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去政治化的政治与党－国体制的危机
去政治化与政党政治的转变 关于六十年代的民族解放运动，已经有无数的学者进行了探讨。我在这里主要从"去政治化"这一命题出发，讨论中国的党-国体制及其转化问题。意大利社会学家亚历山地罗·鲁索（Alessandro Russo）对中国的"文革"进行了长期的研究，在一篇尚未正式发表的论文（"How to Translate Cultural Revolution?"）中，他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时期，这个政治化时期的终结并不像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源自七十年代中后期，[4]而是产生于"文革"开始后逐渐发生的派性斗争、尤其是伴随派性斗争的暴力冲突，亦即产生于六十年代自身的"去政治化"：派性斗争和暴力冲突使得"文革"初期的公开的政治辩论、多样性的政治组织以及以此为基础产生的政治文化濒于危机，并提供了党-国体制重新介入并获得巩固的契机。在这个意义上，"文革"的终结产生于一个"去政治化"过程。[5]在鲁索看来，"去政治化"并不仅仅是"后文革"时代的中国现象，而且也是当代西方政治的特点。 统治权从传统的君主转化为现代的政党是政治现代性的根本特征。一党专政与多党政治均以现代党-国体制为基本框架，在这个意义上，上述两种国家模式均可称之为党-国，概莫能外。"如果在现代写一部新的《君主论》，其主人公不会是一位英雄，而只能是一个政党。具体点说，是在各个不同时期，在各个不同民族的不同的内部关系中，致力于建立一个新型国家的那样一个党（为了这个目的而建立政党，这是历史的要求，理智的要求）。"[6]二十世纪中国政治与政党政治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漫长的历史时期里，政党政治并未全盘被纳入既定的国家政治的轨道，但建立不同类型的党-国体制始终是这一时代政治发展的基本问题，这是因为作为一种政治行动的政党政治总是按照自身的价值和理想投身于创造新型国家的政治实践。随着政党在执政过程中逐渐地变成了国家体制的主体，政党与它们各自的社会基础的关系不再是清晰透明的，政党的政治理念与其政治实践的关系也日益缺乏内在连贯性。简言之，政党体制包含了双重转化，即，一、政党自身处于一个"去价值化"的过程之中，政党组织的膨胀和政党成员在人口中所占比例的扩大并不能代表政党的政治价值的普遍化；二、政党日益向常规性的国家权力渗透和转化，进而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去政治化的"和功能化的国家权力机器。我将这一双重演变概括为从"党-国体制"向"国-党体制"的转化：前者包含着一种政治性的态势，而后者则专注于权力的巩固。这一"政党的国家化过程"将二十世纪产生的"党治"体制转化为一种以国家为中心的统治体制-尽管它不可避免地也是国家的政党化过程，但这一"政党化"过程与早期的政党扩张具有完全不同的含义，原因是早期的政党扩张是一个政治过程，一个通过有组织的政治行动而不断自我建构的过程，而在当代的政党国家化过程中，政党已经被视为一个亦已完成和定型的、与国家一样扮演着中立的、协调不同利益的功能的体制。在这个意义上，政党的定型和完成亦即政党的终结，或者说，政党的提前终结。[7] 六十年代的终结意味着经受了巨大危机的两种社会体制的重新巩固，但这一巩固过程是通过"去政治化"的方式进行的，从而势必动摇两种社会体制的政治基础：在政党政治衰败或转化的语境中，国家成为"没有政治的国家"或者"去政治化的国家"。为了说明这一新的政治局势，我们需要对两种政治体制的转化做简要的说明。经典的代议制民主被设想为以共同善或共同利益为目标的、通过集体参与以形成公共决定的方式。议会民主不仅具有倾听、观察和阅读社会成员的信息的能力，而且还具备以理性的和合乎逻辑的方式回应、质疑和检验这些信息的能力。在代议制民主条件下，社会自我决定的基本条件是信息的透明和人民与其代表之间的沟通。但是，这一以共同利益或共同善为核心的民主概念在现代时期受到严峻挑战，许多民主理论家认为根本不存在这种共同利益或共同善，也不存在一种具有普遍代表性的代议制，他们提出的是一种建立在政党政治基础上的民主概念（如凯尔森、熊彼德、当斯、达尔等）。[8]多党议会民主制也被看作是一种形式民主，它以理性对话和公共领域作为政治概念的核心。在这一民主的形式框架下，各种利益之间的博弈能够达成最终的均衡；由于形式平等的公民概念取消了主仆式的社会等级关系，从而它能够以一种理性的、平等的交往或沟通范畴取代那种以"敌-友"关系为中心的斗争性的政治概念。 然而，伴随六十年代的终结而出现的，是民主理念本身朝向一种新自由主义方向的变化，其要点是：民主是一种建立在市场经济地基之上的议会制；由于政府被视为一种强制性权力，从而议会民主也被看成限制政府行动的机制；个人对自身利益的追求受到宪法的保护，传统政治中的主仆关系通过宪政民主和市场经济而彻底消失了。