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政治化的政治、霸权的多重构成与六十年代的消逝

去政治化与阶级问题

在中国的语境中，国-党体制的重新确立与阶级概念的模糊化或消退直接相关。"去政治化的政治意识形态"是以"文革"结束后对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彻底否定密切相关的。如何解释在阶级近于消灭的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又如何解释在重新将社会分化为阶级的过程中阶级话语却近于消失？显然，重新研究阶级范畴在中国政治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其变化，对于理解当代"去政治化的政治"的形成具有关键作用。

阶级概念尤其是阶级斗争的命题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石之一，早在1843年发表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就已经阐述了他的阶级观和阶级政治的一般理论，[36]但他本人却没有来得及给予阶级概念或阶级的形成问题以系统的分析。《资本论》第三卷最后一章即五十二章标题为《阶级》，但手稿仅仅开展了一页多一点的篇幅就中断了。在这一页多一点的篇幅中，我们可以发现马克思研究阶级问题的一些思考线索：第一，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现代社会分化为三大阶级，即单纯劳动力的所有者（获取工资的雇佣工人）、资本的所有者（获取利润的资本家）和土地的所有者（获取地租的土地所有者）。[37]第二，即使在现代社会的经济结构已经达到最高度的、最典型的发展的英国，阶级结构也没有以这种最纯粹的形式表现出来，其间一些过渡的和中间的阶层使得上述清晰的阶级界限变得模糊起来。第三，虽然存在着这种阶级界限的不清晰状态，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促成上述阶级界限清晰化的趋势却是明显的，这些趋势可以概括为生产资料越来越同劳动分离，分散的生产资料越来越大量积聚，土地所有权同资本和劳动相分离而独立（转化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土地所有权形式）。[38]这是一种结构性的或理想类型式的阶级概念。即使对于马克思本人而言，这一概念也不能直接地用于对现实的阶级关系和社会斗争的描述。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等文章中，马克思对阶级关系做了一种可以称之为"政治事态分析"的描述，即从一种历史变动的视野展示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大土地所有者、金融寡头、农民、小资产阶级、中间阶级、流氓无产者、工业资本家、上层贵族等等阶级、团体、社会类别、阶层和其他角色在政治舞台上的复杂的图景。阶级关系的这种复杂状况产生于特定社会构成的主要生产关系的历史性，即它不仅包含着过去遗留下来的种种生产关系（即过去的生产关系中占主导地位的那些社会阶级的残余），而且也包含着未来生产方式的核心要素。这一事态分析关注的是"这些角色之间的斗争同政权之间的关系"，[39]从而我们可以将之概括为一种区别于结构性阶级概念的政治性阶级概念。但就马克思本人而言，两者之间是完全一致的。

通过对上述两种阶级概念进行综合分析，我归纳出马克思的阶级概念的如下几个要点：首先，无论阶级关系的图景多么复杂，阶级意识和阶级斗争总是受到基础性的阶级结构的约束，也一定会表现为对特定生产方式或阶级结构的自觉的改造；其次，阶级是一个关系概念，即某一阶级只有在与其他阶级的关系之中才能被定义，从而阶级关系包含了内在的、根本性的、以剥削与被剥削这一特定的关系为客观基础的对抗性。[40]第三，阶级间的对抗性是阶级形成的必要条件，即没有阶级对抗的形势，阶级自身就不能形成；也只有创造出阶级对抗的形势，才能产生出阶级的主体。正是后一点，使得阶级概念从一个客观的概念转化为一个主观的和政治性的概念、一个从运动的内在视野出发才能展示其内涵的概念，即阶级是一个形成阶级的过程、一个将阶级建构为政治主体的过程。[41]这一阶级概念建立在马克思的下述判断之上：只有在现存社会制度行将崩溃之时，亦即在革命的时代，客观的阶级地位和主观的阶级觉悟之间才能达成一致；因此，阶级和阶级关系并不能用一种实证主义的方法论加以呈现，促进阶级意识萌发的观念、价值和理论并不能直接地从客观的经济－社会结构中推导出来。

