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政治化的政治、霸权的多重构成与六十年代的消逝

三、去政治化的政治与现代社会

如何解释"去政治化"这一现象及其动力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我们不能仅仅限于中国内部给予分析。从历史的角度观察，几乎每一次政治变动之后，如法国大革命失败之后，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之后，欧洲和亚洲的六十年代之后，以及1989年的社会运动之后，都存在着广泛的、各不相同的"去政治化潮流"。在当代中国的语境中，现代化、市场化、全球化、发展、增长、全面小康和民主等概念均可以看作是一种"去政治化的"或"反政治的"政治意识形态的关键概念，正是这些概念的流行导致了人们没有能力展开深入的政治思考。"去政治化"这一概念所涉及的"政治"不是指国家生活或国际政治中永远不会缺席的权力斗争，而是指基于特定政治价值及其利益关系的政治组织、政治辩论、政治斗争和社会运动，亦即政治主体间的相互运动。

为了展开对于"去政治化的政治"这一命题的讨论，我在此简要地对"政治"范畴做一些临时性的界定：第一，政治是一个主观的、能动的领域，而不是客观的构造，或者说是一个在主观能动作用下产生的主客观统一的领域。例如，阶级是一种"客观的"存在，但这一"客观的"存在并不必然意味着阶级政治的存在。只有当阶级获得自身的政治主体性时，作为一种政治阶级的阶级才存在，阶级政治才会被激发。[61]马克思在论述法国农民时以一种悖论的方式说：一方面，小农人数众多，有着与其他阶级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各不相同并相互敌对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所以他们就形成一个阶级"；但另一方面，"由于各个小农彼此间只存在有地域的联系，由于他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任何的共同关系，形成任何的全国性的联系，形成任何一种政治组织，所以就没有形成一个阶级。因此，他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无论是通过议会或通过国民公会。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归根到底，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力支配社会。"[62]如果"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力支配社会"，那么，马克思是否暗示：一旦小农转化为阶级，行政权力支配社会的模式就将终结？

第二，政治活动是能动的主体的领导行为，从而政治与领导权问题具有密切的关系。用韦伯的话说，"一切自主的领导行为，都可纳入其中。人们谈论银行的通货政策，中央银行的贴现政策，工会的罢工政策，也谈论大城市和城镇的教育政策。某个志愿团体主持人的政策，甚至谈论一个精打细算的妻子试图支配其丈夫的政策。我们今晚的思考，当然不是建立一个这样宽泛的概念上。我们打算只从一个政治团体-也就是今天的国家-的领导权或该领导权的影响力这个角度，来理解政治。"[63]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将君主塑造成为一个新政治主体，但君主要构成真正的政治主体必须获得自身的主体性和代表性；葛兰西沿着同一思路将政党理解为"现代君主"--作为一种政治组织，政党构成了现代社会独特的政治主体--有自身的价值观和代表性、有适应这一时代政治发展的组织和运动方式；君主和政党按照各自的方式展开自身的"领导行为"。葛兰西说：

现代君主，神话君主，不可能真有其人，也不可能具体指哪个个人；他只能是集体意志已在社会上被承认，或多或少以行动表现了自己的存在，并开始采取具体形式时所出现的成分复杂的社会有机体。历史已经提供了这种有机体，它就是政党。这是一种基本细胞，其中包含着力图成为普遍的和无所不包的集体意志的种种胚芽。在现代世界中，只有那些间不容发，必须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当机立断的历史政治行动，才能由具体的个人以神话方式加以体现；······但是这种应急的权宜行动按其性质来说不可能维持长久，也不可能是有机的。······至于建立新的国家或建立新的民族结构与社会结构则不宜采用这种手段。[64]

政治行动，尤其是现代政治行动，在这个意义上，是一种有组织的行动，而不是个人的、英雄豪杰的行动。政治对于主观性和能动性的依托与政治行动的组织化特征在历史中总是展开为一种既一致又冲突的动态构成。

