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电子杂志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３１日第１４期(总第一Ｏ五期)刊登潘祛病的文章《一生育桃李 终身求真知——纪念《记忆》的良师益友刘秀莹老师》，据该文介绍说： 刘秀莹老师是终生从事中学教育的老教员。五十年代初，她从师大女附中高三毕业考进清华数学系，因为家庭生活困难，而母校又缺教师，她没等大学毕业就退学回校当了老师。此后，刘老师一直在师大女附中工作，从教数学，到教政治;从做班主任，到做教务处主任。文革前夕，她被调到北京市西城区教育局。 2012年4月的一个午后，作为《记忆》的编辑，我（潘祛病）去拜访刘老师，事情的起因是《记忆》刊载过一个小资料，其中提到刘秀莹老师在1967年向卞仲耘的家属提供了卞校长受害的情况。刘老师阅后，打电话告诉我们，这一资料有误。此行就是向刘老师了解个中情况的。 （在刘老师说明了资料的失误后） 接着，老人回顾了文革中北京中学发生的暴力，介绍了文革结束后，北京市教育局清查三种人的经过：当时市委成立了“清理三种人”小组，组员分赴北京各区县调查文革时期发生的暴力事件，尤其是文革之初红卫兵私设公堂，打人抄家，以及在学校内外打死人的情况。正在大伙干得带劲儿的时候，中央下了文件，红卫兵的事不准再查下去，并且要求大家上交调查笔记，由上面统一销毁。 我们后来得知，这是因为当年的红卫兵“西城纠察队”给胡耀邦写了信，为红卫兵辩护，说他们当年保护了老干部，是与中央文革对着干的，并受到了中央文革的迫害，因此不能算做“三种人”。中央因此下了文件，来了一风吹，使所有的调查工作戛然而止，给历史留下了一笔糊涂账。这对于文革研究是一大损失。 刘老师还告诉我，“尽管那些调查记录全销毁了，不过，北京市教委还是将建国后的教育情况编了26册《北京市普教资料选编1949—1985》， 我们都叫它大白本，其中有一本是谈中小学文革时期情况的。尽管已经比调查时的材料删减了很多，但还是能说明一些问题。现在这些资料不知道北京市教育局还有没有了……” 虽然衰老久病，但是刘老师记忆力惊人，说起女附中的学生在校的成绩和表现，如数家珍。更令人惊异的是，她的思维敏锐，条理清晰，谈起文革，谈起文革前的教育，往往一针见血：“为什么文革期间会出现那么多打老师、打死老师的事情？这是偶然的？为什么这些悲剧都从高干子弟聚集的中学开始，为什么挑头的都是干部子弟？十七年的教育究竟出了什么问题，我们做老师的都给学生教了些什么？” 临告别时，老人缓缓地挪回卧室，取来一本她参与主编的《北京中小学教育若干问题的回顾》，书中夹着一张事先写好的很多老教师联系方式的字条，希望我能看看这本书，再找字条上的老人们做更详细的访谈：“我都跟他们联系过了，到现在为止，北京中学文革中的这些事情并没有完全说清楚。你们要抓紧时间，这些老教师都八九十岁，说走就走了。他们都亲历过各自学校文革最残酷的时期，我希望他们能把这些事讲出来，越多越好，越详细越好。” 春去秋来，笔者按照刘老师的嘱托，寻访当年的老教师。历史虽已远去，但许多的记忆还浸没在莫名的恐惧中，待再和刘秀莹老师交流沟通，却传来老人病危入院的消息。 《记忆》主编启之先生去医院看望刘老师时，她还念念不忘，希望《记忆》能将关于北京中学文革和十七年教育的历史整理刊载出来，希望更多的当事人说出历史真相。 2013年11月27日，刘老师带着她对教育的思考，对文革的反思和对《记忆》的期待驾鹤西去。刘老师的社会责任感，催我上进；她对晚学的推心置腹，令我铭感。刘秀莹老师，安息吧！您的未竟之志，总会有人完成！ http://www.linbiao.org/forum/viewtopic.php?f=14&t=1765&sid=7221e9a19655121778b904131c57ec0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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