在"短促的二十世纪中国"，上述两种界定阶级概念的方式在革命进程中展开多重变奏，如果不能以一种综合的方法把握阶级问题，就会丧失对中国革命的理解。[42]首先，我们面临的是政党与阶级的关系问题。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即声明"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为无产阶级奋斗，和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党"，[43]但在直接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共产国际代表利金（1895-？，原姓赫尔扎诺夫斯基，1921-1922年任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驻中国代表）、马林（1883-1942,原名亨德立克斯·斯内夫立特，荷兰人，1902年参加荷兰社会民主党，1913-1918年在荷兰殖民地爪哇从事马克思主义宣传工作，1920年起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工作人员，1921-1923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驻中国代表）等人看来，初期的中国共产党由清一色的知识分子所组成，与中国工人群众完全隔绝，至多只能算是"共产主义小组"。[44]在早期中国共产党对自身阶级性质的自我界定与共产国际代表对中国共产党成员的阶级属性的界定之间存在着明显差异，但这一差异并不能够简单地相互解构或相互否定--政治组织的阶级属性与该组织及其成员的政治价值和社会理念有着密切的关系，它并不直接取决于组织成员的阶级出身。在政治的意义上，与其说无产阶级是共产党的存在前提，毋宁说"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并最终实现"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这一使命提供了共产党成立的直接动力。[45]没有这个使命，没有与这一使命相关联的政治意志和政治行动，就没有这一政党的存在。

因此，区分结构性的和政治性的阶级概念，从新型政治主体的角度阐释现代中国的阶级政治，不仅对于理解中国革命政党的各种政策及其推动的斗争是必要的，而且对于分析推动这些运动的政党自身的性质也是必要的。许多现代政治理论家试图解释阶级政治在不同社会的表现形式，他们预设了如下"原理"：

以详尽的、高度制度化的地位结构与通常可以在工业社会里发现的阶级紧张这两者相结合为特征的一个工业社会，要比一个地位等级不明确，也没有得到正式承认的社会更有可能出现阶级觉悟的政治。[46]

例如，在保持着前工业社会的僵硬的地位体系的社会（如德国）更易于产生阶级意识和马克思主义政党，而在缺乏封建等级传统的美国却难以产生强大的阶级政治和具有阶级觉悟的政治组织。然而，阶级政治与阶级结构的关系错综复杂，那种简单地将阶级政治还原为阶级结构的做法，无法解释中国革命的真正动力：中国农村的大部分地区并不存在严格的封建等级制，一些进行过激烈的阶级斗争的村庄甚至不存在地主，但为什么恰恰是在中国的广大乡村出现空前激烈的阶级斗争？为什么恰恰在中国产生了具有高度阶级觉悟的、能够推动这一阶级斗争的政党？

革命政党本身不能从其初期成员的阶级构成中推导出来，但这并不等同于革命政治与特定社会条件、一定社会的阶级结构毫无关系。1926年，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的开篇首先提出了"辨别敌友"这一政治性议题：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我们要分辨真正的敌友，不可不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作一个大概的分析。[47]

