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解决中国”三农“问题之路(七)

　　四

　　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其实并不一帆风顺。阻力不仅来自党外，而且来自党内，而且最大的阻力就来源于党内，绝对权威的毛泽东其实并不权威。这正像毛泽东指出的那样：“社会主义革命 革到自己头上来了，合作化就有人反对”。

　　这个“有人反对”的代表人物就是刘少奇。

　　1951年1月，刘少奇对安子文说：“东北土改后农村经济开始向上发展了……今天东北的变工互助组是建立在破产、贫苦的个体经济基础上的，这是一个不好的基础……现在的变工互助组 能否发展成为将来的集体农庄?我认为是不可能的。这是两个不同的阶段。不能把新民主主义阶段同社会主义阶段混为一谈。由个体生产到集体农庄，这是生产方式的革命。没有机器工具的 集体农庄是巩固不了的”。(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上卷 第197页)

　　1951年7月，刘少奇在山西省委的报告《把老区互助组织提高一步》上写下了如下的批语：“在土地改革后的农村中，在经济发展中，农民的自发势力和阶级分化已开始表现出来了。党内已经 有些同志对这种自发势力和阶级分化表示害怕，并且企图去加以阻止和避免。他们幻想用劳动互助组和供销合作社的办法去达到阻止和避免此种趋势的目的。已有人提出了这样的意见：应该 逐步地动摇 、削弱直至否定私有基础，把农业生产互助组提高到农业合作社，以此作为新因素，去‘战胜农民的自发因素’。这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建 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汇编》 第42页)

　　针对刘少奇等党内反对派的意见，毛泽东不得不从正面加以说服：“既然西方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有一个工场手工业阶段，即尚未采用蒸汽动力机械，而依靠工场分工形成生产力的阶段 ，则这个的合作社，依靠统一经营形成性生产力，去动摇私有制基础，也是可行的”。(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和事件的回顾》 上卷 第191页)毛泽东又不得不从正面严正驳斥：“‘确立 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这种提法是有害的，过渡时期每天都在变动，每天都在发生社会主义因素。所谓‘确 立新民主主义秩序’，怎样‘确立’!要‘确立’是很难的哩!……‘确立新民 主主义秩序’的想法，是不符合实际斗争情况的，是妨碍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的”。“‘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 会主义’。这种提法不明确。走向而已，年年走向，一直到十五年还叫走向?走 向就是没有走到。看起来可以，过细分析，是不妥当的”。“我们提出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比较好。所谓 逐步者，共分十五年，一年又有十二个月。走得太快，‘左’了;不走，太右了 。要反‘左’反右，最后全部过渡完”。“‘确保私有财产’。因为中农怕‘冒尖’，怕‘共产’，就有人提出这一口号去安定他们，其实，这是不对的”。(《毛泽东选集》 第五卷 第81 -82页)

　　五

　　农业合作化的阻力也来自中国社会，这集中体现在士大夫的代表、民主党派人士梁漱溟先生身上。

　　梁漱溟先生是新乡村建设运动的代表人物，这是因为梁先生不仅有行动，而且有理论，而且这个理论在他自己看来似乎完美无缺。其实梁漱溟先生的乡村建设理论如同梁先生的“身在问题中 ”的一生一样，都是一个矛盾的东西：他深受中华传统文化的影响，又看到中华文化的积弊，但骨子里却又崇尚中华文化;他看到了中国农村的种种问题，并大加鞑伐，但对封建制度却又真 诚地赞美;他开展的乡村建设运动，却在实验的乡村农民几乎”不动“而毫无成效;他欲独立于官府之外开展乡村建设，却又不得不仰仗军阀的鼻息来开展运动。

　　其实，毛泽东早在1938年1月就对梁漱溟先生的《乡村建设理论》展开了批评。梁先生在他的书中认为，中国社会的经济，是”伦理本位的经济“;”其经济结构隐然有似一种共产“。毛泽东 批评道”地主与农民不共财、不相恤、不互相负责，贫民生计问题并无保障，仅有残酷的剥削关系存在。“因此，所谓”伦理本位经济“，实际上是一种”封建经济“;所谓”共产“的特征 ，”只是一种建立在封建剥削关系上的家庭共产主义“。(陈晋：《1938年毛泽东与梁漱溟的一次争论》)因此，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开始实施和农业合作化运动即将开始的关键时刻，梁漱溟 先生从他的改良主义理论出发，对过渡时期总路线进行攻击并对工农关系发出”九天九地“的喧嚣，以为”工人在九天之上，农民在九天之下“，”工人有工会可靠，农会却靠不住，党、团 、妇联等也靠不住，质、量都不行，比工商联也差，因此无信心。“毛泽东不由悖然大怒：”这是‘赞成总路线’吗?否!完全的彻底的反动思想，这是反动化的建议，不是合理化的建议， 人民政府是否能采纳这种建议呢?我认为是不能的“。(《毛泽东选集》 第五卷 第108页)

　　显然，毛泽东与梁漱溟先生的争议不是什么意气之争，而是真真切切的”主义“之争——是如何巩固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问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 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对此，晚年的梁漱溟先生其实已有深刻而又真诚的反思，说：“毛泽东是对的”。梁漱溟先生近年很是吃香，以为是中国最后和最大的公知，是中国最后也是最 大的良心。其实，这股势力是“醉翁之意”、“项庄舞剑”——不在梁公，而在泼污毛泽东和共产党罢了。

　　六

　　毛泽东曾经生动地指出：“坐在指挥台上，如果什么也 看不见，就不能叫领导;坐在指挥台上，只看见地平线上已经出现的大量的普遍的东西，那是平常的，也不算领导;只有当着还没有出 现大量的明显的东西的时候，当桅杆刚刚露出的时候， 就能看出这是要发展成为大量的普遍的东西，并能掌握它，这才叫领导。”(《毛泽东著作专题摘辑》第341页)在土地改革完成之时 ，毛泽东就将全党的“三农”工作中心转移到农业合作化运动上来，不能不说毛泽东就是这样高明的领导;建国以来到目前为此的中国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历史基本证实了毛泽东的预见— —而不是党内那些贬毛势力宣称的那样，这是一个片面的论断;更不是那些反毛势力宣称的那样是一个完全错误的论断——更证明了毛泽东是一个高明的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