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闻所思录（连载七）

2014-1-22 23:37|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1979| 评论: 0|原作者: 高飞|来自: 东方红网

摘要: 见闻所思录（连载七）时间:2014-01-10 19:33来源:来稿作者:高飞点击:377 次20·17胡耀邦、赵紫阳支持“一切向钱看” 邓力群的回忆录说：“胡耀邦也好，赵紫阳也好，一直不同意批评‘一切向钱看’，他们自已的讲话、文章里头一直避而不谈。别人的讲话经过他们的手，也往往把这个词勾去。1986年讨论精神文明的决定，中央政治局委员胡乔木就这个问题写了一封信给耀邦、紫阳、李鹏、姚依林、田纪云。李鹏、依林同志批示了。李鹏说，这 ...

1、请看几份杀气腾腾的党内文件

       河北省委一位八十高龄的老同志，怀着对毛主席缔造的伟大、光荣、正确的共产党之殷殷爱戴之心，一直保存着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复辟来，疯狂阉割共产党、镇压革命左派的几份中央和省委文件记录稿。笔者看了十分感动和敬佩。因为记录得详尽工整，对后世马列主义研究者很有用处。现摘其要点，供今天和未来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分析批判之用。
      一、《江一真谈河北省的几个问题》
       （中纪委研究室陈麟章、金石整理）
      笔者按：这是一个由江一真口述，中纪委整理刊发的内部文件。许多人都知道，江历史上当过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白求恩卫生学校的校长，新中国建立后又当过国家卫生部长。改革开放的1979年4月，江调任中共河北省委第二书记兼省人大主任。这位被邓小平和胡耀邦派来的大将，上任伊始，就以所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代言人和裁判官自居，扬言要揭“河北省委的盖子”，“动大手术”，便同省委第一书记刘子厚和继任的省委第一书记金明等久经考验的革命老同志展开了路线斗争。1980年9月20日中纪委刊发的《江一真谈河北省的几个问题》之内部文件，完全暴露了他否定毛泽东革命路线、复辟资本主义道路的修正主义嘴脸。现摘其要点如下：
      江一真说：
      “整个河北省的盖子还没有完全揭开”。“刘子厚制造了一个‘反对刘子厚的反革命案’，这一案株连的人，包括家属在内，全省不下几百万，仅张家口地区就有十二万。”
      “刘子厚调走，金明调来河北后，全省从上到下各个系统基本上还是原来的班子。小平提出清除‘三种人’，除个别地区和部门做了些调整外，大都还在台上”。“现任省委常委，多数还是原来的，其中有四个人邢安民、兰凯民、王玉、尹哲，多年来紧跟刘子厚干了很多坏事，至今对三、四、五中全会精神都有抵触情绪，个别的还咬牙切齿，在私下里骂小平同志，骂二胡（耀邦、绩伟），这几个人不调开是不行的。”江一真指控邢安民“是造反起家”，“对刘子厚和‘四人帮’跟得很紧”，“我来了以后，他跟刘子厚围攻我四次”。“兰凯民也是造反派起家”，“在省里紧跟‘四人帮’和刘子厚”，“公开说河北十年文革不能说是十年浩劫”。“尹哲是有名的风派人物，他本是林铁同志一手提拔的，又紧跟刘子厚干坏事。三中全会以后被刘提为省委书记，主管宣传文教工作，省委宣传部长徐纯性，也是紧跟刘子厚干了不少坏事的人”。“省委组织部长王玉，第一副部长吴起秀、副部长李玉柱、调配处长何瑞武、郑义，都是紧跟刘子厚的。省委组织部大部分都是‘保刘派’的人，现在一个也没动”。
      江一真还特别把矛头指向了省公安局，指控公安局长李信“是砸烂公检法的头头”。“公安局副局长赵登元、李兆友也是造反起家的。”“现在这些人在公安局内经常公开骂‘二胡独奏’，背后议论小平同志。我对金明同志说：中央领导同志如来河北，叫这些人去保卫，是不放心的，说不定他们还会开枪呢！”江一真还点名指控了石家庄地委第一书记孙吉全、石家庄市委第一书记张建尧、衡水地委第一书记李铁、张家口地委第一书记王英俊、邯郸地委第一书记李维新、保定地委第一书记韩邦聚、唐山市委书记许家信，“都是紧跟刘子厚的，也是该动未动的。”“刘子厚和他那帮人，借提拔中青年干部为名，把不少以工代干，拿工分加补贴的人，统统转为正式干部。保定还借这个名义提拔了四、五十个打砸抢分子。真正拥护三中全会路线的干部一个也没提”。