第三，任何政治主体性都必须在一种政治主体间的关系（无论是敌-友关系，还是对话关系）之中才能维持，无论以何种方式取消这种关系，势必构成对政治主体性的否定。从上述角度看，所谓"去政治化"就是指如下现象：对构成政治活动的前提和基础的主体之自由和能动性的否定，对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政治主体的价值、组织构造和领导权的解构，对构成特定政治的博弈关系的全面取消或将这种博弈关系置于一种非政治的虚假关系之中。从根本上说，"去政治化"是政治的一种特定形式，它没有也不可能取消政治关系，而是用一种非政治化的方式表述和建构特定支配的方式。因此，我把这一政治形式描述为"去政治化的政治"。

这里试图对"去政治化的政治"的产生做几点很不成熟的说明：

首先，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是建立在一种政治与经济的区分的假说之上的，这一假说反映了早期资产阶级摆脱封建国家和地主阶级对政治和经济的垄断、支配和暴力占有的历史意志。熊彼德曾用"政治交换"这一概念论述早期资产阶级的权力构成，即如果没有某个非资产阶级实体的保护，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就会陷于绝境，不但无力领导它的国家，甚至不能保护本阶级的特殊利益。"政治交换"意味着政治与经济这两个领域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某种分离，如果不存在这种分离，也就不存在交换。从这个角度说，政治与经济的分离与其说是一个实际存在的现实，不如说是产生于资本在与政治权力进行交换过程中力求获得更高权力份额的欲望。在漫长的十九世纪，那种政治与经济相互分离的早期资产阶级诉求逐渐地转化为国家和超国家体制对于市场经济模式本身的塑造；伴随资产阶级将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力集于一身，政治安排也随之被转化为市场经济的法则本身，即政治领域成为一种从属于经济活动而又似乎外在于经济活动的领域。以政治与经济的分离为中心，现代资本主义试图创造一种自我循环的市场经济及其"去政治化的"秩序；如果说这一诉求的历史合理性建立在重商主义时期中小企业主阶级抵制国家、贵族和君主垄断的过程之中，那么在金融资本时代，这一诉求已经蜕变为以金融资本为龙头的大资本（及其代理人）操控经济、政治和社会的要求--这一垄断性关系恰恰是通过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有关作为"自生自发秩序"（spontaneous order）的市场概念来加以合法化的，亦即以一种"去政治化的政治意识形态"来加以合法化的。

其次，从政治的角度看，当资产阶级通过联合无产阶级和其他社会阶层发动政治革命、推翻国王-贵族权力之后，一种去政治化的程序性的国家政治逐渐取代了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多样化的政治格局，其实质也就是通过政治交换关系将统治集团中资本主义的和非资本主义的成分连接起来。政治辩论由此转化为权力争吵，而其根本的环节即一种中性的国家概念及其现实机制的诞生。由于这一连接是以资本主义方式进行的，从而连接过程或政治交换本身是以"去政治化的"方式进行的。（例如，通过立宪过程将新富阶级对社会甚至国家的剥夺合法化）这个过程也就是民主逐渐地从政治民主向程序性民主的发展、国家逐渐从政治领域向常规化的权力结构的转化、政党政治逐渐从政治代表性之间的政治博弈向稳定的权力架构下的权力分配机制蜕变。在理论上，这一国家形态的出现直接导致了经典作家们将作为政治性阶级斗争目标的国家政权与国家机器区分开来，即一方面承认国家是镇压性的、在一定疆域内具有使用暴力的垄断权的机器，但另一方面又必须对国家政权和国家机器加以区分，以此将政治性的阶级斗争的目标限定在国家政权问题上。他们由此将夺取政权的政治性阶级斗争作为政治问题的核心。"因此对于我们来说，'政治'就是指争取分享权力或影响权力分配的努力，这或是发生在国家之间，或是发生在一国之内的团体之间。"[65]然而，随着政治性阶级斗争的衰退和形式民主作为一种支配性国家模式的出现，国家政权与国家机器的区分变得日益模糊。这种新的国家形态带有强烈的结构－功能的特点，它甚至能够将各种社会运动和反对运动作为国家交响曲的各种变奏纳入其机器的日常性运转之中。

