暧昧与吊诡：号称“反共的马克思主义者” 对于叛变后的叶青，特别是他从创办《科学思想》到在上海从事文案时的表现，此前很长时间里，我们的叙述中都是说他“打着‘思想革命到底’的旗号，宣传‘托派’理论”云云。为什么指认叶青是中国的“托派”（其同伙还有郑学稼、张涤非、任一黎、吴曼君、张绚中等）？这要具体到当时的历史语境以及此后“宏大叙事”中的特别表达来看。时至今日，“托派”案已重新解读了，换言之，且勿论“托派”的是是非非，即以叶青而论，他果真是一个“托派分子”么？真正“托派”且以此自豪的郑超麟并不把叶青视为自己人。叶青自己也否认是“托派”。抗战爆发后，在武汉有几出关于“托派”的著名诉讼案，中共长江局的王明等指认陈独秀等是“托派”、“汉奸”，把叶青也刮了进去，叶青还聘请律师登报予以澄清，后不了了之。 叶青是迟至1939年才由国民党中宣部部长叶楚伧和潘公展介绍重新加入国民党的，当然，这个国民党与此前国共合作时的国民党已大不一样了。1927年国民党“清共”后的中国思想界，叶青表现得异常活跃，在著名的哲学论战中，就有所谓“新康德主义”的张东荪与叶青之间关于“唯物辩证法”的论战。不过，在左翼学者看来，两人的实质都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由于叶青“托派”的名声在外，辛垦书店和《二十世纪》承受不起一波接一波的压力，叶青只好退出，另与郑学稼等组成“真理出版社”，后又创办了《时代思潮》杂志。其实，叶青之所以色彩驳杂，不外是他的“反共”与当时其他“反共”人士的著作（多系武断和粗制滥造的宣传品）不同，即他号称自己是一位“反共的马克思主义”者，又带有一定的“学术性”（如他后来所自言，他的“反共”“是从学术上着眼”的），形式上又是所谓“不反之反”。他号称“中国虽不需要共产主义，但马克思主义诏其所包涵的辩证法、唯物论、唯物史观等，仍可单独地成为一种学术思想，加以研究和运用”，并且动辄拾撷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话语，加以旁征博引，不惜文章佶屈聱牙让人看了昏昏沉沉，这在人们尚不能很好地辨别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之时，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还没有凸显之时，“叶青”在中国思想界的出现带来了一点暧昧和吊诡。就在上世纪30年代的理论热潮中，很多人还错以为他就是理论界的“马克思主义派”的代表者，这不仅因为他提出了许多貌似“学术”的问题（又有所“创新”），还因为他以其译著数量庞大而吓人不轻（另有《费尔巴哈论纲研究》、《论理学问题》、《为发展新哲学而战》、《救国哲学》等大批哲学著作——编者注）。 尤其叶青，可谓川剧“变脸”的活样板。他早年赴法勤工俭学，与周恩来、邓小平等一起组织和开展共产主义运动，曾任中共旅欧支部书记。而当他活着走出反革命的刑场之后，却开始积极反共，为国民党充当重量级打手，以至于1949年1月中共公布的第二批战犯名单中，他的名字也赫然在列（居胡适、于斌之后，位列第57，即最后一名——笔者注）。 以往我们很少“光顾”这些人物，其实，从他们多变的人生轨迹中，可以总结、疏理出中国革命的许多经验教训。  11 资料图：毛泽东在延安干部大会上发表讲话。 率先攻击“毛泽东主义”，延安掀起“批叶”高潮 “反共的马克思主义者”叶青，到抗战时期索性成了“三民主义理论家”。 原来，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确立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并通过了《防制异党活动办法》等。会后遂有“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个政党”的宣传潮流，其中叶青的言论最为突出。他召集了一些人发起了所谓“三民主义研究及三民主义文化运动”，而当时国民党以“三民主义”为旗号发起的“反共”高潮也是以他的理论为核心的。叶青也达到了他一生“反共”理论的巅峰时期。他明白无误地宣布：“我以为研究中国政治问题不能对于共产党底主张置诸不理，反之，还非从检讨出发不可，检讨它的结果应该是批判，从而作为它底基础的共产主义之不合于中国需要，也就十分明了。那末，用什么来代替它呢？批判了人家的主义，自己必须拿出一种主义来，这就舍三民主义莫属了。于是，我遂由批判性的研究，转到建设性的研究来。因此，我决定研究三民主义。”（《我怎样做三民主义底理论事业》，桂林《满地红》第4卷第15、16期，1942年12月5日） 叶青的理论迅即遭到中共理论界人士的批判。毛泽东于1939年6月10日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的报告《反投降提纲》中说：“在思想斗争问题上，两年来，尤其是半年来，代表国民党写文章的人包括托派叶青等在内，发表了许多不但反对共产主义而且也是反对真三民主义的‘纷歧错杂的思想’……其实，他们所谓只有三民主义与国民党为适合国情，乃是最不合适国情的假三民主义与假国民党，而共产主义与共产党乃是完全适合国情的。”