      江一真还大讲他同新的第一书记金明、书记兼省长李尔重的路线斗争。他煞有介事的说：“我同金明、李尔重同志过去不熟悉，也没有什么个人之间的恩怨，而且都是在十年浩劫中挨过整的同志，又都新调来河北省的，本来应该会有很多共同语言。但是，三个人在工作上往往谈不到一起，在几个问题上老是争论不休。我同他们的主要分歧是：河北省要不要批极左？要不要反对派性？要不要调整领导班子？冤假错案要不要彻底平反？要不要清理打砸抢分子？这些分歧，从表面看，似乎是搞快点还是搞慢点的问题，实质上是对刘子厚怎么看，要不要保他，该不该抓他的问题，要不要分清路线是非的问题。1979年8月，经过几个月的摸底，我在省委一次干部会上讲了对河北问题的看法，提出河北也有跟四人帮干的，十年浩劫期间，河北经济上遭到极大破坏等等，人民日报把我这篇讲话公开做了报道，刘子厚等原省委的同志拿着李先念同志说的‘河北成绩是主要的’来压我，他们说河北不能叫十年浩劫”。
江一真继续说：
      “金明同志来河北后老是说：耀邦讲了，刘子厚的问题再大也不是‘四人帮’的人，只能这样子了”。“李尔重同志怎么样呢？在一次省委常委会讨论案子时，有人提出‘反对刘子厚不能算反对省委’，李竟说‘刘子厚是中央认可的，反刘子厚就是反对省委，也等于反对中央，那就要整他！’我看金、李就是要保刘子厚。”
“人民日报王泽民同志应石家庄市委的要求，在一次干部会上介绍了调查柴晋川的情况以后，金明同志很不高兴，‘说过去抓柴晋川是对的，现在要放他也是对的，不能说是纠正错案。’今年七月，他在全省农业工作会议上讲话时，发了脾气，说‘人民日报心怀好意，我就支持，不怀好意我就不支持。北京的老同志出于好心，我就支持，否则也不支持。在我们省委内部，对这件事的看法也是有分歧的，不许搞小动作！反江一真同志的人不一定是坏人，反对刘子厚的人不一定是好人。人民日报要捅，我也要捅，我还有河北日报呢，你可以在人代会上做报告，我是省委第一书记，也可以召开几个大会做报告，看听谁的？”
      “对使用什么样的人，依靠什么样的人，要不要调整领导班子，怎么达到安定团结，我同金明同志也有分歧。落实政策的工作，金明要李尔重同志管，又叫刘子厚培养的、一手经办保定的郭志当第一副组长，他不叫我管。王铮同志是分管政法的书记，也不叫他管。另一方面，金明同志对紧跟刘子厚的人，十分信任，放手重用。金依靠邢安民、尹哲、王玉这些人，经常和他们碰头。刘子厚调走后又回来一次搬家，找了130多人谈话。刘走了以后，有人散布刘子厚讲了，金明、尔重同我相处多年，是我的老战友，你们要好好支持他们，危险人物是江一真、赵一民这些人”。
      “河北省落实政策的工作为什么没有搞好，前一段，主要是刘子厚在控制，现在主要是金明同志精神状态不好，怕一动就会乱。金明同志在大会上讲过两三次，说我这个人是不整人的。除了敌我矛盾，我是不整人的。金明同志天天强调安定团结。我认为达到安定团结，要根据中央路线有区别有分寸的清理和处理‘四人帮’残余势力，该动的还是要动，如按兵不动，是不能达到安定团结的。”
“对经济政策放宽，也有分歧。金、李来河北后，几次提出：不能搞包产到户，不能单干，要坚持集体经济。把放宽经济政策当做偏见，要纠正。”
      二、中共中央批转《河北工作会议纪要》
      1981年9月16日，中共中央以中发（1981）36号批发了1981年9月1日的《河北工作会议纪要》。这个由胡耀邦领导下炮制的《纪要》，公开否定以刘子厚同志为首的河北省委所执行的毛泽东的革命路线，指责金明、李尔重同志强调稳定河北大局是“稳而不进”，“没有坚决贯彻执行三中全会精神”，“没有坚持拨乱反正”。同时却为江一真评功摆好，为他的修正主义恶行张目。现摘其要点如下：
      “在河北工作会议上，中央领导同志指出，河北省委前主要负责人刘子厚同志，几十年来，为党做了有益的工作。但是，他在文化大革命中，执行了一套左的东西，批斗了很多老干部，又不承担责任，不做自我批评，更严重的是，刘子厚同志对三中全会精神长期持消极抵触态度，不认真传达贯彻，虽经中央领导同志多次耐心地进行教育、批评和帮助，但他依然缺乏觉悟，改正不力。事实表明，靠刘子厚同志主持工作，不可能拨乱反正，不可能扭转局势，难以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一九七九年底，中央决定，把刘子厚同志调离河北。”