毛泽东的分析包含了两个方法论的特点：第一，他高度重视结构性的阶级关系，但始终没有忘记这种结构性的分析是从一种运动的视野、引导运动的革命党的视野展开的，从而其分析的重心集中在不同社会阶层在革命运动中的立场和态度。所谓"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就是要求革命政党必须承担帮助群众辨别敌友、形成阶级政治的责任。这一对于敌友的政治性区分正是阶级自觉或阶级意识得以形成的标志。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的阶级分析虽然以阶级结构为客观条件，但论述的重心却在革命政治的形成本身--上述引语中重复最多的概念是"我们"、"革命"及"革命党"，阶级分析和敌我分析是围绕着这三个概念而展开的。第二，毛泽东的分析方法中还包含了一种综合的视野，即将中国社会各阶级与革命的关系放置在帝国主义时代的世界性关系--亦即"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这一独特社会性质--之中加以考察的视野。这一分析方法与马克思的结构式的分析方式是一致的，但区别在于：马克思是通过对英国的理想化分析建立有关阶级的结构分析的，而毛泽东则是在一种全球性的、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关系中阐述中国革命与阶级政治的动力和方向。离开这一世界性的视野，中国革命者很难将农民置于无产阶级革命的主体地位之上；离开这一独特的对于中国社会性质的概括，毛泽东也不可能清晰地界定国际资产阶级（帝国主义）、民族资产阶级（城乡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小资产阶级（自耕农、手工业者主和小知识阶层）、半无产阶级（半自耕农、贫农、小手工业者、店员、小贩）、产业无产阶级、游民无产者（失地农民和失业工人）等等范畴。正是以这样一种历史判断为前提，在《怎样分析农村阶级》（1933）、《我们的经济政策》（1934）、《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39）等文章中，毛泽东将马克思式的结构式的阶级分析方法（以租佃与雇佣为主线）运用到中国农村社会之中，并为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改革提供理论根据。

其次，我们需要分析中国革命与农民阶级及农村阶级斗争的关系问题，亦即革命主体的锻造的问题。抗日战争胜利后，在国共内战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推动了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黄宗智在《中国革命中的农村阶级斗争》一文中，用客观性现实与表达性现实及其脱节描述中国革命中的阶级分析。从客观性现实的角度看，土改涉及了全国耕地面积的43%，把地主和富农几乎所有的土地（其中地主掌握了所有土地的三分之一，富农掌握了另外 的15-20%）都分配给了贫农和雇农；通过土改，国家能够以税收和低价收购的办法，获取原来属于地主、又被地主消费掉的那部分农业剩余，除了分给贫雇农一小部分之外，全部被国家投入城市工业化进程。在这个意义上，土改是一次重大的社会-经济革命。但是，从表达性现实的角度看，上述宏观的阶级关系与单个村庄的现实之间存在着重要的差异，例如华北地主主要是居住在城市之中的不在村地主，很多村庄根本没有地主。[48]根据一些研究者提供的调查数据和口头访谈，在韩丁《翻身》、周立波《暴风骤雨》、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作品所描写的村庄里，甚至常常不存在按照土地法大纲所定义的地主，租佃和雇佣通常并不发生在地主与佃农、富农与贫农之间，而常常发生于中农和贫农之间。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现象与中国共产党推动土地改革的指导思想并不完全一致。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强调"在广大群众要求下，我党应坚决拥护群众在反奸、清算、减租、减息、退租、退息等斗争中，从地主手中获得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并规定了相应的土地改革办法，如反对侵犯中农土地、一般不变动富农土地，对富农与地主有所区别等等。[49]毛泽东、刘少奇、邓子恢等领导人在指导土地改革的工作中，始终强调必须纠正侵犯中农利益、过份打击富农和中小地主的做法。[50]然而，土地改革必须将村庄内的社会关系界定为以地主阶级和雇佣农民为中心的绝对对立，而农民要求获得土地的运动很难被完全限制在土改政策规定的框架内，在革命战争和军事动员的背景之下，许多并非地主的富裕农民因此被当作阶级敌人而遭杀害。因此，黄宗智认为：在1946-1952年的土改和1966-1976年的"文革"中，农村阶级斗争的"表达性建构"越来越脱离客观实践，两者的不一致强烈影响了共产党的选择和行动。"'文革'是人类历史上表达性现实与客观性现实之间相互脱节的一个极端例子。"[51]阶级的客观性现实与表达性现实的二重区分既解释了中国革命中农村阶级斗争的合理性，又说明了这一斗争越出客观现实的给定边界所产生的巨大伤害和悲剧。这一解释事实上与中国共产党在反省这一历史时所说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命题和"实事求是"的方针是基本一致的。

