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政治化的政治、霸权的多重构成与六十年代的消逝

[1] 就政党和国家体制的转化而言，七十年代中期以降的理论争论延续至整个"八十年代"。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这一体制内争论的模式发生了重要变化：随着新生力量的涌现和论题的转变，文化和政治的讨论不再局限于党-国体制内部。尽管这一时代的许多发展为九十年代的"去政治化的政治"奠定了基础，但就这个时代本身而言，我们仍然可以从党-国体制内部和体制外部发现令人怀念的、充满张力的"政治文化"。

[2] 从中苏论战到"文革"时期的一系列理论辩论都证明这两个政治运动之间有着直接的联系。毛泽东发动"文革"，部分的原因产生于对于苏联社会主义演变的估计，即认为演变很可能直接产生于领导集团。（如1965年8月11日听取罗瑞卿汇报时的插话和1965年八九月间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出于对中央上层可能出现或已经出现修正主义的估计，毛泽东认为除了发动群众之外，没有别的办法阻止这一进程。正是这一群众运动的构想和实践使得毛泽东试图将"政治"从政党和国家的领域中解放出来，但这一构想也立刻使之陷入与领导集团的其他领导者之间的斗争之中。这一权力斗争是在阶级斗争的名义下展开的。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详见下文的论述。

[3] 1985年5月20日邓小平在会见陈鼓应时将"文革"中的"四大"与"资产阶级自由化"做了直接的关联，他说："中国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出现一种思潮，叫资产阶级自由化，崇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自由'，否定社会主义。······他们搞的这一套无非是大鸣大放大字报，出非法刊物，实际上是一种动乱，是'文化大革命'遗留下来的做法。不能让这股风刮起来。全国人大一九八○年专门做了决议，废除宪法中肯定'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条款，这个条款是'文化大革命'中写进宪法的。那些崇拜西方'民主'的人总想搞这个'四大'。"（邓小平：《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页123-124。）由此我们也可以发现：尽管在政治上对"文革"进行了"彻底否定"，八十年代初期的以"社会主义的自我修正"为宗旨的"思想解放运动"与"文革"的政治传统之间存在着内在的理论连贯性。关于这一点，请参见下文及其注释34中有关1983年"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的分析。

[4]迄今为止的"文革"研究集中于北京、上海、武汉等中心城市，而对"文革"在全国各地区的不同发展进程缺乏翔实的考订。也因为如此，人们对于"文革"的终结究竟始于1968、1969、1976或其他时期存在不同看法。但地区和时段上的差异并没有排除上述"文革"内部转化的基本逻辑。

[5]2004年底，应博洛尼亚大学高等研究中心的邀请，我在该中心担任了三个月的高等研究员。在此期间，我与Alessandro Russo教授和Claudia Pozzana教授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讨论，他们提供了包括"How to Translate Cultural Revolution?"在内的一些论文供我参考。（该文即将与本文的英文本一道发表在最近一期的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上）"文革"与"去政治化"问题是我们阅读和讨论的中心议题。我在此向他们深致谢意。

[6] 葛兰西：《狱中札记》，《葛兰西文选（1916-1935）》，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 页341。

[7] 葛兰西的如下论断在当代语境中仍然值得思考："党永远也不会彻底定型和完成，但这是指每次进展都提出新的任务和责任而言，而在某些党看来，也是指下面这种怪论可以成立：到了这些党不再存在，也就是到了它们的存在在历史上成为多余的时候，这些党才算彻底定型和完成。这样看来，每一个党既然只是阶级的专门名词，那么，不言而喻，一个提出消灭阶级划分的党只有到它停止生存的时候，它才达到了彻底的自我完成，因为阶级不再存在了，从而阶级的体现者也就不再存在了。"同上，页344-345。也是在上述意义上，我提出"政党的提前终结"这一命题，原因是在阶级及其政治继续存在并有所扩张的时期，政党却由于其国家化而提前终结了。