在高度私有化和生产跨国化的条件下，议会民主制面临双重困境，即一方面是社会共同利益难以界定，另一方面是议会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愈趋紧密。就前者而言，公司或利益团体对于公共政策的影响远远大于公民个人；议员的投票取向主要取决于资助者或资助者所隶属的阶级的需要和福利，而不是所谓人民或共同利益-除非在某项动议不涉及选情的情况下，政党才会允许议员按照自己的良心投票。就后者而言，议会成为一种市场化的、经常是黑箱操作的利益博弈机制，人民与他们的代表之间严重脱节，从而产生了民主政治的"沟通危机"和公共领域的"重新封建化"。多党制的前提是政党有明确的代表性及其政治价值，它通过在国家框架下的特定的制度安排，以社会共同利益为前提，形成党派间的相互竞争，没有这一竞争性的政党政治为基础，议会民主就会丧失其活力。当代议会民主的主要问题是：构成民主之前提的共同善或公共利益被摒除于政治决定之外，两党或多党之间的政治差异被缩小到近于无，后者可以被概括为多党政治的政治趋同现象。以英美议会民主为例，各政党只有在涉及国际政治议题时才会诉诸于所谓"共同利益"，它们竞相煽动选民对他人的恐惧、仇恨和控制的欲望，以获取选民的支持。在这个意义上，当代多党议会民主（这里所指的并不是一般的议会制和政治代议制，而是指它的现存形式）的主要危机是悖论式的，即一方面是深刻的政治冷漠症，另一方面是狂热的军事动员机制。这一悖论乃是民主共和国向寡头制和帝国蜕变的基本条件。[9] 产生于中国革命的国家-政党体制与多党议会民主制有着截然不同的理论预设和政治实践。从理论上看，社会主义党-国体制脱胎于"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革命行动，从而它以明确的"敌-友"关系为前提，认为国家即阶级统治的暴力机关。[10]"世界上只有具体的自由，具体的民主，没有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有了资产阶级的民主，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民主。"[11]正如代议制民主是在推翻专制主义统治过程中形成的"资产阶级专政"一样，无产阶级民主是推翻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和封建统治的阶级对抗过程的产物。因此，无产阶级民主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或人民民主专政。[12]正是由于坚持国家作为阶级统治的工具这一预设，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体制仍然是一党独裁体制："共产党领导的政府是'极权政府'的话，也有一半是说得对的。这个政府是对于内外反动派实行专政或独裁的政府，不给任何内外反动派有任何反革命的自由活动的权利。"但"对于人民内部来说，不是专政或独裁的，而是民主的。这个政府是人民自己的政府。"[13]民主理念中的社会自治在无产阶级革命中集中地和唯一地用于作为阶级统治的人民自治，在理论上，它不仅是阶级统治，而且也是致力于消灭阶级本身的阶级统治。 由于人们将"文革"时期发生的群众暴力、政治迫害和以极端的血统论相标榜的"阶级斗争"归结为"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的必然结果，执政的和在野的社会主义者对"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概念如果不是心怀内疚，也一定会保持沉默。但在这里，我认为仍有必要区分两种并不相同的"无产阶级专政"概念。第一种概念产生于马克思对巴黎公社的观察："公社就是帝国的直接对立物。巴黎无产阶级用以欢迎二月革命的'社会共和国'口号，不过是表示了希望建立一种不仅应该消灭阶级统治的君主制形式，而且应该消灭阶级统治本身的共和国的模糊意向。公社正是这种共和国的一定的形式。"[14]"你们想知道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样子吗？请看巴黎公社吧。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15]巴黎公社所采取的原则只是一些很简单的措施：用普选制选出的代表去代替先前的官吏；只发给他们普通工人的工资；可以随时撤换他们；废除常备军等等。在马克思看来，这些措施意味着对于国家机器的根本改造，它不但"实现了所有资产阶级革命都提出的廉价政府的口号"，而且也"给共和国奠定了真正民主制度的基础。"[16]巴黎公社一方面"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生产者阶级同占有者阶级斗争的结果，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另一方面又越出自身的历史范畴，成为一种与一切"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不同的政治形式、一种真正的社会自治。 