上述分析的说服力是明显的，但这一结构性的叙述没有触及的是阶级斗争与革命政治之间的内在关系。悲剧是革命政治的必然结果，还是背离革命政治的内在原则及其政策取向的历史产物？在"短促的二十世纪"，中国革命政党的第一个任务便是通过农民运动和土地改革为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创造出阶级主体，土地改革既是革命的目的，也是革命的手段；《翻身》、《暴风骤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作品对于阶级关系的描写是否准确是一回事，但它们所以能够征服那个时代的读者，是因为这些作品叙述了无数农民通过土改而产生的摆脱被奴役地位的主体意识和尊严感。农民阶级及其革命性与其说源自一种结构性的阶级关系，毋宁说源自一种导致这一结构性关系变动的广阔的历史形势，一种能够将农民转化为阶级的政治力量、政治意识和政治过程。与那种将"敌我矛盾"或"人民内部矛盾"僵化为一成不变的关系的做法相反，革命政治鼓励通过斗争获得主体性的转化-在这一时代的阶级分析与统一战线策略中始终包含着一种能够促进这一主体性转化的历史辩证法。这并不是说政治性的阶级概念可以脱离以生产方式为框架的结构性的阶级概念，而是说，以将农民创造成为革命主体（和军事主体）为目标的土地改革和政治动员本身正是改造农业社会的生产方式并创造工业化的条件的一个有机的部分（它不可避免地涉及由生产方式所界定的阶级关系的变更和革命性改造）。

如果革命主体的创造是一个阶级转化（从农民阶级向无产阶级转化）的政治过程，那么，阶级的对抗性就可能通过主体的转化加以解决。政治的对抗性并不等同于阶级的对抗性，后者具有不可调和的性质，而前者却预设了对抗性关系自身的转化-既存在着敌人转化为朋友甚至同志的可能，也存在着朋友和同志转化为敌人的可能。"敌-我"关系是特定社会条件和历史形势的产物，一旦社会条件和历史形势发生变化，"敌我"关系就会发生转化。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1956年4月25日）中曾经探讨过"反革命可不可以转变？"这一问题，他特别指出："在我国的条件下，他们中间的大多数将来会有不同程度的转变。由于我们采取了正确的政策，现在就有不少反革命被改造成不反革命了，有些人还做了一些有益的事。"[52]如果地主仅仅是地主，他或她"还不能成为乡村社会的社会性乃至政治性的统治者；即使地主有时可以凭借经济上的富有与暴力手段在事实上成为当地的霸主，但是，为了确保统治的正当性，也必须以官僚或士人（举人、生员）等身份在集权性的国家机构中取得自己的地位。"[53]由于科举制度的正规化，中国社会对于身份变动的有效的法律障碍基本解体，阶层和职业具有很大的流动性，因此有学者将这一以士人独占知识的状态与阶级内容的变通性为特征的阶级制度称之为"道德性的阶级制度"。[54]即使在1905年废除科举制度以后，乡村社会关系中文化和政治统治权的问题仍然是存在的。就这一阶级制度与国家机器的内在关联来看，所谓"道德性的阶级制度"也就是"政治性的阶级制度"。因此，对于地主阶级统治地位的取消主要集中在取消这一阶级统治的政治基础，并创造出一种与这种阶级关系的再生产机制完全不同的再生产机制。在社会主义政权居于支配地位的条件下，"敌我之间的对抗性矛盾"需要通过社会改造的方式加以解决，而并不必然需要通过对"敌人"的肉体消灭加以解决。我们可以从二十世纪中国历史中找到大量的例证为此提供根据。例如，在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历史时期，革命政党及时地提出了统一战线的主张，将包括地主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革命对象全部纳入统一战线的范畴之内；又如，在社会主义时期，毛泽东提出了严格区分两类不同矛盾即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55]中国共产党主要以思想改造、社会实践而不是肉体消灭的方式改造战犯，甚至作为中国"封建主义"最高象征和帝国主义附庸的溥仪皇帝也能够"转化为"人民的普通一员。[56]这一敌我关系转化的前提是：阶级主体性是可以转化的；这一主体性转化必须依托于社会关系的改造。在这个意义上，土地改革过程中的"阶级斗争扩大化"不仅产生于阶级的客观性现实与表达性现实之间的脱节，而且也是对革命的"主体性转化"的原则的背离。[57]

