。但如果未来出现了激进的社会变革，那这些变革肯定会与该地区目前的发展事态有诸多共同点，这些共同点肯定比与20世纪以领周薪的无产阶级为基础的改革或革命的共同点多，这些无产阶级在非洲和亚洲的所有劳动者中只占小部分。虽然文化水平的提高和新的通信手段的出现增强了大众阶层的力量，但他们的运动仍面临巨大的阻碍：种族和宗教的分裂以及不同职业间的分化。只有将这些挑战考虑在内的计划和组织形式，才有更大的机会将这些平民大众联合起来。

我们可以确定未来几十年的4种阶级情景，这对一个社会学家来说是乐见其成的：全球化中产阶级消费主义；中产阶级的政治抗争；产业无产阶级斗争,可能引发新的社会妥协，其中心在东亚；以及大众阶级趋向同化。新世纪的社会性质尚未确定，但阶级肯定具有决定性作用。

（本文译自2012年11月出版的《新左翼评论》，有删减。作者简介：戈兰•瑟伯恩，1941年出生于瑞士卡尔马，英国著名社会理论家、剑桥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出版《从马克思主义到后马克思主义？》、《世界上的不平等》、《性与权力：20世纪的家庭》等多部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