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政治化的政治、霸权的多重构成与六十年代的消逝

去政治化与理论辩论的终结

谈论政党政治的危机并不意味着政党作为一种组织形态已经消失，而是说构成现代政党（及党-国政治）的前提正在发生变异。在这里，我们尤其需要从"政治的视野"重新理解"文革"之后逐渐消失的"路线斗争"这一概念。尽管这一概念多半用于胜利者对于党内斗争的概括，但也显示了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史中的重要现象，即每一次重大的政治斗争总是与严肃的理论思考和政策辩论纠缠在一起。从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党内不同力量对于革命失败的理论总结和政治斗争，到三十年代初期左翼与右翼之间以及左翼内部有关中国社会性质与中国革命性质的历史研究和理论辩论，从中央苏区和延安时代中国共产党内有关政治、军事和国内国际政治的不同分析，到"文革"时代中国共产党内部有关中国社会矛盾的性质的持续辩论-在中国革命的每一个历史阶段，我们都可以看到不同政治集团之间和个别政治集团内部的理论分歧，以及围绕这些理论分歧而展开的政治斗争。由于缺乏保障这些理论和政策辩论持续和健康发展的制度条件，辩论和分歧往往以权力斗争的强制方式获得"解决"。"文革"之后，许多政治斗争的受害者出于对"路线斗争"的深恶痛绝而彻底否定了"路线斗争"这一概念。他们在重新获得权力后，拒绝对党内"路线斗争"向"无情打击"的权力运作转化的机制或条件进行分析，而是试图通过压制或回避这种斗争获得党内意志的统一，从而彻底地压抑了党内的政治生活--由此也就丧失了探讨政党与民主之关系的内在契机，并为政党的国家化--亦即政党的去政治化--奠定了基础。

持续的理论辩论与政治实践之间的密切关联是二十世纪中国的革命和变革的一个极为突出的特点。正是这种政党体制内部的理论辩论和政治斗争使得政党政治保持内在的活力，它使得政党不致在相对稳定的权力构架下变成"去政治化的"政治组织，也使得政党能够在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检验之下通过路线斗争纠正自身的错误。这是一种政党的纠错和创新机制。[26]中国的六十年代有着它自身的理论特点：围绕着如何理解历史及其动力，如何理解商品、商品经济、劳动和生产方式，如何理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尤其是围绕"唯生产力论"的争论），如何理解阶级和阶级斗争以及资产阶级法权，如何理解中国社会的性质及世界革命的形势，不同的政治观点和政治力量进行了激烈的交锋。如果把这一时代的理论辩论与先前一切时代的理论辩论加以比较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肯定的是：从未有过任何一个时代的理论讨论像这个时代一样，超出精英、宗教、政党或国家的范围，成为全民性的事件。我们不能不追问：这个时代的政治文化与理论性之间的关联是如何产生的？

在我看来，"短促的二十世纪"所包含的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巨大分歧很可能正是动因之一。由于二十世纪中国代表了整个世界变动的激进性质，又由于这种变革的激进性与一个古老的、以农业为主的、现代阶级关系没有充分发展的现实之间有着惊人的分歧，从而革命和变革的激进性首先表现为理论斗争-这是一个改造或转变人们的主体性（所谓"触及灵魂的革命"）的过程，其中渗透着将理论斗争转化为实践的强烈欲望。如同马克思在谈论德国革命的矛盾时所说，"革命需要被动因素，需要物质基础。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但是德国思想界的要求和德国现实对这些要求的答案之间的惊人的分歧，是否会同市民社会和国家之间以及和市民社会本身之间的同样的分歧一致呢？理论要求是否能够直接成为实践要求呢？光是思想竭力体现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27]七十年代中期以前有关阶级、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革命理论如此，七十年代中期展开的有关商品生产和资产阶级法权的理论斗争也是如此。用马克思的语言说，"它在理论上已经超越的阶梯，它在实践上还没有达到。"[28]在这场理论斗争中，针对苏联和中国思想内部有关商品生产能否产生资本主义、按劳分配会不会产生资产阶级法权的理论思考，毛泽东及其追随者发起了一场真正的理论进攻。把这场理论进攻及其引发的思考和讨论视为中国改革的理论序幕也许并不为过，因为它以理论辩论的方式奠定了七十年代末期开始的中国改革的基本问题和基本方向。