在这层意义上，"无产阶级专政是一种参与性民主，它不仅是在政治选举的层面上，而且也是在生产关系的实际基础上产生的。它既是立法机构也是行政机构。它具有一种不但可以选举，也可以罢免立法官员和行政官员的制度。"[17]当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国会里获得了权力的时候，恩格斯放弃了实现这一"无产阶级专政"的念头；此后欧洲议会条件下社会主义的政党斗争接受了公社坚决加以拒绝的资产阶级国家及其一切制度框架-伯恩斯坦在1900年出版的《进化的社会主义》中论述了资产阶级国家的变化，即包含着阶级妥协的社会共和国或初级的福利国家的出现；这一"修正主义的"国家理论的前提是阶级关系的变化，即资本家与工人可以分享企业利润，而不必诉诸对抗性的阶级斗争。重新复活了"无产阶级专政"概念的是列宁和他的中国追随者。早在1905年，列宁在与"新火星派"的斗争中就已经将他们的"革命公社"理念与"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相区别，他将前者斥之为"革命的空话"，而将后者与"临时革命政府"这一"不可避免地要执行（哪怕只是临时地、'局部地、暂时地'执行）一切国家事务"的、绝不能误称为"公社"的政治形式联系在一起。[18]列宁的这些看法与马克思本人反复强调的公社与一切国家事务之间的尖锐对立并不一致。在十月革命后的俄国，人民民主专政或无产阶级专政经历了两个重要转变：第一个转变是从允许多党合作，实行联合执政，转变为以不同的方式确立"共产党是国内惟一合法的政党"--即一党专政--的政治格局；第二个转变是从以革命政党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政治形式，转变为以官僚化的党-国体制为框架、行使一切国家事务的权力体制，即无产阶级专政从一种与一切"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不同的政治形式、一种真正的社会自治和参与性民主转化为合法垄断暴力的、权力高度集中的国家结构。中国的"人民民主专政"没有将共产党规定为唯一合法的政党，但仍然采取了一党专政与高度集权的国家构造。 通过这一转化，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地位与国家立法行政体制之间的必要的区分和张力逐渐地趋于消失。正如韦伯所说，在劳动分工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历史时期，任何一种政治形态都不可能彻底摆脱官僚制度。无论是巴黎公社的失败，还是19世纪民族国家体系的巩固，都证明国家作为这一时代的支配性政治形式是难以回避的。在这方面，简单地指责社会主义国家保留了官僚机器或国家并不具有真正的深刻性，"文革"时期国家功能的解体、改革时期和全球化条件下国家扮演的重要角色都迫使人们重新认识国家的重要性。根本的问题在于：在国家继续存在并不断加强的条件下，作为"群众向导"的革命党如何避免自身的官僚化，进而使国家成为一种包含着自我否定趋势的政治形式，即包含着参与性民主活力的政治形式？韦伯在《以政治为业》中发现：
在苏维埃这方面，它保留或毋宁说重新启用了高薪企业家、计件工资、泰勒制、军事和工厂纪律，以及寻求外国资本等等。因此，一言以蔽之，苏维埃不得不再次全盘接收布尔什维克曾当做资产阶级制度与之战斗的全部事务。为了让国家和经济维持正常运转，他们不得不这样做。此外，苏维埃也重新建立起了前'警备队'，作为国家权力的主要工具。[19]
列宁一再强调保持布尔什维克与苏维埃之间的必要区分的重要性，毛泽东也认为"阶级的专政与党的专政是有分别的东西，党只是阶级的最觉悟的一部分人的组织，党应当而且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国家中起领导作用，党不应当而且不能代替阶级去实行专政。"[20]但社会主义国家最终发展为一种独特的党-国合体，"一切主要的和重要的方针、政策、计划都必须统一由党中央规定"。[21]而政党国家化一方面导致中心化的权力集中于政党，另一方面则使得政党与大众的距离日益扩大。伴随政党角色的变化，社会主义的国家体制得到巩固，而马克思预设的这一国家体制的自我否定性却彻底消失了。[22] "文化大革命"是在政党的国家化过程发展到一个阶段的产物。在政党国家化的条件下，重新进行社会动员，亦即在党－国之外激活政治领域和政治价值，形成大众参与性民主，构成了"文革"初期的特点之一。毛泽东重申革命政党的政治价值，试图通过社会运动和政治辩论打破政党与国家的绝对权威，目的是重构一种包含着自我否定态势的社会体制，即不再是过去意义上的国家的国家，一个通向自我否定的国家和一个自我否定的政党。作为"文革"宗旨之一的"五七指示"将文化大革命与社会分工的灵活性联系起来，力图从根本上铲除官僚制得以确立的社会分工模式。