（见《毛泽东文集》第2卷） 面对叶青等国民党“理论人才”的污蔑和进攻，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陈伯达、艾思奇、吴黎平等相继发表文章加以反驳，形成了延安理论界对叶青等人的批判高潮。 有意思的是，也是因为叶青的一个偶然的因素，关于“毛泽东思想”这一提法似是水到渠成地提了出来。原来，1941年叶青在阅读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论新阶段》、《新民主主义论》等一批文章之后，在重庆出版的《抗战与文化》杂志撰写读后感，文章中率先提出了一个概念——“毛泽东主义”。当然，叶青是想说“毛泽东主义”是所谓“中国的农民主义”，即是“太平天国洪秀全的一个再版”。无疑这是他在攻击“毛泽东主义”。1942年2月18日，延安理论家张如心在《解放日报》发表《学习和掌握毛泽东同志的理论和策略》，驳斥叶青，但接着叶青的说法，提出“毛泽东主义”，后来又有王稼祥等修订为“毛泽东思想”。至中共七大，刘少奇在报告中正式提出“毛泽东思想”。 1940年，叶青受国民党江西省省长熊式辉的邀请，赴江西参与指导“三民主义文化运动”，并在国立中正大学任教和创办“三民主义研究会”，影响达于周边诸省，受到蒋介石的赏识。1942年，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战时青年训导团主任康泽分别电邀其返回陪都，加强“三民主义文化运动”。在得到蒋介石的召见和表扬之后，叶青发起成立“中国三民主义学会”。此后他又相继担任国民党中央党部专门委员、中组部研究室主任、战时青年训导团研究室主任、三青团中央干事、中央干部学校教授、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等职。 败退前夕，蒋介石问计于叶青 晚年的叶青著文《我为什么反共？》，回顾了他的叛变和反共经历：旅欧回国之后，“一面参加共产党底工作，一面也参加国民党底工作。后来因国民党清党，自然脱离了国民党。由于共产党实行盲动主义，盲动底结果，大批党员被捕，甚至被杀，也自然脱离了共产党。我也是这样。当时深感盲动主义之不当，它以党员为牺牲，以群众为刍狗。”继之，他说：“我反共是为了国家，为了中国。从前在法国赞成社会主义，加入共产党，是为了参加劳动，同情工人，乃基于局部的事实。现在知识广，经验多，了解中国底历史趋势，亦即了解全部的事实，自然根据中国需要，从事反共了。” 这段说辞由所谓“德高望重”的国民党“反共元老”、“反共专家”甚或“反共教父”的叶青说出，自是堂而皇之。而按照叶青自己的划分，他的“反共”可以分为“哲学反共、思想反共”和“政治反共、实际反共”两类。前者，是在哲学和思想领域通过著述来从事“反共”；后者，则是历史和现实中的“反共”。他的得意之作是抗战前夕针对中共要求停止内战的口号，针锋相对地提出所谓的“统一救国”。他后来回忆和表功说：“大概是在二十五、六年间（即1937年前后——笔者注），共产党推行‘人民阵线’运动，因而有‘救国会’之崛起……当时共产党底口号是‘联合抗日’，不好反对。而联合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共同抗日，显然有利于共党共军，不利于国党国军。于是我主张发表宣言，展开‘统一救国’。这是共产党不能反对的，但又有损于共产党，因其要将‘边区’军政大权交于国民政府也。潘公展（国民党CC系骨干，曾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央宣传委员会主任委员——笔者注）大为赞成，在上海发起‘统一救国’十万人签名运动。他办有《文化建设》月刊，我告其主编樊仲云，即出版一个‘统一救国’专号，以压倒上海日渐流行的‘联合抗日’口号。他深以为然，遂发信征稿。”叶青这种弥合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论调迅即遭到当时左翼阵营的猛烈批驳，被指控为“托洛斯基派”、“日本警犬”、“民族败类”等（除叶青之外，还有郑学稼、张涤非、任一黎等）。中共方面也直接致电蒋介石，要求追究叶青等人“破坏统一战线”之罪，但叶青却因“反共有功”获得蒋介石的关注和赏识。当时蒋介石、汪精卫、陈诚等国民党高层人物先后接见了他。叶青多年后仍有受宠若惊之感，他回忆说：“据说共产党反对我的事引起了当时蒋委员长底注意。中国人这样多，为什么共产党独怕叶青呢？因此想看我为（是）何（如）人。” 此后叶青把自己牢牢绑在国民党的战车上，不遗余力地充当反共内战的急先锋。他除了不断著文为国民党的“戡乱”献计献策之外，还曾发起针对政协会议的“三民主义宪法促成会”等，甚至亲自组织反共示威游行（自称是“主战派”）。