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政治化的政治、霸权的多重构成与六十年代的消逝

四、霸权的三重构成与去政治化的政治意识形态

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打破"去政治化"的逻辑构成了当代批判的知识分子共同关心的课题。在重新回顾六十年代的政治文化之时，这些知识分子发现构成那个时代的政治文化的关键概念-如进步与保守、左与右等等-如果不是已经失效，便是处于暧昧不明的状态。也正由于此，当代世界的许多反对运动要么变得软弱无力，要么沦为新型霸权的同谋。因此，要打破"去政治化的政治"的逻辑，就必须对当代霸权的新的构成方式进行分析。按照我的分析，霸权至少具有三重构成，它们之间有着复杂的历史关联：

首先，正如葛兰西的霸权概念、阿尔都塞的国家的意识形态机器概念揭示的，霸权与主权国家的暴力控制与国家的意识形态机器的有效运转相关。这是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针对资产阶级国家的合法性而产生的理论概念，也是在政治性的阶级斗争中产生的有关领导权问题的政治概念。这一概念主要地用于民族国家内部的、阶级间的政治斗争。葛兰西将这个霸权解释为两种运作方式，即"主宰权以及知识和道德领导权"，主宰权是强制的领域，而"霸权"则是指统治集团通过将引发激烈冲突的问题置于一个"共同"的层面而获得的额外权力。按照他在《狱中札记》中的解释，国家作为某一特殊集团的机构，注定要为后者最大限度的扩张创造有利的条件。但这个特殊集团的发展和扩张被看作是而且的确也表现为"国家"全部能量的共同扩张和发展的原动力。阿尔都塞则通过对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意识形态概念的再研究，提出了意识形态和国家的意识形态机器问题，在理论上深化了葛兰西所涉及的霸权问题。西方左翼传统对霸权概念的分析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合法性构成及其危机，尤其是资产阶级国家的"去政治化的程序政治"的实质以及与之相伴随的民主危机。

其次，霸权这个概念从一开始就是和国家间的关系密切相关的。因此，我的分析方法不是像许多西方的学者那样将葛兰西式的霸权概念(hegemony)与中国政治中对国际霸权（hegemon）的批判区分为两个概念，而是力图在两者之间重建本来应该存在的理论的和历史的联系。毛泽东的霸权概念始终是在全球关系的范畴内运用的，他对美国和苏联作为"霸权"国家的描述被放置在三个世界的体系性关系之中，其政治性含义不仅是以第三世界为主体，联合和分化第二世界，进而对抗这一两极霸权，形成新型的国际关系，而且是以理论研究、政治辩论和道德感召的方式击破美国和苏联体制的意识形态权威。因此，"反霸权"的实践中包含争夺文化领导权的含义。中国古代经典《春秋》、《左传》用"伯权"和"霸权"概念综合齐、晋、楚、秦等诸侯国家的暴力统治与礼仪支配的双重能力。尽管中文世界的霸权概念主要指称政治、经济和军事的支配与操控，但也在不同程度上涉及意识形态的问题，即统治的合法性问题-在春秋战国时代，霸权的确立虽然是王权礼仪濒临危机的产物，但这一危机局势本身也构成了霸权的合法性条件-霸权的构成包含了其他诸侯国对于领导权的承认。关于这一点，中国历代学者在对《春秋》的解释中已经有清晰的表达。因此，中文世界中主要指涉诸侯国关系的霸权概念与葛兰西的霸权概念不能说完全无关。