[8] See Adam Przeworski: "Consensus and Conflict in Western Thought on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Revised paper prepared for the 2006 Beijing Forum, pp. 2-30. 括号中的民主理论家的主要著作为：Hans Kelsen: La Democratie, Sa Nature-Sa Valeur, Paris: Economica, 1988(1929) and General Theory of Law and Stat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9; Joseph A. Schumpeter: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New York: Harper&Brothers, 1942; Anthony Downs: An Economic Theory of Democracy,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57; Robert A. Dahl: Polyarchy: Participation and Opposi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1 and Democracy and Its Critic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9;

[9] Tom Crumpacker: "The Politics of Depoliticization and the End of History", State of Nature 2, Winter 2006.

[10] 用毛泽东的话说："我们对于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反动行为，决不施仁政。我们仅仅施仁政于人民内部，而不施于人民外部的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反动行为。"见《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页1476。

[11] 毛泽东说："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而主要是工人和农民的联盟，因为这两个阶级占了中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到九十。"见《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文集》第7卷，页208。

[12]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页1478-1479。

[13] 毛泽东：《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页1502-1503。

[14]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页374。

[15] 恩格斯：《恩格斯写的1891年单行本导言》，见《法兰西内战》，同上，页336。

[16]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同上，页378。

[17] 柄谷行人：《通向"无产阶级专政"》，《印迹》第一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页242。

[18] 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列宁选集》第一卷，页572。

[19] 马克斯·韦伯：《以政治为业》，《学术与政治》，页82。

[20] 毛泽东：《同延安〈新华日报〉记者其光的谈话》（1938年2月2日），《解放》第31期。

[21] 毛泽东：《党对政府工作的领导责任》(1952年12月)，《毛泽东文集》第6卷，页252。

[22]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曾经尝试过以党政分开为取向的政治体制改革，但随着一九八九年社会危机的到来，这一取向在九十年代逐渐消退，一种新型的党-国合体模式在市场条件下再度成型。关于这一点，我在文章最后部分会稍加说明。

[23] 作为对这一现象的反弹，六十年代末期在一些地区（如武汉）出现了以实现"三结合"为诉求的群众性的"反复旧运动"-所谓"反复旧"即反对革命委员会向旧有的党政官僚体制的回归。

[24] 1988年，胡耀邦对他的同僚和对手引用了流传很广的四句话，生动地说明了国-党体制的处境："坚持社会主义无方向，坚持人民民主专政没对象，坚持党的领导无力量，坚持马列主义太抽象"。见邓力群《十二个春秋》，页486。

[25] 如果考虑到俄罗斯和其他一些前苏联国家的民主化与寡头政治的关系，那么，这一普遍的民主危机也涉及对于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大转变的重新理解。由于篇幅的关系，我在这里不能详细地予以论述。

[26] 毛泽东在《矛盾论》中说："当着如同列宁所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的时候，革命理论的创立和提倡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当着某一件事情（任何事情都是一样）要做，但是还没有方针、方法、计划或政策的时候，确定方针、方法、计划或政策，也就是主要的决定的东西。当着政治文化等等上层建筑阻碍着经济基础的发展的时候，对于政治上和文化上的革新就成为主要的决定的东西了。"（《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页325-326。）毛泽东在此引述的列宁语录源自列宁写于1901-1902年的《怎么办？》一文，而列宁在文中引述的则是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中有关理论斗争的论述。在这部著作中，恩格斯认为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伟大斗争并不是有两种形式（政治的和经济的）······而是三种形式：与这两种斗争并列还有理论的斗争。"见《列宁选集》第1卷，页242。

[27]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页10。

[28]同上，页10。马克思在文章末位的论述清楚地说明了阶级政治与理论之间的不可分割的关系："德国人的解放就是人的解放。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可能消灭自己。"见同上，页15。