      “中央认为，江一真同志到河北工作两年多，在贯彻执行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批评刘子厚同志的错误，平反冤假错案和放宽农业政策等方面，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和其他领导同志一起，是出了力的，是有成绩的。但是，他对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错误的干部缺乏历史分析，对这些同志的教育帮助和团结工作做的不好。中央领导同志虽一再提醒他注意这个问题，但他听不进去，在这一点上没有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金明、李尔重同志到河北以后，做了大量工作，成绩是主要的。他们初到河北时，工作上注意稳是对的，但要稳中求进，没有进也就无所谓稳。可是，他们在按照三中全会精神进行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党的各项政策，调整各级领导班子，放宽农业政策，推行生产责任制，通过适当批评刘子厚同志的错误，清除各级干部中长期存在的左倾错误的影响等方面，思想拘谨，顾忌较多，工作不够理想。按照中央领导同志的意见，今年一月间，在省委召开的三级干部会上，虽然也批评了一下刘子厚同志的错误，但金明、李尔重同志和省委其他一些负责同志，在这个问题上，思想很不解放，致使这次三级干部会议没有达到认真结合河北的实际情况，解决河北的实质问题，消除河北干部中长期存在的左倾错误的影响，提高河北广大干部的思想政策水平的预期目的。”
      “两年多来，河北省委主要负责同志由于不团结，不交心，不作自我批评，在重要的方针政策问题上思想严重分歧，甚至发展到不断向中央、中央有关部门和中央领导同志写信告状，互相指责，进行不适当的斗争，不能把主要精力集中到抓好当前工作上面，整个省委领导处于涣散无力的状态，致使河北的工农业生产发展缓慢，各项工作起色不大，社会治安不好，少数干部中的不正之风严重。广大干部和群众，对于河北目前的这种领导状况和工作状况焦虑不安。就连从河北省委调到别省工作不久的一位曾经对落实政策思想不大通的负责同志也认为，河北同其他兄弟省比较起来，在落实各项政策上落后了一大截。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党的六中全会刚刚结束，河北省委所在地石家庄就多处出现反动标语，肆无忌惮地谩骂、攻击中央和中央领导同志。就在我们的党员和干部中，甚至在省直机关工作人员中，也有人对党的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存在着种种错误认识。有的公开散布怀疑、不满言论，而竟然没有人起来批评、制止。当然，其中的绝大多数人是思想认识问题，真正的‘四人帮’的残渣余孽和其他敌对分子是极少数，但我们绝不可忽视他们的猖獗活动，低估他们的能量。河北所以出现这种思想混乱，是非不分，正不压邪的现象，是和上述河北省委的领导状态，和省委没有坚决贯彻执行三中全会精神，没有坚决拨乱反正的情况，直接关联的，对此，必须有清醒的认识。”
      “中央领导同志在这次会议上，自始至终一再强调党的每个组织和每个同志都要同中央在政治上保持一致，都要坚决执行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中央认为，这是关系党的团结统一和革命事业成败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组织纪律问题。同中央在政治上保持一致，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重要的是做到言行一致，真正贯彻到各项工作中，落实到每个同志的言论和行动上。能不能这样办，是党的每个组织是否坚强有力，每个党员的党性强不强的标志。由于刘子厚同志在河北长期执行一套左的东西，影响很深，后果严重，又没有得到及时的有力的批判和清理，所以强调同中央在政治上保持一致，在河北有着特殊的重要意义。”