正如阿尔都塞所说，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政治实践中，他们所看到的国家是一个比"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对国家的定义更为复杂的现实。根据他的看法，这个国家定义中缺乏对于"国家的意识形态机器"的现实描绘--这有别于国家的镇压机器，诸如宗教制度、教育制度、家庭制度、法律制度、工会制度、党派体制、传播制度和文化领域等等。他总结说：

国家机器只有一个，而国家的意识形态机器却有许多。

统一的国家镇压机器完全属于公共领域；与之相反，绝大部分的国家的意识形态机器（它们显然是分散的）是私人领域的组成部分。

公私的分界仅仅在资产阶级法律的范围内是有效的，而国家"高于法律"：

国家是统治阶级的国家，既不是公共的，也不是私人的；相反，国家是公共与私人之间一切区分的前提。[66]

如果把前资本主义的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做一个对比的话，那么，前者"存在着一个占统治地位的国家的意识形态机器--教会"，而后者却以遍及社会的教育（学校－家庭）－规训机制作为其意识形态机器；前者主要在公共领域运作，而后者却在私人领域活动。（社会主义时期的中国存在着一个由中宣部、文化部、教育部为中心的国家的意识形态机器系统，它兼具国家的意识形态机器和国家的镇压机器的双重性质，但以国家的意识形态机器为主；在当代中国，像中宣部这样的意识形态机器虽然努力行使其意识形态职能，却难收意识形态－规训的效果，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从国家的意识形态机器蜕变为纯粹的国家的镇压机器--其对媒体或其他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也主要不是"意识形态的"，而是以"维持稳定"这一"去意识形态化的"理由为准则的。当然，这一蜕化是一个过渡现象，国家的意识形态机器正在设法调整自己的策略，力图将消费主义、市场主义、传统主义等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相对立的意识形态纳入自身的范畴，从而形成新的支配意识形态）由于国家机器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日常机制内部，从而国家的存在形态本身具有了某种"去政治化的政治形态"。

阿尔都塞的分析建立在两个前提之上，即国家与政权的区分和国家的镇压机器与国家的意识形态机器的区分，按照这两个区分，政治斗争就是争夺政治领导权的阶级斗争，而要获得这一斗争的胜利就必须展开国家的意识形态机器范畴内的政治性的阶级斗争。政治在这里是一个内在于国家的场域。从六十年代政治的角度看，阿尔都塞理论的主要局限在于：国家的意识形态机器的概念将教会、教育、政党等等全部归入国家机器的范畴，从而没有形成政治与国家的区分。如果六十年代政治包含着一种超越党-国形成新的政治领域的尝试，那么作为六十年代西方社会运动理论资源的阿尔都塞理论却不能提供对于这一政治实践的完整解释。通过将学校、教会等等全部纳入"国家（的意识形态）机器"的范畴，阿尔都塞在理论上取消了文化领域与国家领域之间的基本分界，不但易于导致一种普遍化的国家政治概念（国家政治的泛化），而且也将教育领域、宗教领域和其他文化领域的政治全部置于国家范畴内部，从而限制了文化政治的空间。尽管如此，这一理论在解释国家政治对于上述领域的持续介入和收编的方面，亦即在解释现代社会的"去政治化的政治"的构成方面，仍然具有重要的解释力。