在西方政治传统中，作为一种合法统治权的霸权概念也不是与国际政治中的霸权完全无关的。在《漫长的二十世纪》中，阿锐基(Giovanni Arrighi) 将葛兰西的霸权概念与马基雅维利的权力概念关联起来，从而将这一概念从阶级间的关系重新引回到国际政治的关系之中，这为重建两种不同类型的霸权概念的内在联系提供了另一个可能的路径。在马基雅维里那里，权力是许可与强制的结合体，强制当然意味着使用武力或构成有效的武力威胁；许可则暗指道德领导权。"由于霸权这个词，从其词源学意义'领导权'和派生意义'主宰权'来看，通常指国际关系，所以葛兰西完全有可能是在使用这个术语的比喻意义，通过与国际关系的类比来阐明社会集团之间的关系。在把葛兰西的社会霸权概念从国家内部关系转换成国际关系时······我们可以简明地逆向追溯葛兰西的思考历程。"[71]"一个起支配作用的国家如果领导着主权国家体系朝着预想的方向迈进，它便行使着霸权职能，而且在此过程中被认为是在追求共同的利益。正是这种领导权才使得起支配作用的国家具有霸权地位。"[72]正是通过将美国的国际支配与全球化的趋势加以重叠，美国确立了自身作为全球霸权的地位。作为一种"去政治化的"楷模（全球化、现代化、市场化、发展、民主等等的楷模），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某种程度的思想和道德的领导权。这就是西方政治学家所谈论的所谓软实力。美国霸权是在暴力垄断、经济垄断、意识形态领导权以及国际关系的模式发生转变等多重条件下确立的，而在"九一一"之后的侵略战争中，美国的穷兵黩武和单边主义导致了它的领导权危机，从反面促进了世界各种力量以反战和"去美国化"为契机的互动和联合。[73]在这个意义上，"去政治化"的过程遍及国家与国际的双重方面，而打破这一"去政治化的政治格局"的可能性也存在于这两个方面。

第三，霸权并不仅仅与国家或国际关系有关，而且也与超国家的和跨国的资本主义密切相关。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条件下，除了需要在国家领域和国际关系领域中界定霸权，霸权还必须在一种既内在于国家、内在于国际关系又超越国家和国际关系的市场关系中加以界定。现代市场关系是一种内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世界却不能以民族国家的边界和权力加以界定的力量，古典的政治经济学家强调再生产过程是一个"无穷无尽的链条"、一个全球性的进程，这一点在今天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明显。当以金融资本为主要形态的市场主义成为一种霸权的时候，许多人也会将现实的市场扩张和政治支配描述为一个对所有人都有利的历史进步的历程，从而完全不能展开对于市场扩张与支配的政治含义的分析。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可以视为全球化的意识形态霸权的标准读本，它渗透在各种跨国机制的规章和运行法则之中；诸如原先的关贸总协定、现在的世界贸易组织和其他的以市场一体化的协调机构的形式成立的各跨国组织，均可以视为全球化的意识形态机器--当然，它们不仅是意识形态机器。我们可以说它们具有经济支配和道德支配的双重权力。市场主义意识形态机器的更为直接的表达者是媒体、广告、超级市场和各种各样的商业机制--这些机制不仅是商业的，而且也是意识形态的，它的最为有力之处在与诉诸感官和"常识"，即诉诸所谓日常性和感官需要将人转化为消费者，并使他们在日常生活中自愿地服从其逻辑。市场主义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机器具有强烈的"去政治化"特征，在"去政治化"的社会过程中，它恰好构成了"去政治化的政治意识形态"。

在全球化的语境中，我们需要在国家的、国际性的（国家间的）和全球性的（超国家的和市场的）三重范畴及其互动关系内讨论霸权和意识形态的作用。上述多重霸权构成不是相互截然区分的范畴，而是相互渗透的、相互缠结的权力网络，它们内在于当代社会的各种机制和网络之中，内在于人们的行动和信仰之中；正是在上述霸权网络的交互作用之中，"去政治化的政治"得以构成。这一点对于理解当代中国的思想和意识形态状况是绝对必需的。当代意识形态霸权经常利用国家的内在矛盾施展其职能。例如，中国的经济政策和发展方向与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历史过程是基本重叠的，这一过程产生出了众多的经济危机、社会分裂和不平等条件。但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全球化并没有消解卷入这一过程的国家之间的矛盾和利益冲突，也没有解决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力之间的全部分界。在历史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全球性的力量与重商主义的力量（即国家力量主导下的国民经济）发生冲突是一个常见的现象，例如，在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之中，全球化的金融资本与"国民经济"之间的冲突以极为明确的形式展现出来，进而促成了民族国家在全球化浪潮中重构"国民经济"或"国民经济的变体"（如区域联盟）的决心。因此，在全球化条件下，国家利益的冲突、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之间的矛盾有时较之以往更为激烈。为了获取更多的利益，霸权的全球力量往往会利用特定国家内部的势力挑战政治权威，而一旦政治权威意识到它与其他社会力量的交换关系面临外来干涉，也立刻会以民族利益或其他正当性诉求为由抑制这一内部挑战。