      笔者附言：我对河北的情况有着亲身的经历，也对胡耀邦主持召开的《河北工作会议》有一定的了解。还在华国锋政变夺权后的1979年3月，那个以华为首的党中央曾委托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先念召开了一次《河北汇报会议》，中央对这次会议的《纪要》也做了批转，主旨有这样的表述：文化大革命前，河北省委在林铁同志主持下成绩是主要的，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后在刘子厚同志主持下，成绩也是主要的。要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那个时候，邓小平已被华国锋请出当了党的政治局常委和副主席。他对“华中央”这次《河北汇报会议》的定论没有表示公开的异议，却在背后和胡耀邦指派江一真以省委第二书记的身份，到河北搅局。因为，江一真后台强大，公开以非组织活动培植了一伙反刘子厚势力，仅仅九个月，到年底就把刘子厚拱走了。同时被拱走的还有省委书记王金山（分配去了山东）。照原来邓、胡的意图是让江一真当河北省委第一书记，无奈江一真在河北的名誉太臭了，严重脱离了广大干部和群众，只得保留江的第二书记，改派国务院秘书长金明任省委第一书记，李尔重任省委书记兼省长。金、李来到河北，经过深入的调查研究，肯定了河北在刘子厚同志主持下革命和建设的大局是好的，其存在的不足和问题应该总结经验教训，继续前进，而不是江一真否定一切‘翻烧饼’的所谓动‘大手术’，这便激怒了江一真，他旋又公开的把矛头指向金、李，说金、李是‘没有刘子厚的刘子厚主义’。继续在河北搅局，甚至用造谣污蔑的办法向中央告状，弄得金明、李尔重工作也很困难。邓小平和胡耀邦决定召开的第二次《河北工作会议》，就是听了江一真的一面之词后举行的。因此，在会议第一天的大会上，胡耀邦在省委第一书记金明和省长李尔重毫不知情的情况下，用突然袭击的方式，霸道的宣布：省委常委兼秘书长邢安民调往甘肃，同时硬逼着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长王玉下台。接着便赤裸裸地否定了仍是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李先念曾主持召开的第一次《河北汇报会议》对刘子厚同志的结论，给刘子厚同志扣上了长期以来执行左倾路线的大帽子。在这种强大的政治压力下，金、李虽然十分困难，但并没有被压服，这便导致了九个月后在胡耀邦的点名批评下被免职。江一真虽然也被同时免职，但胡耀邦却公开指责金明对河北工作不力要负主要责任。接着派来了以高扬为第一书记，刘秉彦为省长和胡耀邦的两个老部下张曙光、邢崇智为书记的新班子，从此，邓、胡的修正主义路线便大行其道，又是‘不换思想就换人’，改组各级领导班子，大搞农村分田到户，解散人民公社，又是大抓所谓‘四人帮’的残余势力，清理‘三种人’，全方位的资本主义复辟的铁腕行动开始了。
      胡耀邦为了给高扬为首的新班子鼓劲，很快就到河北视察，首要的是推动清理刘子厚在常委中的人马，宣布尹哲、王玉、兰凯民、刘英帮了刘子厚的“倒忙”，从省委常委中剔出。尹哲到省政协当主席，王玉调外省，因为中央组织部多方斡旋，最后留在河北去了省人大当副主任。原省委副书记刘英、岳宗泰和省委书记郭志都从省委常委中剔出，去省人大任职。兰凯民去了省顾委当常委。最后刘子厚、金明时代的老常委只剩下了宣传部长徐纯性。清理“四人帮”的残余势力，原来刘子厚、金明没有定一个‘三种人’，这次胡耀邦下令要高扬的班子抓出成绩，高扬一伙身体力行，一下抓出三种人和犯严重错误者达五千一百多人。分田到户、解散人民公社，原来刘子厚、金明顶着不动，胡耀邦派来了国家农委副主任杜润生坐镇，硬是压着全省各级领导基本上分光了，只有晋县有名的周家庄人民公社等为数不多的几个大队顶住了这股逆流，把社会主义的集体经济坚持了下来，继续成为革命精神高涨、农业和多种经营大发展、教育、医疗、住房等福利丰厚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光辉旗帜。