[29]根据当事者的回忆，1977年，在大规模改革展开之前，国务院财贸小组下设的理论组就曾整理出《"四人帮"否定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货币关系方面的谬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有关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的部分论述》两份材料，"我们在收集了'四人帮'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货币方面的材料之后，发现他们在经济学方面确实有一套系统的反动理论，集中表现就是对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攻击、诋毁"，集中表现在"把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以前的小商品生产的特点，说成是所有商品生产的特点。······只要存在商品生产，就必然存在资产阶级。"邓力群：《十二个春秋（一九七五-一九八七）》，香港：博智出版社，2005，页99。

[30] 苏联理论界提出的商品生产不可能产生资本主义的论题可以说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理论前提，"百万富翁不会变成资本家"的论题可以说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理论前提，而关于货币问题的理论探讨则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铺平了道路。我手头收集的1975年出版的《摘译》第５期发表了"商品货币关系"和"苏联宗教"的专辑，其中有关"商品货币关系"一栏中发表了N. N. 普纳诺夫等人的《商品生产不可能产生资本主义，货币不能成为资本》、A. H. 马拉菲夫等的《百万富翁不会变成资本家》、格·格利戈连的《社会主义商品货币关系中若干方法论问题》等文章。这一时期发生的有关商品生产、按劳分配、资产阶级法权的理论斗争也可以说正是针对苏联已经出现的"三不理论"，即"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不会出现剥削，不可能产生资本主义，不可能转变为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这可以谓之曰商品生产上的'三不'主义。"见秦景池：《苏修鼓吹"三不"主义的目的何在？》（此文实际上是该期《摘译》的评论员文章），见《摘译》，1975年第５期（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页１。

[31]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稿）中，曾经分析过斯大林将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敌我矛盾处理的错误，但指出斯大林写于1952年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承认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强调如果能够正确处理两者的冲突，就能够避免两者之间的矛盾发展为对抗性矛盾。这个讲话经过反复的修改和讨论才正式发表。在正式发表的同题文章中没有出现，没有直接涉及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32] 参见下一条注释34中邓小平对周扬提出"异化"问题的批评。

[33]下面这几个例子有助于说明这一点：孙冶方有关价值规律的讨论产生于这一时期，他和顾准甚至早在1956-1959年前后就已经关注这一问题并发表了《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孙，1956）、《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顾，1957）、《论价值》（孙，1959）等文。事实上，正是在这个时期，毛泽东通过阅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而重提了商品与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这些例子也证明，改革的理论基础事实上萌发于社会主义历史内部。

[34] 关于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的讨论发生在1983-1984年，起因是1983年3月7日在为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而举行的纪念活动上周扬所做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后发表于同月16日《人民日报》，该文在王元化、王若水、顾骧的协助下完成）及后来引发的争议。值得注意的是：这场争论的理论源头并不是八十年代，而是更早时期。根据周扬的说法，1964年他曾向毛泽东谈及有关异化的问题，而毛泽东是赞成他的关于异化的看法的。1983年9月30日，为准备即将于10月11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二届二中全会，邓小平有一个讲话，其中有这么一段话："周扬同志讲毛主席赞成他讲异化的文章，毛主席是不是吃了他的亏呵？那时候满脑子苏联变质，联系到说我们自己也变质，提出走资派，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打倒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不只在中央打，各级领导都打倒。是不是异化思想导致的呵？······也怪，怎么搬出这些东西来了。实际上是对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对共产主义没信心。不是说终身为共产主义奋斗吗？共产主义被看成是个渺茫的东西，可望不可及的东西了。既然社会主义自身要异化，还到什么共产主义呢？在第一阶段就自己否定自己了。否定到哪里去？社会主义异化到哪里去？异化到资本主义？异化到封建主义？总不是说社会主义异化到共产主义嘛！"转引自邓力群：《十二个春秋》，页272,又见陈为人《唐达成：文坛风雨五十年》，溪流出版社，2005，页154）从这个角度看，思想解放运动的理论纲领是从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的社会主义历史中孕育出来的，它与邓小平主导的改革路线之间存在的分歧间接地表现了以七十年代末为界标的两个时期之间的政治取向的差别。这一点似乎从未为人所注意和思考。