在七十至八十年代，伴随国家统治意识形态在开放条件下的松动，社会思想和立场的合法性密切地联系着对于国家的意识形态机器的挑战，这是当时界定独立性和自由的主要根据。然而，知识分子和社会批判立场的这一"去国家过程"并没有如我们所预期的那样提供"重新政治化"的效果，反而被纳入了另一层次的"去政治化"过程：

首先，这一"去国家过程"产生在一种全球性的历史转变之中，即民族国家的主权权威受到全球性力量的挑战的过程中，从而这一以"去国家过程"为标志的独立性和自由的合法性叙述同时也是和国际性的意识形态霸权的确立相互关联的。事实上，所谓"去政治化"过程恰恰是两个国家集团、两种政治体制、两种意识形态进行激烈搏斗的结果，在这一过程中产生的所谓"去国家过程"中的"国家"只是在某种意识形态立场上被指认的国家（即社会主义国家），从而这一"去国家过程"不过是对另一种国家形式的霸权进行认同的过程。在当代中国，"反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以一种反国家的表象掩饰了它与新型国家及其合法性之间的内在的联系，从而不过是一种反国家的国家（亦即"帝国"）意识形态--根据上述对于霸权概念的多重构成的分析，这种新型国家意识形态本身具有超国家的性质，从而也经常表现为从一种跨国主义的角度抨击"国家"的立场。

第二，这一"去国家过程"同时也伴随着一种意识形态上的"去政治化"，它被自然地组织在现代化、全球化、发展和市场的新型意识形态霸权之中。由于市场化和全球化的力量瓦解了传统的社会纽带，它在改变十九世纪以降逐渐确立的主权关系的同时，也包含了对于维持社会稳定和市场运行的国家机制的强烈需求（例如，当代全球化过程及其机制一方面鼓励金融、生产和消费的跨国化，另一方面力图将移民问题限制在劳动力需求和民族国家主权关系的框架内，从而形成了各地区劳动者之间的隔绝和矛盾。）因此，"去国家化"或反国家的姿态本身又似乎自相矛盾地与法制化、制度化等口号相配合，而后者正是以产权重组为核心展开的国家建设过程。在现实的条件下，问题并不在于是否需要法制化、制度化，而在于怎样的法制化和制度化，以及是否必须将整个社会构造（及其传统）全部纳入法制与制度的框架内部；不在于"去国家"或"反国家"，而在于应该建立怎样的国家及其制度，以及能否在国家及其政治之外形成真正的政治空间。

第三，"去国家过程"所以是"去政治化的"，是因为它以国家政权与国家机器的区分日益模糊化为前提--正如上文所说，政治斗争主要集中在由谁来掌握国家政权或国家政权的价值取向为何这一关键性问题上，一旦取消国家政权与国家机器的区分，也就等于取消了政治活动的场域和政治斗争的必要性，而将一个政治性的问题转化为非政治的或去政治化的"去国家过程"。新自由主义或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所鼓吹的"国家退出论"就是一个典型的"去政治化的政治命题"。

根据上述几个方面的讨论，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是：通过与国家的关系来界定的独立性与新型霸权关系（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和意识形态的多重霸权）的确立是同一个历史消长过程的产物，从而前一重摆脱（国家）关系与后一重进入（国家的、国际的和跨国的）关系之间至少有着历史性的重叠。全球性的力量与国家力量的相互渗透使得仅仅依靠与国家的关系或与跨国霸权的关系来界定自身立场的方式均陷入困境之中，这也正是当代许多反对运动最终只是图有反对之名的原因。事实上，当代社会的各种社会保护运动包含着激发新的政治的可能性，但同时自身也在经历着"去政治化"过程，它们或者陷于有限的经济目标之上，或者沦为国家机器的延伸物，或者完全受制于各国际基金会项目的要求和逻辑之中，不但提不出关于发展、民主、参与的不同理解，而且在运动中转化为各种国家的、超国家的机制的齿轮和螺丝钉。[74]在这里，如何克服社会运动自身的"去政治化"，将一种批判性的国际主义与民族国家内部的政治斗争结合起来，构成了一个重要的课题。