      修正主义虽然用高压统治了河北，但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斗争一刻也没有停止。王玉同志抓住胡耀邦污蔑他们四位‘帮刘子厚倒忙’这个问题，直接写信给胡，要他拿出证据，胡不理，王玉又给他写第二封信，胡仍然不理。王玉接着又给他写了第三封信。据胡的儿媳安黎告诉王玉说：你的三封信公爹都收到了，但他没法回信呀！因为他没有证据。直到1987年底胡耀邦下台后，不知怎么其良心有所发现，才把王玉、尹哲、兰凯民和刘英请到涿州，当面向他们赔礼道歉，并设宴招待了四位。刘子厚同志被胡耀邦扣上了执行左倾路线的大帽子，以高扬为首的河北省委连续在河北日报发表六大篇揭露所谓刘子厚左倾路线的评论员文章，刘子厚得到消息后，把报纸送到了中央组织部，提出自己的反批评，中央假惺惺地说公开在报上批评不妥，要河北立刻停止。到江泽民上台后，刘子厚又致信中央，强烈要求江对他执行所谓左倾路线的不实之词平反，中央组织部不得不亲自发公函给刘子厚，并抄报河北省委，高度肯定了刘子厚同志几十年革命做出的重大贡献，明确否定了胡耀邦炮制的、河北省委整天大喊大叫的所谓刘子厚长期以来执行左倾路线的错误结论。高扬调走后，邢崇智当了省委一把手，又发生两件秘而不发的怪事：一是组织班子偷偷调查已经当了省政协主席的尹哲同志。尹哲同志的夫人刘嫣（时任省建材局长）得到消息直接找到邢崇智，质问道：“现在省委有人偷偷调查尹哲所谓紧跟刘子厚同志的问题，你知道不知道？”邢默不作声，刘嫣紧盯道：“这说明你知道。但是我告诉你，尹是中央管理的干部，你们偷偷调查属于非组织活动！”然后，刘嫣愤而告辞。邢崇智从此却胆虚的终止了对尹哲同志的调查。二是省委组织部也偷偷组织班子，在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长曲维镇的指挥下，调查时任省人大副主任的王玉同志所谓紧跟刘子厚的问题。王玉同志得到消息，直接给曲打电话提出质问，曲不敢正面回答，王玉同志正色道：“你们要公开调查我不怕。如果秘密调查那就要讲讲我的意见了，你们调查的结论一定要叫我看看，如果秘而不宣，那就是非组织活动！”曲维镇也胆虚了，这个调查也戛然而止。省公安局长李信同志一直是江一真的眼中钉，邢崇智为首的班子查不到李信的问题，用调动的办法报复李信，把李信调任省政法委副书记，决定按副厅级待遇。李信据理力争，申诉到省委组织部，组织部不予理睬。后李信调任省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复又向省人大党组申诉，省人大党组主持正义，直接向邢崇智交涉，终于扳回了胜利的一局，恢复了李信同志的正厅级待遇。
      多行不义必自毙。河北清理‘三种人’的大将，省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解锋，后来升了省长，因为不干正事，整人有术，到换届时中央批准他做省人大主任候选人，结果在大多数人大代表的痛斥下落选。邢崇智的书记换届时，中央批准他做省人大主任候选人，也在大多数人大代表的痛斥下落选。以拥刘之后又反刘子厚起家的爆发户两面派刘荣惠，荣升地委书记、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后邢崇智举他为副省长人选，多数人大代表痛斥他是爆发户两面派，结果狼狈落选。以省直‘四大坏’之一出名的省机关事务局长陈中宝，因“以拥刘又大反刘子厚”出名，省委书记邢崇智把这位新嫡系任命为省粮食局长，按程序送省人大常委会通过，省人大常委主持正义，行使自己的的权力，否决了省委的提议，广大干部都拍手叫好。

三、中共中央关于清理领导班子中“三种人”的通知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三十日
中发【1982】55号

      下边摘录的是《通知》的第一部分原文：
      粉碎“四人帮”后，全国开展了对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揭批查运动，基本查清了同这两个反革命集团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摧毁了他们的帮派体系，逐步调整、整顿和加强了各级领导班子。在中央提出对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这“三种人”不可重用的方针以后，各地进一步加强了对干部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现的考察，对“三种人”进行初步清理。现在，从总体上看，党政军各级组织的领导权已基本掌握在可靠的干部手中。