如果我们把当代中国的"去政治化过程"放置在上述过程中观察，这一过程显然包含了两个特点：一是意识形态领域的"去理论化"，即以"不争论"为契机将二十世纪逐渐形成的理论与实践的明确的互动关系转化为"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实践；二是政党内部的路线斗争的终结，即以经济改革为中心将全党的工作转移到"建设"（而不是"革命与建设"）上来。这两个政治抉择在七十年代末期深得民心，显然是对"文革"后期混乱的政治局面和权力斗争的回应。"摸着石头过河"的比喻与这一时期引起高度关注的"实事求是"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理论讨论有关，它本身就是对七十年代中期由毛泽东及其追随者发起的理论进攻的理论回应。然而，当这一策略性选择最终演变为一种"去政治化的"政治路线之时，不但理论辩论在政治文化中逐渐消退，而且六十年代一度出现的政治与国家、政治与政党之间的分离和紧张也就彻底消失了。通过将政治与国家（党-国体制）相互统一，那种在"政治不等于国家"的条件下形成的政治辩论和理论探索消失于无形。用"摸着石头过河"描述改革由于没有现成的经验而必须从实践中总结是正确的，但以此否定改革存在着自己的理论纲领却并不符合实际，事实是：1975年前后的理论斗争及其后对于这一理论斗争的清算共同奠定了改革时代的理论纲领。关于这一点，我在这里只能简略地提出两点论证：

首先，七十年代前期至中期，在毛泽东的安排之下，邓小平复出工作，从而提供了党内两种政治路线展开理论辩论的契机。例如，1975年7月，在邓小平的支持下，国务院成立了以一批党内理论家为核心的政治研究室集中讨论三个世界的划分、苏联社会性质、战争与和平问题、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无产阶级专政、资产阶级法权等等问题。而在他们的对立面，张春桥等人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以"两报一刊"及《摘译》等刊物为理论阵地，对这些问题做了理论方向截然不同的研究，两者之间的理论争论伴随着政治分歧而日益尖锐化。在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内在中国社会性质、商品、劳动、生产力、价值规律、按劳分配、资产阶级法权等问题上展开的激烈的理论辩论和政治斗争触及了中国后来的改革面临的基本理论问题；没有这样的理论辩论和政治局势改变后对这场辩论的思想总结和政治清算，很难设想后来的改革会按照这一解放生产力--发展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产权改革的路径发展。[29]显然，1975年的理论辩论已经孕育了后来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概念，提供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许多重要的前提。若没有对这场辩论的理论反思和政治清算，邓小平在再次复出后就不大可能迅速调整改革方向，而更可能沿着他第一次复出后的方针-即通过整顿重建计划经济的方针-推进现代化计划。事实上，1975年的辩论也是中苏论战的理论深化，这一时期理论批判（尤其是关于资产阶级法权、商品生产和按劳分配的理论探讨）的对象不但包括苏联出现的有关商品、货币、资本及宗教问题的理论探索，[30]而且也包括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有关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理论。[31]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改革时期的邓小平对于他本人参与主持的中苏论战及其理论路线深感厌恶。[32]

其次，七十年代末期以降，中国共产党内部和中国社会发生了一系列有关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商品经济、价格改革、所有制（产权）问题等等的理论探讨，从不同角度对中国改革的方向展开争论。这就是所谓"思想解放运动"。但无论是从论题来看，还是从讨论的参与者来看，这两场辩论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尽管由于政治局势的变化，论述的政治方向正在发生变化。[33]在1983年遭到压制的有关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问题的争论中，真正的分歧产生于有关异化概念的理论解释。异化概念源自黑格尔的理论，马克思将这一概念改造成为解释被剥削者的社会状况的理论。在这个理论中，马克思认为只有通过结束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终结为他人的劳动，进而消灭阶级才能最终消灭人的异化。这场讨论在政治上将"文革"纳入了社会主义异化的范畴加以反思，但在理论上却与1975年前后反复讨论的按劳分配和资产阶级法权等问题一脉相承、与"六十年代"的思想路线-即对社会主义本身的变异和退化的警觉-同根同源。正由于此，尽管周扬在政治上被视为"改革开放派"或"思想解放运动"的文化旗手，但却由于倡导异化理论而遭到改革主流派的整肃。[34]从这个角度看，改革开放本身包含了两种不同的理论立场和思想路线的内在对立，其关键在于如何理解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自我改革运动。但是，在"去政治化的政治趋势"和"改革与反改革"的框架之中，这种对立在短暂的理论交锋之后没有获得真正的展开，我们只能在"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等一边倒的政治运动中察知端倪而已。在改革的领导者看来，"精神污染"和"资产阶级自由化"与其说是源自西方，毋宁说与"文革"有着更深的渊源。就理论的深度和辩论的广度而言，这类讨论已经不能与1975年和1977年的理论相提并论。[35]在我看来，七十年代中期至八十年代初期的这场大讨论是二十世纪社会主义运动史上的最后一场具有高度理论性的政治辩论。

如今，我们面临的是一个"去理论化"的思想形势。作为对于这一形势的回应，中国的知识界在九十年代展开了激烈的思想辩论，这些辩论构筑的是一个新的模式：第一，辩论并非起源于政党体制内部，而是在知识分子之间；第二，知识分子的思想辩论直接地触及国家变革的方向，从而也在国家变革取向和政策方面产生了影响。这是一种发生于体制内外的、并未被稳定化的互动。从政治与国家的关系的层面看，这一争论的模式恰好也是和六十年代开创的那种将政治从国家的框架下解放出来的尝试一脉相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