在今天，对任何权力的分析都必须置于一个权力网络的关系之中，从任何一个单一方向上将自己塑造成反对者都是可疑的。如果考虑到三重霸权的构成全部渗透在我们的社会体制之中，而它们之间并非贴合无间，那么，这个概念中的"国家的"或"跨国的"的范畴就有必要加以审察。在这里，打破这些范畴的总体性，从这些范畴内部发现裂痕，寻找新的政治空间，就成为打破"去政治化的政治"的基本逻辑的必要步骤。例如，中国的改革是在国家分权条件下的市场化进程，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以及国家各部门之间存在大量的利益不一致；国家机器的各个分支与国内和国际市场以及其他社会集团有着极其复杂的联系方式，而这些不同的联系方式也导致它们之间产生出利益一致与冲突的多重关系，进而表现为公共决策过程中的政治博弈和多重取向。正由于此，我们可以从"国家行为"中发现大量相互矛盾的取向，也可以从不同层次和不同机构的决策方向中看到一致与冲突的同时存在。事实上，当代有关国家的辩论是围绕着"中央-地方"、"国家-区域-全球"等关系展开的，而不是围绕着国家或反国家的轴心展开的。

在这个意义上，将"国家"作为一个单一的分析单位的方法更像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构造。在这里，真正深刻的问题不是确立国家与反国家的姿态，而是如何面对国家的危机。在古典的政治理论中，人民主权的国家是公意的产物。作为人民意志的表示，公意只能是一致的，不同的公民集团或政党所表达的不同利益之间的协议体现为"众意"-众意是个别意志的总和，而公意只着眼于公共的利益；作为众意的民主政府中可以存在政治分裂，如政党政治；但在作为公意的国家中，个别的集团及其利益则被认为是有害的。现代主权国家以人民的普遍利益为最高诉求，即国家必须体现人民的共同意志和普遍利益；社会关系中的利益分歧和价值冲突可以通过政党政治（多党政治或党内路线斗争）的形式获得表达，但这种以政党政治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政治分裂只能限制在议会和政府的特定框架内，而不能上升为作为人民主权的国家的政治分裂。围绕着这类古典的政治理论展开过各种争论，但它们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主权单一性和主权统一的国家学说。但是，当代世界的最为深刻的政治危机恰恰表现为主权国家呈现了内在的分裂，它无法代表社会的普遍利益，国家的公共政策深受特殊利益集团的影响。就中国而言，原先能够体现和协调社会不同利益和意志的政党政治日渐渗入国家结构，它实际上成为分裂的国家关系中体现统一的政治力量。在这个意义上，新一轮的国家与政党的相互渗透和一体化恰恰是市场化和全球化条件下国家难以保持其主权一致性的产物。因此，新的国-党合体是全球化条件下主权国家和政党政治双重危机的结果。在这里，双重的问题是：第一，伴随着政党体制的"去政治化"和国家化，究竟什么力量才能取代原先的政党政治模式，以协调日益复杂的社会关系中的不同的政治意志、体现不同的政治力量？社会的力量如何能够上升为一种政治的力量？第二，政党的国家化也就意味着政党本身势必介入复杂的利益关系，当代世界的国家危机也必将转化为政党危机，那么，究竟什么力量才是一个体现普遍利益的力量和机制？