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在少数地方和部门，仍有一些‘三种人’留在领导班子中或要害岗位上，有的被逐级下放，但仍在各级领导岗位继续受到重用，有的还被作为接班人，已经提拔或准备提拔。这些人数量不多，活动能量很强，活动范围很广，是一种不安定的因素和不可忽视的潜在危险，如有适宜的机会，他们就会出来兴风作浪，再次危害党，危害国家，危害人民。党的十二大进一步提出，要实现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解决好各级领导班子中新老干部的合作和交替问题，在成千上万选拔优秀中青年干部的同时，必须坚决把“三种人”从领导班子中清理出去，
必须防止把“三种人”作为接班人选进领导班子。这是关系我们在新的历史时期能不能把党建设成为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坚强核心，能不能保持党的马克思主义领导的连续性的一个极其重大的问题，各级党委对这个问题必须具有足够的清醒的认识。如果不提高警惕，让他们占据领导岗位，隐蔽下来，即使是少数人也可能给我们带来无法预料的祸害。当前影响清理‘三种人’工作进行的，主要是有些领导同志对认真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认识不足，至今还停留在一般议论上，缺乏调查研究，心中无数，对已经暴露出来的问题未能及时核查处理，或因为对“三种人”的界限不清，怕接触和处理这些问题。也有些领导同志看人不注重政治品德，用人不讲党性原则，对在文化大革命中保过自己或者同是一派观点的，虽有严重的问题也不清理，这种状况必须迅速改变。

      笔者附言：
      1976年10月6日华国锋发动军事政变，逮捕中央政治局常委、副主席王洪文、政治局常委、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张春桥和政治局委员、毛泽东夫人江青以及政治局委员姚文元，公开宣布粉碎了“四人帮”，这时，世人才知道中央有个所谓的“四人帮”。在这之前，不要说省委书记、中央各部部长，就是资深的中共中央委员也不知道何谓“四人帮”，但华国锋接着发布命令却要在全国清查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这个“莫须有”的罪名一下子扣到了跟着毛泽东干文化大革命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头上，从此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可遭了大殃，全国逾亿人受到清查，据网上的申诉，云南、广西、河南、湖北都是逾万人被捕判刑或受到党籍、政籍的处理。邓小平发动宫廷政变，搬到了华国锋，他公开否定‘文革’，恬不知耻的公开推翻了自己对毛主席和党中央那个“永不翻案”的承诺，号召全国大抓所谓跟着“四人帮”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和打砸抢分子，党内谓之“清理三种人”。这个所谓牛皮筋式的清理运动，比之华国锋更进一步，几乎把邓小平及其爪牙不喜欢的任何人都清理掉了。所以，邓小平控制的所谓中共中央发出清理“三种人”的一纸通知，没有亲身体会和缜密观察的人，很难洞见其残酷的黑暗性。这一点，将在第二次社会主义大革命成功的时候，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血泪控诉，而将大白于世界。

四、中共河北省委关于印发解锋同志全省清理“三种人”工作座谈会上讲话的通知
一九八三年十月二十六日冀发【1983】105号

      中共河北省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解锋1983年10月24日在上述
      会议的结论讲话中进一步发出了清理“三种人”的动员令，现把其讲话的第一部分《对前一阶段清理工作的基本估计》摘录如下：