[35] 2004年，我与鲁索（Alessandro Russo）教授、鲍夏兰（Claudia Pozzana）教授就此共同阅读了若干相关文献，他们的许多洞见促使我重新检阅相关材料，并将有关这一时期的思考与整个"后文革"时期的反思联系起来。特此致谢。关于这一问题的一些思考也见鲁索教授和鲍夏兰教授就我的英文著作所做的讨论。See Claudia Pozzana and Alessandro Russo: "China's New Order and Past Disorders: A Dialogue Starting from Wang Hui's Analysis", Critical Asian Studies, Volume 38 Number 3, Septmber 2006, pp.329-351.

[36] 马克思在这部著作中不但指出无产阶级不是"自发产生的而是人工制造的贫民，不是在社会的重组下机械地压出来的而是由于社会的急剧解体过程、特别是由于中间等级的解体而产生的群众"，而且也说明资产阶级社会的阶级关系是一种对抗性关系，从而无产阶级的出现本身就宣告了"现存世界制度的解体"。"无产阶级要求否定私有财产，只不过是把社会已经提升为无产阶级的原则的东西，把未经无产阶级的协助、作为社会的否定结果而体现在它的身上，即无产阶级身上的东西提升为社会的原则。"《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页14-15。

[37] 这个有关现代社会三个主要阶级的理论直接来源于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

[38] 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页1001-1002。

[39] Erik Olin Wright, Classes, London: Verso, 1997, p.7. 当代理论家们对马克思提及的阶级界限的模糊性、中间阶级的存在以及"新阶级"（如技术管理阶级）的涌现、知识分子的"目的性"、工人阶级的模糊化等现象进行更进一步思考，提出用"文化资本"、"趣味"和其他范畴对阶级概念进行重新界定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但这些理论努力从根本上说并没有脱离生产方式的再生产这一基础性的解释框架。事实上，包括列宁在内的经典的马克思主义者从未否定阶级图景的复杂性，也从未否定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阶级矛盾的简单化"只是资产阶级时代的一个特点，它并不能涵盖不同社会的更为复杂的社会条件。

[40] Ibid., pp.28-37.

[41]我们可以将这一概念概括为一种以了解和促进被压迫者的阶级觉悟和共同利益感为取向的阶级概念。例如，次工业家、小商人、手工业者、农民等中间阶级也同资产阶级作斗争，但这个斗争是保守的，甚至是反革命的，因为他们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而力图使历史的车轮倒转。但革命政党却可能将他们视为革命的，"那是鉴于他们行将转入无产阶级的队伍，这样，他们就不是维护他们目前的利益，而是维护他们将来的利益，他们就离开自己的原来的立场，而站到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见马克思：《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页262。

[42] 列宁说："只有把某一社会或某几个社会的全体成员的意向的总和加以研究，才能对这些意向的结果作出科学的判断。其所以有各种矛盾的意向，是因为每个社会所分成的各阶级的生活状况和生活条件不同。"见《马克思的学说》，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页13。

[43] 《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页37。

[44]正是基于这一判断，他们提出了中国共产党人需要支持甚至加入中国国民党的建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其派驻中国南方代表的指令》(1922年8月),《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２卷，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页324-325。

[45] 马克思：《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页264。

[46] 西摩·马丁·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一致与冲突》(Consensus and Conflict, Essays in Political Sociology)，张有华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页66-67。

[47] 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页４。

[48] 黄宗智：《中国革命中的农村阶级斗争》，见《中国乡村研究》第二辑，2003。

[49] 引自罗平汉著《土地改革运动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页12。"'五四指示'没有沿袭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没收地主全部土地的办法，提出应采取多种多样的方式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如：没收和分配大汉奸土地；减租之后，地主自愿出卖土地，佃农以优先权买得其土地；由于在减租后保障了农民的佃权，地主乃自愿给农民七成或八成土地，求得抽回三成或二成土地自耕；在清算租息、清算霸占、清算负担及其他无理剥削中，地主出卖土地给农民来清偿负欠。"同上。