社会主义实践，就其根本宗旨而言，在于将不可避免的社会分工与既往一切等级主义的社会模式（贵族等级的、封建的等等）或对抗性关系（阶级的、资本主义的等等）区分开来，进而让人成为自身的主人，而要达到这一点，就必须彻底改造一切再生产等级关系和对抗性关系的政治机制、生产方式和文化条件。"文革"初期，以巴黎公社为楷模的工厂、学校和机关的自治的社会实验（也包括稍后出现的所谓"三代会"即"工代会"、"农代会"、"红代会"之类的群众组织）在各地短暂出现，这是对旧的国家机器进行改造的尝试，亦即一种超越国家机器的文化-政治实践。由于运动与派性斗争、党－国体制及其权力搏斗纠缠在一道，这一在国家和政党之外激活政治的模式迅速蜕变。六十年代晚期以"三结合"的形式组成的革命委员会是一种在群众运动与官僚化的国-党体制之间达成妥协的产物。这一政治形态包含着公社运动的各种因子，如将工人、农民和士兵代表选入各级政府和党的领导机构，要求各级党和政府的领导者分批、定期地深入乡村和工厂从事社会实践，等等。尽管工人、农民、学生或士兵的代表由于无法适应国-党体制的需求而始终居于权力格局的边缘，[23]但这一在国家的时代对国家进行的创新不能说毫无意义-许多观察者相信：正是由于存在着上述政治实验，相较于苏联共产党支配下的官僚体制，中国"后文革"时代的政治制度具有更大的弹性和回应社会需求的能力。 重新思考这一时代的历史转变，我们需要追问：六十年代政治自身的"去政治化"究竟产生于那些历史条件？如何解释这一时代的众多悲剧性事件的成因？这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和全面思考的问题，这里只能临时性地勾勒三个要点：首先是前面已经讨论过的群众运动向派性斗争的发展，即群众运动的两极化和暴力化；其次是毛泽东在发动群众冲击国-党体制时不得不诉诸于个人的威望，而这一"权宜性的"方式（即后来所说的"个人崇拜"）在激发人们对于国-党体制的反抗精神的同时却极易导致大众主体性本身的丧失。上述两点共同造成了大众运动的去政治化。第三，政治辩论不断地被纳入国-党体制内部的权力斗争之中（即政治路线和理论斗争的去政治化），而在国-党体制本身遭到严重破坏的条件下，这一斗争又不能被限制在制度规定的范围内，从而形成了大规模的政治迫害。正是由于上述原因，至七十年代后期，六十年代的各种实践已经连同"文革"时代的各种悲剧一道，成为党和政府的"拨乱反正"政策的主要对象。时至今日，不但在执政党和政府的领导机构中，而且在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名额中，工人和农民已经渐趋消失。通过对六十年代政治性阶级斗争的反思和批判，社会主义国-党体制一方面将经济建设、尤其是市场经济的建设作为通往现代化的普遍道路，另一方面以发展和社会稳定为由，对于公开的政治辩论加以限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党已经从特定政治价值的团体蜕变为一种结构性的和控制性的权力体制；政党内部的分歧被纳入了现代化基本路线的技术性分歧之中，从而解决分歧达成共识的方式只能依赖权力体制而不是理论讨论。[24]伴随六十年代的终结，国-党体制力图将政治领域妥帖地安放在自身的框架内，即以一种"去政治化的方式"维持社会稳定。 无论就政党代表性的模糊化而言，还是就国家公共决策受资本利益驱动而言，当代世界的两种代表性的政治体制之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相似性和一致性。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将中国的政治状况与西方的民主危机放置于一个相互关联的过程内部进行观察：在过去三十年的时期内，两者均处于一个"去政治化"的潮流之中。这并不是说以议会民主为制度框架的多党制与一党执政条件下的政治架构没有重要差异，而是说在"去政治化"的潮流之中，议会民主的多党制正在出现"政治趋同"现象，而一党制下两条或多条路线并存的构造也正在消失，二者共同构成了以政党政治为中心的二十世纪政治模式的危机。我们可以据此总结出下述两个结论：第一，当代政治危机的核心是政党政治的危机，而政党政治的危机则是六十年代末期以降逐渐强化的"去政治化"过程的结果；第二，当代政治危机不仅是中国和前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体制危机，而且也是欧洲多党议会民主和英美两党议会民主的危机，即一种普遍的危机。 如今，我们面对的是一种新型的"去政治化的政治"。在当代条件下，任何忽略、掩饰普遍的民主危机（其核心是政党政治的危机）及其社会条件而展开的一厢情愿的政治变革方案，都不过是"去政治化的政治"的延伸而已。在这方面，我们已经有许多例证。[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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