      我省清理“三种人”工作，是根据中央【1980】66号文件精神结合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和调整领导班子进行的。全省县以上领导机关有一万六千多人抓这项工作。中央【1982】55号文件下达后，清理工作又有新的发展，清理“三种人”工作已经取得了很大成绩，发展是健康的。截止目前，共清理出“三种人”1085人，其中县级以上领导干部330人，公社和科级干部755人，已经清理出党287人，占26.5%（其中县级以上领导干部中清理出党89人，占同级干部“三种人”的27.2%）。还有321人的问题已查清，准备按“三种人”提交党委讨论审批，其中县级以上领导干部115人，公社和科级干部201人。属于犯严重错误的4015人，其中县级以上领导干部623人，公社和科级干部3392人。此外，组织、纪检、人事、公检法、党委办公室等要害部门清理调整了2176人。全省140个县，有109个县领导班子成员中的问题已经查清，并做了适当调整，占78%，还有31个县领导班子中个别成员的问题正在查处。据对268个县级厂矿企业分析，领导班子成员的问题已查清并做了调整的单位198个，占73.9%，正在查处的39个，底数不清的31个。根据以上情况，我们可以做这样的估计，即全省县以上党政领导班子成员中明显的“三种人”基本上清理了出去，大部分县级以上企业、大专院校、科研单位领导班子成员中明显的“三种人”也大部分清理了出去。
      在充分肯定已经取得成绩的同时，还必须清醒的看到存在的问题和不足。用十二届二中全会精神对照检查，我们的工作还有相当大的差距。一是发展不平衡。全省18个地市中，唐山市、张家口地区和石家庄地、市等单位抓的比较好，省直和少数地市抓的比较差。其中有些单位还存在领导班子不纯的问题。二是认识还不高。比较普遍的是，对“三种人”的严重危害估计不足，对清理工作的重要性、迫切性及其深远意义认识不够。甚至有的领导同志至今仍被一些“三种人”的假象所迷惑。在对“三种人”的处理上，只注意了清出领导班子，一免了事，而忽视了对他们进行严肃认真的组织处理。三是有些党委的领导同志顾虑较多，怕得罪人，不敢硬碰硬，因而迟疑不前，一等二靠三拖，甚至有的敷衍塞责。有一个县在地委的督促下，定了两个“三种人”，都是外地调入的，其中一个是在死亡一年以后才定为“三种人”开除公职的。四是有的地方和单位还有派性干扰。你说这个人是“三种人”，他说是“接班人”，你说应该处理，他说应该做为选贤对象。有的甚至有意无意地袒护和重用“三种人”。张家口市供销社一名副主任原是澡堂服务员，因文化大革命中有严重错误，市委决定将其免职，财办一位副主任却为其活动，要求市委保留他的职务。今年上半年供销社又把这个造反起家的人物送到天津财经学院深造去了。
      解锋在要求各级党委提高对“三种人”的认识时，特别引用了邓小平的话：“这个问题解决不了，我们就见不了马克思。如果我们不在了，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就要天下大乱。”

      笔者附言：河北省清理所谓“四人帮”的残余势力和“三种人”，已经不只是拿“四人帮”挂钩，还要拿刘子厚同志甚至拿金明同志挂钩，虽然刘子厚同志被江一真拱走，仍担任着国家计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和全国政协常委，但曾经保过和支持过刘子厚同志的干部大都被打入另类，成为被控制的对象。至于打成“三种人”的和定为“犯严重错误的”都毫无例外的是保过和支持过刘子厚同志的人。文化大革命中确实有一派反对刘子厚同志，这一派打砸抢是出了名的，张曙光、解锋却公开表态：因为经历不同，对“反刘派”不做清理！倒是刘子厚同志站出来后，坚持毛泽东思想，始终对反对自己的一派是从关怀教育出发的。正是在刘子厚同志1971年重新担任省委第一书记后，亲自提名把反对过他的头面人物举为省革委委员或常委。而高扬、张曙光、邢崇智和解锋主政河北后，全部落实江一真“翻烧饼”那一套，不要说不准在反对刘子厚的那一派中清查“三种人”，恰恰相反，而是对他们大量的提拔重用。即使对有些曾经保过和支持过刘子厚、而此时又跟着高扬一伙树起反对刘子厚的旗帜邀宠的两面派，也被高扬一伙拉入怀内，提拔重用。河北省军区司令员马辉同志，“文革”中一直是省革委副主任，省委书记。他发现高扬为首的省委公开否定李先念同志代表中央肯定刘子厚同志的结论，公开打压支持刘子厚同志的一派群众，曾直接向张曙光、解锋提出质问和批评，双方唇枪舌剑几乎呛红了脸，但因为有胡耀邦的公开支持，张曙光、解锋最终还是拒绝了这位老红军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