[50] 例如，1946年4月11日，毛泽东说："首先应当注意的是侵犯中农利益，一经发现，必须迅速纠正；其次是除减租减息外过分地打击了富农与中小地主，亦必须注意于适当的时机加以纠正。""至于给汉奸、豪绅、恶霸、反动分子以严重打击，只要是真正群众的行动，则不是错误而是必需。大城市中豪绅地主的大声叫喊是必然现象，我们绝不应为其所动。但是到了群众斗争已经胜利、清算减租已经实现之时，党便应当劝告群众，对地主阶级由打的政策改为拉的政策。例如让逃亡地主还乡，给地主以生活上的出路，并联络开明绅士参加某些工作等。拉的政策，其目的在于减少反对力量，使紧张空气和缓下来，因此是必需的。但应注意不要拉得过早，损害群众利益与影响群众情绪。"（《毛泽东文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页103-104。）

[51]黄宗智：《中国革命中的农村阶级斗争》，见《中国乡村研究》第二辑，2003。

[52] 毛泽东：《论十大关系》，《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页735。

[53] 高桥芳郎:《关于宋代的士人身份》，《史林》第69卷第3号，1986。

[54] 参见小岛佑马《中国的学问的固定性与汉代以后的社会》、《中国古代的社会经济思想》等文，见《古代中国研究》，东洋文库，平凡社，1988。事实上，中国阶级制度的形成主要是政治-道德性的，而非身份性、世袭性的。《荀子·王制》云："虽王公士大夫之子孙也，不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庶人。虽庶人之子孙也，积文学，正身行，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卿相士大夫。"参见小岛佑马《中国的学问的固定性与汉代以后的社会》、《中国古代的社会经济思想》等文，见《古代中国研究》，东洋文库，平凡社，1988。

[55] 毛泽东对于敌我的叙述是政治性的，从而也是根据具体的情境而发生变化的。他说："为了正确地认识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这两类不同的矛盾，应该首先弄清楚什么是人民，什么是敌人。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拿我国的情况来说，在抗日战争时期，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日本帝国主义、汉奸、亲日派都是人民的敌人。在解放战争时期，美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即官僚资产阶级、地主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都是人民的敌人；一切反对这些敌人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在现阶段，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用户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页757-758。）但是，在这个"敌我"的框架内，尽管存在着关系转化的可能性，但敌对关系却难以调和，因此，毛泽东明确地说不能给予"敌人"以"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等等；这一点也为后来的各种政治运动内部的专断方式埋下了伏笔。

[56] 除了"敌-我"之间关系的变动性之外，毛泽东还高度重视区分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这一区别既区分了矛盾的性质，指出了"政治"的多重性。毛泽东的政治概念在阶级政治的前提下，提供了"统一战线"、思想斗争和社会改造等政治实践的理论前提。也正如许多人观察到的：这一区分两重矛盾的原则在许多时期、尤其是"文革"时代也没有得到真正的落实。

[57] 正如许多研究者已经注意到的，1946-1952年的土地改革发生在最为激烈的政治斗争和最为迫切的军事动员的背景之下，我们很难简单地用一种原则性的说明解释这一时期发生的问题。更重要的是：革命政治的理论逻辑与革命政治发生的具体历史条件是密切相关的，很难完全将两者清楚地区分开来做抽象的理论说明。我所以要从革命政治内部的视野来提出问题也是试图摆脱那种历史效果的目的论解释，试图分析革命政治是否还存在着其他的历史可能性，从而提供反省历史悲剧的另一种视野。

[58] 毛泽东：《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毛泽东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年，页1009。

[59] 《毛泽东传(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3，页1389。

[60]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页763。根据毛泽东的论述，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是可以相互转化的。

