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着重提到“民治”这个词，是受到三点的触动：第一是在整整150年前，林肯发表了著名的葛底斯堡演说，强调建立“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第二是右派指责毛泽东的狼烟又起，其中就包括了指责毛泽东“没有兑现承诺”，什么承诺呢？毛在69年前说要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来建设国家；第三是宋彬彬的道歉。随着后面的分析，这个对毛的指责不攻自破。
当把所有这些联系到一起，自然要问，今天的中国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国家、怎样的社会？当发现今天的中国已经蜕变成了资本家所有、腐败官僚所治、打死卞校长的太子党所享这样一种社会的时候，再回过头看毛周与刘邓冲突的实质，考量“民治社会”的真义，缅怀老一辈的艰难和遇到的重重阻力，真是令人悲从中来！
历史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像毛时代的中国那样，实现真正的“民有”。这种“民有”就是资本家“没有”、地主“没有”、官员也“没有”，而是“全民所有”或“集体所有”，因而，这是一个高度民有的或称做普遍民有的国家。
历史上鲜有国家能像毛时代的中国那样，实现真正的“民享”。民享是要用一系列指标来衡量的，概括地说，毛建立了一个税率为零、基尼系数甚小、政府取之于民百分之八十以上用之于民的国家，因而，这是一个高度民享的国家。
有人吐槽说“全民所有等于全民没有”，冒一听有点道理，貌似不采取变现、不采用“打土豪分田地”的方式把全国的所有资源统统分给民众，“全民所有”就是一句空话。这些人缺乏比较。试问，你们在毛时代享受着零税收和免收费，凭的什么？难道不正是拜公有制所赐吗？你们今天乖乖的交付“五费一税”，并且税种费类越来越多，占收入的比例越来越大，不胜其烦又不胜其重，真的一点脾气都没有？所有制变了，个人在所有制中的地位变了，才会如此。可见“全民所有等于全民没有”全然一句脑残昏话！
不过，要问毛泽东实现“民治”了吗？我认为没有，原因是被破坏了。
毛泽东一生致力于转型，就是把历来的官绅统治转到大众治理的轨道上来，建立一个民治的社会。毛因之声名鹊起、也因之怆然倒下，整个历程一波三折，波澜壮阔。而卞仲耘就是在这个转型中，被反对转型的坏人给打死的。在未来的民治中国的“先贤祠”里，应该给卞女士立牌位。
早年毛泽东是梁启超的信徒，他走上近代中国的政治舞台，崭露头角有三件事：一是带着赤手空拳的学生兵缴了外乡来到长沙的军阀的三千毛瑟、二是“驱张运动”，三是提出“湖南自治共和国”。这三件事无不带有地方自治和“兴绅权”（梁启超）的印记。在当时统治中国的是所谓“四绅”（官绅、士绅、商绅和乡绅），就是今天的“精英”，兴绅权就是倡导精英政治，绝非他在晚年矢志不渝推进的民治。
毛泽东从对四绅的毕恭毕敬，到体悟到“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从对苏联“一边倒”，到“不能盲目照搬苏联”、必须“以我为主”地探索建设道路，避免走斯大林模式的老路，他是如何实现这一转变的？这里无从一一去细究了。有一点，即毛在革命战争年代与王明等“国际派”的斗争焦点，就是围绕“独立自主”还是“听命于国际”，这显然是其一生所秉持的自治理念的自然延伸；当延伸下去到达某个节点的时候，也就发展出了民治的思想，完成了思想的转型。从建国后的实践来看，毛希望建立的民治社会，与传统的官绅本位有着本质的不同，其特征是：
● 在绅权下，社会是由传统宗法和法律框架下的精英所主导，而毛泽东的民治社会理念由民众主导，在那里“人民主权”被抬到了史无前例的高度，毛称之为“大民主”即直接民主。在那个社会里，精英接受民众的监督，而民众可以藐视精英，一如今天的网络；
●“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社会秩序靠“自觉了的”民众来维持。人民内部矛盾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达到认错－检讨－改正，目的是教育人而不是惩罚人，敌我矛盾交公安司法处理；
● 军队对外，不作为统治工具（在大多数国家是统治工具）；
● “自觉”就是“主人翁意识”，即毛经常说的“要看得起自己”“相信自己”“自己总结自己”“自己批评自己”“自己管理自己”“自己革自己的命”……。“主人翁”不意味着统治，主要是参与，被赋予了参与社会运作和管理的权力；
● 参与的途径是加入各种群众组织、参加群众运动和“三结合”，工具是“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以此来监督官员和干预行政。在特殊的时期如“文化大革命”，在推倒了党委和工作组之后，由学生、工人组织文化革命委员会（或文化革命小组、文革代表会议）作为“最高权力机关，这些成员不是由谁来指定，要由群众来选举，……大家再无记名投票。……代表选举了以后，是不是要一辈子当下去呢？不是的。今天发现了他们不称职的，可以随时撤换，由群众来撤换，由群众重新选举别的人代替他。”（陈伯达在北京大学的讲话，1966年7月26日）
这实际上臻达了完全的民治 —— 巴黎公社原则，远超林肯。
这种民治的最大好处是遏制精英（必然要发生的）腐败，最大缺陷是由于同质性太强，容易受到煽动和利用，在法制跟不上的当口、容易形成局部的“暴民现象”。文革中的“西纠”和“联动”就是暴民典型。这两个由高干子弟为主体、凌驾于所有“红卫兵”之上的法西斯组织，虽是在师大女附中打死卞校长之后才成立，但一切迹象显示，“卞案”的凶手（一群高干子弟）后来加入的就是“西纠”和“联动”。打死卞校长是他们借工作组撤出之机，打出“血统论”横空出世，以“唯我独革”和抢夺权力的面目出现，制造出的一起“污名化”文革的事件。很多人至今连这简单的历史事实都不清楚、看不明白。
综上：
(1) 毛时代的中国是一个高度民有的国家；
(2) 毛时代的中国是一个高度民享的国家；
(3) “全民所有等于全民没有”是一句不经过大脑的昏话；
(4) 毛、刘分歧的实质，是毛要民治、刘要人治（“官治”）；
(5) 毛泽东终其一生建立民治社会，结果被破坏了，失败了；
(6) 卞仲耘是被反毛的顽固派打死的；
(7) 毛的理想是“巴黎公社原则”，远超林肯的民治；
(8) 民治的好处是遏制精英腐败，坏处是易被钻空子、出现暴民；
在上述的基础上来看宋彬彬道歉，不能说没有正面意义：
(1) 促使人们去了解真正的“文革”，明白文革是为底层人说话办事和掌握权力，是推倒官治建立民治。弄清了大致脉络，就不会跟在南方系、ccav后面，被卖了还帮着数钱；
(2) 卞校长究竟被谁打死？肯定会得到追究。宋彬彬不是捅了“文革”的伤疤，而是捅了太子党的伤疤。还原这段历史真相，有助于为文革正名；
(3) 重要的是触动人们去冲破官僚资本阶层（以当年的西纠联动为代表）的束缚，使中国回归“人民主权”，建立民治社会，尽管，路还很长。
铃兰台
2014年1月22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