事实上，"敌-我"的对立经常表现为一种内在的-思想的、价值的、文化的和政治的--对立，而并不只是表现为阶级成员之间的暴力对抗。1944年，在抗日战争即将胜利之际，毛泽东论述了"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这一命题，他说：

解放区的文化已经有了它的进步的方面，但是还有它的落后的方面。······在一百五十万人口的陕甘宁边区内，还有一百多万文盲，两千个巫神，迷信思想还影响广大的群众。这些都是群众脑子里的敌人。我们反对群众脑子里的敌人，常常比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还要困难些。我们必须告诉群众，自己起来同自己的文盲、迷信和不卫生的习惯作斗争。为了进行这个斗争，不能不有广泛的统一战线。[58]

在这个意义，"敌-我"的政治性关系不但与统一战线的思想相互补充，而且也包含了"自我斗争"和"自我改造"的内涵。上述论断显示了中国革命的内在矛盾，即农民阶级是革命的主体，但内在于农民阶级思想的"敌人"又是革命的对象。在毛泽东于七十年代发表的看法中，我们也仍然可以看到对于农民的二重性的理解。这一切表明：以区分敌我为中心的政治性的阶级概念并不必然地预设肉体消灭或强力控制的暴力形式，恰恰相反，斗争与转化是这一政治概念的两个相互关联的环节。中国革命的重要内容之一，即自己对于自己的革命。从这个角度看，"文化革命"的命题和任务是内在于中国革命的逻辑的。中国革命中的过度暴力与其说产生于阶级的表达性现实与客观性现实之间的脱节，毋宁说产生于阶级概念自身的"去政治化"-即将政治性的阶级概念置于客观性的框架下，通过自上而下的强制方式展开"阶级斗争"。

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尽管毛泽东洞见了资产阶级可能产生于革命政党内部的长远趋势，但那一时期的政治斗争很难用阶级斗争的范畴予以解释-1976年之后，人们得出的一个正确结论是：这一时期发生的政治斗争并不能具体化为不同阶级之间的、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1965年１月，在发动"文革"的前一年，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批转陈正人致薄一波"干部深入工厂蹲点"的信时做了一个批示，针对干部特殊化及干群关系的变化，提出"官僚主义者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怎么会认识足呢？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教运动不能依靠他们。我们能依靠的，只是那些同工人没有仇恨，而又有革命精神的干部。"尽管言辞极为尖锐，但这一将官僚主义干部与群众的对立描述为阶级对立、将两者的斗争界定为阶级斗争的看法，并没有完全背离他一向赞成的那种政治性的阶级概念；就在同一批示中，毛泽东说："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59]毛泽东对矛盾的性质的界定与他在五十年代有关"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显然有所不同了，[60]但这一独特的对于阶级斗争的描述和界定却包含着一种独特的政治观和阶级观--提倡通过干部深入实际来解决"阶级蜕变"问题与倡导以"团结-批评-团结"的"民主的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是存在着内在的一致性的。

然而，为什么不仅在军事斗争的条件下，而且在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之后，"阶级斗争"的暴力性也仍然没有终止？为什么也恰恰在这一历史条件下革命政党曾经追求的政治民主和言论自由（作为现代社会的不可或缺的政治价值和政治权利）反而遭到极大的扼制？在回答这些问题时，仅仅从个别领导人、甚至政党的政策失误的角度着眼是不够的，我们需要做出理论性的解释。在社会主义时期，一方面，阶级概念的财产权含义已经消失，共产党的阶级代表性问题日益模糊；另一方面，中国革命并没有像马克思预见的那样产生出一个与历史上一切国家形式不同的国家，即向着国家消亡过渡的国家，却以一种独特的方式重复了作为合法地垄断暴力的机器这一国家形态。在官僚制国家继续巩固的时代，革命政党诉诸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念对自身进行持续的革新和改造，试图通过激发党内和全社会的政治辩论和政治斗争，避免革命政党在执政条件下的蜕化。在这里，政治性的阶级斗争所关注的与其说是社会阶层的结构状况，毋宁是不同社会力量和政治力量的态度和立场-态度和立场是一个能够通过理论探索、社会实践和政治斗争而发生转变的领域，即一个能动的政治领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其概念而言，是社会主义国家和无产阶级政党的自我革命，它诉诸的是一种政治性的阶级和阶级斗争概念，否则这场"革命"就不会用"文化"来加以界定。