与阿尔都塞从意识形态和国家的意识形态机器的角度分析了统治合法性的"去政治化"形态不同，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t)的"去政治化"概念是与十六世纪以降欧洲历史寻求"中性化"(neutralization)的持续过程密切相关的。这一过程的最终结果是经济与政治作为一种"中性化"的社会形态的产生和巩固。在发表于1929年的一篇题为《中性化与去政治化的时代》的文章中，他将维柯、孔德等对人类历史发展所做的三段论式的概括－－即从神学阶段发展到形而上学阶段，由形而上学阶段发展到科学阶段或实证主义的阶段--与十六世纪以降的四个世纪的发展直接地关联起来。这是一个世俗化过程，也是一个持续的中性化--亦即去价值化--过程：从十六世纪的神学过渡到十七世纪的形而上学、从十七世纪的形而上学过渡到十八世纪的人道主义－道德、从十八世纪的人道主义－道德过渡到十九世纪的经济。在这些转变中，十七世纪从基督教神学向自然科学的过渡最为关键，因为正是这一过渡将神学辩论中的无法解决价值分歧的困境转化到一种通过对话、交换意见而寻求基本（也是最小化的）共识的中性化的领域中加以解决。在这个中性化过程中，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的突出现象是技术和对技术的崇拜越来越具有支配地位--既然技术是一个可以为任何人、任何力量所用的中性领域，一个技术支配的社会的政治也逐渐地中性化了，亦即去政治化了。伴随宗教－神学事务退出中心领域，国家问题的核心便从文化阶段向经济阶段转化，亦即这一时代的中性化趋势在这里最终掌握了政治权力--国家。"最终，国家从这个特定的中心领域中获取了它的现实性和权力，因为有关敌友的决定性辩论也取决于这个中心领域。" [67] 施密特说：

这里的实质是：一个同质化的经济国家与经济思维相适应。这样一个国家企望着现代--一个了解自己时代和文化处境的国家。它必须声明理解作为一个总体的历史发展，这是它的统治权的基础。在一个经济时代，一个没有表明理解和指导经济关系的国家必须宣称自己中立于政治问题和政治决定，并由此撤回统治的宣称。现在，值得注意的是：十九世纪的欧洲自由国家可以将自己按照中立性国家的形象来塑造自己，并把中立性看作是自身的本质上的合法性。[68]

施密特认为上述现象是一个总体的文化中立性的症候，因为十九世纪中立性国家的原则从属于这一时代总体知识的中立性趋势。国家和其他文化领域的中立化是技术时代的产物，但技术并不能提供中立的基础：每一种政治都力图利用技术，从而所谓技术时代这个命名只能是临时性的。然而，施密特的洞见严格限定于欧洲历史内部，而且他的长时段考察方法也未能提供对于十九－二十世纪内部的政治化与去政治化的历史解释。[69]

第三，资本主义历史中的批判性思想和文化，从根本上说，产生于政治文化被充分激发起来的历史过程之中，十九世纪的社会主义运动、政党政治、不同政治派别的分化，二十世纪的民族解放运动、学生运动、知识分子运动、劳工运动和革命运动，都可以概括为"政治化过程"，它们致力的基本目标是打破资本主义霸权的"自然状态"。那么，什么是资本主义的生产的"自然状态"呢？在政治与经济分离的原则之下，通过将非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和劳动分工模式贬低为"政治干预"的产物，七十年代末期以来占据主流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为市场经济向政治、文化和其他社会领域的无限扩张提供了一种"去政治化的"、"自然的"或"自生自发的"解释。古典政治经济学有关生产的一个基本论点在这里值得重新提出，即一切生产活动均必须以生产条件的再生产为前提，否则连一年也维持不下去。阿尔都塞在讨论生产条件的再生产这一问题时说：

我们正在进入一个（从《资本论》 第二卷发表以来）特别为人们熟视无睹的领域。孤立地看待生产，乃至将它看成（从生产过程抽象出来的）纯粹生产实践的观点，包含着顽固的显而易见的东西（这些在意识形态上显而易见的东西属于经验主义的类型）。它们已经渗透到我们的日常"意识"里，以至于我们要把自己提高到再生产的观点上来，是极其困难的······然而，脱离了这个观点，一切都仍然是抽象的（比片面更糟：是歪曲的）--即使从生产的层面看也是这样，更不用说在纯粹实践的层面了。[70]

