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也谈卞仲耘之死及宋彬彬的道歉 继陈晓鲁之后，宋彬彬的道歉再次成为网络热门话题，一些“反文革余孽”借题发挥，掀起了一波不大不小的反文化大革命、反红卫兵、反毛泽东的逆流，其实不过是一出黔驴技穷的双簧罢了。这里我们顺手摘取几段他们的言论看看吧： 看到宋彬彬道歉的消息,想起了我妹妹的同学叫郑兆南,是一所中学的老师,文革中活活被学生打死。我自己也被红卫兵打过。我太太被剃了光头。这些幼稚的青年人怎么会变得如此残忍,不能全怪他们。文革是全民族的大灾难,全社会的痛苦极大化，其始作俑者是毛泽东，这才是罪魁祸首。（茅于轼） 穿越着世纪：展板上依然写着八.一八风采！照片依然上亮着八.一八风采！真正血染的风采啊——在“八.一八”以后的二十天中，仅官方内部记载就有1，772人被红卫兵打死！而谁又能否认，第二年6—9月以红卫兵为核心或前躯的、席卷全国的武斗狂潮，精神源头不正在于此？！。。（袁腾飞） 八五事件已成为一段历史，它不仅提供了一个文革暴力的典型，也在政治、历史、文化、教育、心理、性别等诸多方面的研究提供了特殊的样本，不仅仅是卞校长的不幸让我们深思，那些加害于她的学生，从另一个方面表现了典型的意义。我想起一个殴打老师的同学，不少人记住了她的名字。她长得很漂亮，像电影《苦菜花》里的女英雄赵星海。她后来是全校最出名的“反动学生”，我在1968年2月28日的日记中记着她的主要“反动言论”：二十年后看高低；中央文革正确与否几十年后才能证明；由种种理论推断，中国必然出修正主义。我在4月2日的日记里在次写到她当天在阶梯教室被斗争的情形，她的胳膊被同学架成“喷气式”，她愤怒地昂起挣得通红的脸大声分辩：“中央文革的大方向对不对，就是二十年后才能看到。”（王炼利） 这些言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拿假象说事。假象是与本质相反的表现，列宁指出假象中有两个环节：一个是非存在的环节，另一个是存在的环节。假象之下掩盖着真象，掩盖着本质。例如：打着红旗反红旗，“打红旗”是非存在，而“反红旗”是真存在；又如文革中的武斗，它并不是文革的本质反映，而是走资派为抵制文革而制造的否定文革的假象。把几个假象人为地粘结在一起，然后把它栽脏在文革的头上，栽脏在红卫兵的头上，栽脏在毛主席的头上。对于没有经历过文革的青年人具有极大的欺骗性。好在草民也是过来人，我也是老三届学生，并自始至终参与了文化大革命，因此知道文化大革命的来龙去脉及发展演变的全过程，对于这些“反文革余孽”鼓噪向来是嗤之以鼻的。下面我们简要地剖折一下这几段言论。 茅于轼提出了三个现象：所谓郑兆南的死，他自已被红卫兵打过，太太被剃了光头，于是下结论：红卫兵“残忍”，毛泽东是“罪魁祸首”。先不论他说的这些是否真实（既使是事实，虽有违背党的政策的过失，但对于他这样一个真正的右派来说，红卫兵的行为也无可厚非），请问茅于轼，我也是当年的红卫兵，并且手下也有几百号人的志同道合者，何时何地对谁“残忍”过？我们批判过刘邓修正主义路线，制止过保守派的武斗，解救过受到工作组打击的“黑五类”同学，这就是你所说的“残忍”？把假象当作本质，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就是你的逻辑！否定红卫兵动动这不是你的根本目的，你的根本目的是要否定毛泽东，为了攻击否定毛泽东，不惜以偏概全，栽脏陷害，这就低估了人民的智商和分析问题的能力，最终你的否定反成泡影。应当承认红卫兵中确有一小撮败类，特别是部分高干子弟，为了“保爹”他们也打着红卫兵的旗号，在工作组的支持下整教师、斗学生，借“破四旧”为名大搞打砸抢，丧尽天良地干了许多坏事，他们的典型代表就是“西纠”及后来的“联动”组织。他们是刘邓修正主义路线的帮凶和打手，是一小撮走资派操纵的“假红卫兵”，后来被中央予以了否定。把他们的劣迹栽脏在真正的红卫兵的头上，把刘邓修正主义路线造成的恶果记在毛泽东的账上，这就是你的很气？ 袁腾飞比之茅于轼可谓青出于蓝胜于蓝，他以抒情般的语言，连提三个“八。一八”然后指出它就是“武斗狂潮”的“精神源头”。他以为只要煽情就可以欺骗人民，可见他天真得可爱。“八。一八”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日子，这一天毛主席首次接见红卫兵，对于红卫兵是一个极大的鼓舞和支持，由此红卫兵运动在全国蓬勃开展起来，刘邓修正主义路线陷入亿万人民的口诛笔伐之中。它的历史意义将永垂史册，任何人也抹灭不了。就因为这一天宋彬彬给毛主席带了红袖章，所以就成了一切反毛非毛者诟病毛泽东的“把柄”。他们把宋彬彬先说成是杀人“魔王”，然后栽脏到毛泽东头上。宋彬彬是否杀了人，我不得而知，但我知道宋彬彬的确是刘邓工作组的打手，他们学校卞校长的死与她不无关系。她的道歉应当把这件事说清楚，不说清这件事，她的道歉就没有意义，笼统的道歉就必然腹背受敌。因为她实质上是刘邓修正主义的替罪羊，她掩盖真相，就是掩盖刘邓修正主义路线的罪恶，自已甘愿替人受罪，必然受到左派的谴责；而反毛非毛者不攻击她，反毛非毛就没有了“借口”。毛主席接见宋彬彬时说过“要武”的话，难道“武”的唯一解释就是“武斗”？就不能有其它的解释？