政党政治的蜕变直接表现为价值领域的模糊与矛盾。由于国家的改革实践与社会主义价值之间存在重大的冲突，改革运动与国家的意识形态机器的运转之间存在内在的矛盾--正是由于这一内在矛盾，国家的意识形态机器实际上已经或正在蜕化为一般国家机器，即依靠暴力或行政权力进行操控的体制。在这个意义上，当代中国国家的意识形态机器的运作方式并不是按照特定的价值或意识形态运转的，而是按照"去意识形态的"或"去政治化的"逻辑运转的--尽管它经常诉诸于意识形态的语言。当代中国的左右两翼经常在去政治化的政治面前束手无策，原因很简单：这一国家运作机制已经无法在传统的左右模式中进行衡量和评估。主要基于一种合法性的需要，中国共产党在"文革"之后一方面"彻底否定"了"文革"，但另一方面并没有"彻底否定"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价值，尤其是作为这一现代传统的历史总结的毛泽东思想。这一条件产生了双重后果：第一，对于国家改革而言，这一传统构成了一种内在的制约性力量，即"国-党体制"每一次重大决策和转变必须建立在与这一传统的对话和博弈之上，至少它必须用一种特殊的修辞方法在这些转变与这一传统之间达成某种协调。第二，对于工人、农民和其他社会群体而言，这一传统构成了一种合法性力量，他们可以利用这一传统与国家推进的不合理的、不公正的市场化和私有化进程进行博弈和协调，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新自由主义力量的扩张。在"彻底否定文革"与"告别革命"的历史进程之中，重新激发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遗产显然包含了未来政治发展的契机--这个契机绝不是简单地回向二十世纪的入口，而是在"后革命的时代"（即革命时代终结的时代）探索打破"去政治化的政治意识形态"和"去政治化的政治"的一统格局的起点。

二十世纪政治是以政党与国家为中心展开的政治，二十世纪的政治危机主要产生于政党和国家这两种政治形式内部；但二十世纪也产生了政治不等于国家的政治实践，产生了将参与性与制度构架相互结合的尝试。在现代政治的主体--政党、阶级和国家--均处于"去政治化"危机的条件下，重新寻找新的政治主体的过程必然是和重新界定政治领域的过程相伴随的。这个政治领域的界定涉及各个方面，例如：如何在国家生活和政党政治中重新激活理论辩论？如何在国家和政党之外形成新的政治领域？如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创造出真正的公共领域和公民文化？如何使得教育体制不致沦落为社会等级制的再生产机制？如何将全球范围内争取平等的政治斗争与中国社会的平等政治关联起来？在当代世界的两种社会体制均面临危机之时，我们能否设想一种更具参与性的制度构架，这种构架不仅是在政治选举的层面上，而且也是在生产关系的实际基础上产生？所有这一切要求我们寻找新的综合，即通过对历史的传统（包括古代传统、现代革命和社会主义传统、改革经验）的批判性清理和创造性综合，汲取民主制度与激进民主的各种要素，为新政治的创造提供可能性。这是真正的创造和综合，而不是任何一种简单的复制。在全球化的语境中，这一综合既必须从中国的政治传统和现实出发，也必须考虑当代世界普遍的民主危机。如果说"去政治化"的关键在于政治价值的颠覆和消退，那么，"重新政治化"的不可避免的途径也就在于重建政治价值，激活我们的政治空间和政治生活。如同动人的音乐-无论是辉煌的交响，还是婉转的叙述-能够将不同的元素之间的对话和对抗、各种主题之间构成的创造性张力有机呈现一样，政治是在一种元素与另一种元素之间形成独特关系的方式。取消了差异、多样性、对抗和创造性紧张，取消了多重音乐元素在各自歌唱中形成的复调式组合和对抗，就不可能产生真正的作为一种"关系"的音乐。

这就是我们在今天重访六十年代和"短促的二十世纪"的真正意义。

2004年12月初稿

2006年7月3日二稿

2006年10月2日改定

鸣谢：本文初稿完成后，于治中、王绍光、王希、林春、曹天予、 崔之元、Alessandro Russo、Claudia Pozzana、Perry Anderson、钱永祥、陈光兴、Christopher Connery、Theodore Huters、韩少功、王晓明、陈宜中、王超华、吕新雨、林少阳等友人曾从不同角度给予批评和建议。在此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