从再生产过程的角度看，"去政治化"即将生产条件（生产资料的再生产和生产力的再生产）的生产从生产过程中排除出去，从而构筑出一个抽象的生产过程。例如，为了维持沿海区域的再生产过程就必须创造廉价劳动力市场，而构筑廉价劳动力市场又必须改变城乡关系（包括摧毁农村的社会关系和生产条件），进而迫使大量农民工涌入沿海城市；最后，为了让农民工适应新的生产条件，就不仅需要让他们学习生产技能，而且还要让他们转化成为遵守现行生产秩序的规范的自由劳动力。但是，主流的媒体评论和经济学家们是在怎样的意义上讨论农民工问题的呢？一，在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以及价格问题上讨论沿海的生产过程，仿佛农民工仅仅是再生产的自然要素，而不是为了适应新的再生产条件而发生的整个社会关系变化的产物--这种讨论方式典型地反映了这种有关再生产过程的"去政治化的"意识形态特征；二，在公民权利的平等的意义上讨论农民工的地位--在这个意义上的平等诉求有着双重面向：一方面，它有助于打破传统的城乡之间的身份分割；另一方面，它力图通过这一解放将农民召唤为一种符合再生产条件的劳动力"主体"--劳动力所以构成"主体"是因为他或她在给定条件下（即再生产条件下）自愿地选择了自己作为廉价劳动力的行动。在这里，所谓主体与个人的主体性没有任何关系，它是一种新的臣属关系的产物。

对于生产过程的抽象化（即掩盖其再生产条件）的后果即发展主义意识形态的支配地位的确立。从二十世纪的历史来看，"去政治化"过程是内在于冷战时代的两个社会体制的：社会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不是单纯的政治运动，通过革命和独立建国运动，它们重组了经济关系和社会模式；西方政党政治日益成为管理经济的一种方式，它们从不同的方面改变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所有权关系和殖民主义条件下世界劳动分工的基本格局。正是在发展主义的意识形态取得支配地位的时代，二十世纪政治的核心--社会运动、学生运动、政党政治、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以及通过国家组织经济的方式--全都向着市场化、国家化和全球化的方向发展。在这个潮流中，资本主义危机时期的国家干预、社会动荡以及革命运动都被解释为政治对于一种自然的市场进程的破坏。在这个意义上，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作为"自生自发秩序"的市场概念不仅是对垄断关系的"去政治化的"掩饰，而且也是一种进攻性的、积极的、有着明确否定目标的"去政治化的政治意识形态"。因此，"政治化"的核心就在于打破这个"自然状态"，亦即在理论和实践的不同方面，以"去自然化"对抗"去政治化"。

当代中国的"去政治化"过程仍然是一个"政治交易"的过程：传统政治精英正在将自己转化为特殊利益集团的代表，但他们仍然掌控着政治权力，特殊利益集团和跨国资本必须通过交易形式换取权力机器的支持。由于市场化改革是一个国家推动的过程，在现代化和改革的名义下，国家权力机器（在国－党体制下也不可避免地包括政党机器）的不同方面全面地卷入了经济范畴，从而这个"政治交易"就转化为"去政治化的权力交易"，其主要形式是不平等的"产权改革"以及由此引发的大规模的利益重组（腐败不但是这一制度性转化过程的必然产物，而且也是在公共舆论中掩饰更大的不平等和非正义的财产转换过程的一个题目--在产权明晰、法制化等名义下进行的反腐败活动从一个特定的角度将这一"政治交易"过程合法化了，亦即以法的名义将产权转换过程"去政治化"）。这一新的发展建立在如下前提之下：一，在市场化和私有化过程中，权力精英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分界逐渐模糊，政党逐渐从一个阶级性的组织转化为"去阶级化"的组织；二，在全球化条件下，民族国家逐渐地将管理经济的部分权力与超国家的市场体制（WTO等）关联起来，一种全球性的去政治化的合法化秩序正在确立；三，由于市场与国家逐渐成为相对"中性化"的领域，在公共领域中有关发展问题的分歧演变为市场调节与国家调控比例的技术性分歧，从而丧失了构成左右之分野的政治界标。这几个发展为七十年代末开始、八十年代兴盛、九十年代风起云涌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提供了历史基础。我认为当代世界的"去政治化"过程正是从这个历史转变中产生的政治现象：通过将新的、政治性的安排置于"去政治化的"表象之中，新的社会不平等被"自然化"了。在这个意义上，针对这一不平等的社会安排的批判必须以形成"重新政治化"的条件为前提，亦即以打破"去政治化"或"自然化"的表象为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