这一政治性的阶级概念一旦被僵化为结构性的、稳定不变的本质主义概念，就会转化为不同人群之间的对抗性斗争，从而彻底地扼杀这一概念中的政治能动性，扼杀体现这一政治能动性的理论探索和自由辩论。由上至下地、机械地划分阶级成分为国家政治和群众斗争中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提供了前提。因此，我们不仅需要从阶级的表达性现实与客观性现实的脱节和矛盾的角度，即不仅从阶级表述脱离客观实际的角度，总结"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悲剧，而且也要从阶级身份论对于政治能动性的压制的角度解释这一悲剧。唯身份论、唯出身论或血统论是对二十世纪中国革命所包含的那种主观的、能动的政治观的否定和背叛--二十世纪革命政治的中心任务不正是要摧毁和解构那个由暴力机器和财产关系所塑造的稳定化的等级关系吗？在这个意义上，从一种政治能动性的角度解释遇罗克对血统论的批判就变得极为必要。他的斗争和牺牲表明的是："去政治化"并不是一种外在于二十世纪政治或革命政治的动力或趋势，它包含在支配了这一进程的阶级和阶级斗争概念内部；"文革"的悲剧性不是"政治化"（其表征是政治辩论、理论探索、社会自治、党－国体制内外的政治斗争，以及政治组织和言论领域的空前活跃等等）的产物，而是"去政治化"（消解社会自治可能性的两极化的派性斗争、将政治辩论转化为权力斗争的政治模式、将政治性的阶级概念转化为唯身份论的本质主义阶级观等等）的结果。反对身份论的斗争是建立在有关人的自由、阶级解放和未来社会的清晰的价值判断之上的。因此，不是对这个进程进行"去政治化"的解释，而是进行"重新政治化"的理解，并以这一理解为基础创造取消和遏制新的身份论（亦即阶级关系的再生产）的制度条件，才是克服这一时代悲剧的真正方式。

如今，我们置身于一个取消了阶级话语的阶级社会。在我看来，问题并不在于简单地恢复过去的阶级和阶级斗争概念（我们仍然反思二十世纪阶级政治中产生的悲剧），而在于建立怎样的政治视野面对现代社会的平等问题和阶级分化。或者说，问题在于如何将阶级概念从结构性的范畴内部解放出来将其转化为一种抵制阶级分化为取向的新的政治概念。在"短促的二十世纪"，现代平等主义原则是通过革命的阶级话语深入整个社会的：任何人不应臣属于任何人，任何人不应主宰或剥削任何人，任何人不能成为奴隶；为此，必须消灭主仆关系和剥削关系，必须形成一种摆脱这一对抗性关系的经济，必须建立一种不再复制社会不平等的教育体系，必须创造一种超越以往一切国家形式的国家。当社会重新分化为阶级而阶级话语本身又趋于消失之时，现代平等政治势必面临严峻的挑战。如果说现代社会必须以平等作为自身社会体制的合法性条件，那么，平等主义政治的瓦解与现代社会的合法性危机就是同步到来的。在合法性危机的条件下，完全依托于国家的暴力机器（军队、警察、法律体系等等）或经济发展和消费主义，社会稳定将是脆弱的。如果阶级概念以否定性的方式（即消灭阶级差别）界定了平等政治，那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现代平等政治将以何种形态获得自身的活力？现实的发展提出的要求是：从"去政治化的国家"向"具有丰富的政治生活的国家和社会"的转变，从阶级再度分化或形成的社会向非阶级化的社会的过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