1948年底淮海战役之际，时任国民党南京市党部执行委员的叶青提议在南京举行十万群众的“反共示威大游行”，“以支持徐州底反共将士”，又赴各地“劳军”和发表反共演说（组织巡回讲演团），出版反共书刊（《共产党问题》、《反共问题》、《中国目前的变化及其出路》、《为谁而战》、《新路线》等），无奈国民党已经分崩离析，尽管叶青“一心反共，不计其它；只知谋国，不管己事”，甚至母丧不归，颓势也无法挽回。 1949年，“引退”回乡的蒋介石在奉化溪口会见了叶青，并向他问策。叶青回忆说：“我当详陈戡乱失败之故，以为是实行三民主义不够、不快、发生毛病所致。总统以为然，要我写出来。”7月，叶青受命担任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旋即代理部长，所谓“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叶青为困兽犹斗的国民党拼命打气，他奔波于西南，所谓指导宣传业务、剖析对时局的看法等，号召开辟“第二战场”和“经济战”、“思想战”，“重振北伐精神”，组织“远东反共国际”，等等，以鼓舞早已瘪空了的旧政权的士气。 一生概括：“名以叶青显，文因反共多” 1950年春，叶青由海口回到台北。他是最后一批抵台的反共干将，因无颜面对“反共不利”的指责，辞去了宣传部部长的职务，转而任教于一所“政工干部学校”。不过，蒋介石仍然非常器重他，授命他为“总裁办公室”下的设计委员会委员、党务顾问、训练委员会委员。叶青以自己的使命是“写作和讲演”为由，未接受。 晚年的叶青苦心经营他此前在大陆创办的一个反共书店——帕米尔书店。这家书店在台湾复业后，专事出版反共书刊（如《政治评论》半月刊）。叶青自己更是笔耕不辍，撰写了大量的研究三民主义和反共的书籍、文章。（后来结集成的《毛泽东思想批判》一书，就是他为反共广播而撰写的广播稿，此外还有《新民主主义批判》、《中国向何处去》、《共产主义批判》、《共产党“土地改革”批判》、《阶级斗争批判》，等等。）此外，当时大凡台湾及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反共报刊，如台北《民族报》、《中华日报?思潮》、《战斗周报》、马尼拉《大中华日报?思想》等，均由其操笔主持；至于讲演，叶青可谓劳碌，台北乃至环岛，以及“冷战”开始时中国周边建立的所谓“亚洲反共联盟”、“世界反共联盟”等组织，皆有他的声音。讲演内容也不外是“国父遗教大纲”和所谓的“匪党理论批判”，这些讲稿又分别被列为台湾军方各军事学校的政治教材。 叶青认为中共内部没有称得上有“理论”的人，如王明（陈绍禹）只是共产国际代表米夫身后的“一个黄口小儿”；而毛泽东呢，叶青说：“自从《论新阶段》出版以后，我对毛泽东的看法比较不同。他的‘马克思主义底中国化’问题之提出，证明他懂得一些理论。那时他叫出‘学习’底口号，想‘认真学习一点东西’。两年以后，看见他在《解放》第九十八和九十九两期合刊上的《新民主主义论》，觉得他有相当的进步。”于是，“我对于毛泽东，从此遂把他作共产党理论家看待了”。叶青从来就是自居为“理论家”的，如今他把“政治家”的毛泽东也称为“理论家”，这不是恭维，是认为自己有了真正意义上的论敌。 晚年的叶青在《我反共经验底总结》一文中总结道：“我反共约有四十五年之久，已分成我在上海反共、在武汉反共、在重庆反共、在南京上海广州反共、在台北反共五期……可以说，用笔墨唇舌反共，在中国究竟有几人如此，而且又历时四十五年未尝停止或间断呢？”这就是“反共理论家”叶青的自供状了。所谓坚持反共近半个世纪，著述逾千万字，实堪称20世纪反共之第一人，也是中共历史上最决绝的叛徒了。 叶青退休时，曾获蒋介石颁发的“云麾勋章”。1965年4月4日，时逢叶青七十大寿，台湾当局在台北“三军军官俱乐部”为他举行了签名祝寿活动，到场者三千余人。蒋介石“钦赐”寿匾，名流显要如张群、何应钦、白崇禧、谷正纲、盛世才、叶公超、毛子水等亲到现场为之祝寿，礼堂挂满屏联、书画和诗词。曾任国民党湖北省主席的万耀煌在祝寿诗中直书：“名以叶青显，文因反共多。”可谓概括了叶青的一生。 晚年叶青的著作和传记，大多是在他创办和主持的帕米尔书店出版的，那些所谓“评传”，内容也不外是颂扬其“反共斗士”的“光荣历史”。 叶青虽然叛变了共产党，不过有一条他似乎还留有共产党的痕迹，那就是终其一生，以过着“苦行僧”的生活而著称，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反共宣传中。最后，前引《沙汀传》中关于叶青欲娶“中央大学文史系的女学生”一事，也可于此曝光：叶青的妻子，即后来台北成功大学中文系主任尉素秋（前中央大学的才女之一，曾与沈祖、曾昭、徐品玉、王嘉懿、龙芷芬、胡元度等共投在吴梅、胡小石、汪旭初三位大词人与名教授门下）。 来源：《同舟共进》2010年第8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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