[61]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曾经区分出"彻底的革命、全人类的解放"与"部分的纯政治的革命"两种革命形态，所谓"部分的纯政治的革命的基础"就是"市民社会的一部分解放自己，取得普遍统治，就是一定的阶级从自己的特殊地位出发，从事整个社会的解放"，而"彻底的、全人类的解放"的可能性"就在于形成一个被彻底的锁链束缚着的阶级，即形成一个非市民社会阶级的市民社会阶级，一个表明等级解体的等级； 一个由于自己受的普遍苦难而具有普遍性质的领域，这个领域并不要求享有任何一种特殊权利，因为它的痛苦不是特殊的无权，而是一般无权，它不能再求助于历史权利，而只能求助于人权。"（《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页11-12）从这一论述看，马克思所说的"纯政治的革命"就是资产阶级革命，而"彻底的、全人类的革命"即无产阶级革命，因此，政治永远是阶级政治。

[62]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页693。

[63] 马克斯·韦伯：《以政治为业》，《学术与政治》，北京：三联书店，1998，页54。

[64] 葛兰西：《狱中札记》，见《葛兰西文选（1916-1935）》，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页323-324。

[65] 马克斯·韦伯：《以政治为业》，《学术与政治》，页55。

[66] 《意识形态和国家的意识形态机器（研究笔记）》，见《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陈越编，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页336）原译为"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根据于治中先生的建议，此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译法不妥，应改译为"国家的意识形态机器"；"镇压性国家机器"改为"国家的镇压机器"。此处据此做了改动。引文中也一律改为"国家的意识形态机器"和"国家的镇压机器"。

[67]施密特强调：尽管每个阶段的人类生活都包含了不同阶段的要素，但不同时代有着自己的"中心领域"，人类生活的所有概念只有在与这一中心领域相互关联的过程中才能获得具体的意义，例如在二十世纪，上帝、自由、进步、人性、公共领域、合理性与合理化以致自然与文化等概念的意义都只能在与"技术领域"的关联中获得意义。离开了这个中心领域的状况，我们无法把握这些范畴的内涵。See The Age Of Neutralizations And Depoliticizations (1929) , By: Schmitt, Carl, Telos, 00906514, Summer93, Issue 96，p130, 13p.

[68] 同上。

[69]实际上，施密特将"中性化"和"去政治化"视为现代性的内在特征，而技术的支配性在其中构成了关键性的环节。由于他对苏联的敌视，他将苏联视为"中性化"国家的最高形式，但却未能解释社会主义革命为什么能够在二十世纪创造出"政治化"的条件。

[70] 阿尔都塞：《意识形态和国家的意识形态机器（研究笔记）》，见《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页321。

[71] 杰奥瓦尼·阿锐基：《漫长的20世纪-金钱、权力与我们社会的根源》，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 页34。

[72] 同上，页35。

[73] 在国际关系中界定共同利益比国内关系更为困难。如果国际关系的基本特点仍然是国家间竞争权力的模式，一种世界性的霸权就难以确立。因此，阿锐基断言：只有各国相互之间追求权力不是国家行为的惟一目标时，一种世界霸权才可能出现。（同上，页35）在这个意义上，美国的世界霸权并不仅仅是一个传统型的国家霸权，而是真正的全球性霸权。

[74] 例如，当代中国的环保运动在激发公众的环保意识、推动政府的政策转变方面产生了重要的作用，但由于多重原因，它们处境维艰，不得不依靠申请各国际基金的支持来维持自身的运作。由于国际基金往往有自身的议题和取向，为了申请基金就不得不遵循基金的逻辑，这使得许多运动难以在当地生根。此外，许多非政府组织在推动生态保护、减少贫困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但难以构成对政府本身转型-即从发展型政府向社会服务性政府的转型-形成压力。许多地方政府更愿意将这些工作交给非政府组织，而自身却专注于经济增长本身。因此，包括NGO运动在内的许多社会运动的主体性的建立是一个需要复杂的社会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