毛主席这里的“武”是勇猛的意思，就是要有一点革命精神，敢于同一切反动势力（包括修正主义大人物）斗争。从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十六条》中“要用文斗，不用武斗”的规定，从毛主席痛斥部分高干子弟抄家的批示，从中央文革对“西纠”“联动”的否定和处理中，等等，我们都不难看出，毛主席及中央文革是从始至终都是坚决反对武斗的，从来没有含糊过。“武斗狂潮”的“精神源头”是党内一小撮修正主义分子。运动初期，他们派出工作组，挑起群众斗群众，转移斗争大方向；运动中又操纵保守组织，制造派性，挑起武斗；运动后期，修正主义分子叶剑英假传毛主席指示，制造军队残酷镇压造反派的惨剧。所有这些你袁腾飞知道吗？你信口雌黃，妖言惑众，究竟是为什么？ 下面着重看看王炼利“高见”。 首先，王炼利把“八五事件”说成是“文革暴力”的典型，是站不住脚的。“八五事件”的发生不是偶然的，它有自身的必然性。请看网友批露的以下事实： 六月二日，北师大女附中贴出第一张大字报，宣称“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对该校领导进行攻击。署名者：刘进、宋彬彬。 六月三日由共青团中央派出的工作组取代了原校领导，开始掌管学校。 六月六日成立革命师生代表大会，主席：刘进，副主席：宋彬彬、耿丽兰、尹斐等，形成工作组——革命师生代表会——各班核心小组三级领导体制。 六月二十四日，工作组主持招开对卞仲耘的揭发批判大会，全校师生员工参加，卞受尽凌辱和摧残。会后，卞给上级写了一封长信，在信中写道：在群情激愤下，我被拷打和折磨了四五个小时，戴高帽子、“低头”、罚跪、拳打、脚踢、手掐、用绳索反捆双手，用两支民兵训练用的步枪口捅脊背，用地上的污泥往嘴里塞、往脸上抹，往满脸满身吐唾沫。 根据一些公开的资料显示，杀害卞老师的直接凶手是刘亭亭（刘少奇女儿）和邓榕（邓小平女儿），而宋彬彬至少是个帮凶。 而且还提请人们注意以下事实：邓榕揭批其父的大字报《彻底清算邓小平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中的罪行》中批露了以下事实：北师大女附中是邓小平的一个试验点，通过工作组和邓榕操控该校的文化大革命；支持保守派保工作组，镇压反对工作组的师生；对学生不断进行排队，划分左中右，“选准打击目标”；约一个月内邓小平向工作组发出三次黑指示。 以上事实表明，所谓“文革暴力”是不存在的，文革中的暴力是存在的，那就是刘邓工作组一手制造的暴力，这种暴力具有反文革的性质，目的是制造混乱，转移文革斗争大方向，绝不能称为“文革暴力”，只能说是“反文革暴力”。工作组在学校组织批斗卞仲耘实施了暴力，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虽然工作组于七月三十日被迫撤离了学校，但工作组路线的影响仍然存在，工作组建立的组织仍然存在，八月五日卞老师被害是工作组路线的贯性使然。这笔账，不能记在文革的头上，不应记在毛泽东的头上，也不能完全记在几个学生头上，而应记在刘邓修正主义路线的账上，更主要的应记在邓小平的账上。后面讲的关于所谓“反动学生”赵星海的故事，就更令人匪夷所思了。我看不出所谓“反动言论”的反动性，这只不过是她对中央文革，对中国前途和命运的看法，而且我认为她的观点非常正确，很有远见，改革开放的现实证实了他的预言。《十六条》中明文规定：“在辩论中，必须采取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的方法。对于持不同意见的少数人，也不准采取任何压服的办法。要保护少数，因为真理有时在少数人手里。 即使少数人的意见是错误的，也允许他申辩，允许他们保留自已的意见”。你们有什么理由对她实施暴力批斗呢？对于这样一个优秀的学生，你们公然违背党的政策，对她实施暴力，并把他逼疯，难道这不算“暴力典型”？故事本身展现的是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而作者本身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边，一面把修正主义路线制造的对于群众的暴力强加给文革，然后加以攻击；另一方面又把修正主义路线对革命造反派的暴力加以颂扬，而且不知廉耻地津津乐道。实际上他主张反革命暴力，而反对革命暴力，其反动立场鲜明可见。 一切“反文革余孽”，都贯于拿假象说事。文革中的打、砸、抢，武斗，暴力，派性等等无不是走资派制造的假象，目的是干扰斗争大方向，同时抹黑文化大革命。而社会上的反动势力是走资派的天然同盟军，他们把走资派制造的假象当作本质，栽脏到文革头上，于是党内党外，里应外合，以为这样就可以把文革打入地狱了。这不过是“反文革余孽”一厢情願罢了。凤凰网近百万人的调查显示：支持文革的占84.8%，反对文革的只占15%；新浪网调查结果是拥护毛泽东的占82.19%，反对的占17.81%；腾讯网近10万人投票，怀念文革占78%，调查者不好意思最后撤掉。这就是民意！而且是包括右派网站在内调查的民意。当然，要“反文革余孽”不反文革，是不可能的；反之，我们也可以告诉这些人，想螳背挡车，更是白日做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