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霾——新的国难与文明深层次危机

　　然而，面对这一长期累积而成的大变局，从政府系统的有限作为、主流媒体的温吞表现，以及学术界的低调甚至失语，仍然看不出“紧迫感”。与此同时，利用文字游戏来驱散雾霾及其影响的意图非常明显。先是上海某报说“雾霾也有正效应”，后有央视编辑说它“也给我们民族和个人带来了五大好处”(“更团结、更平等、更清醒、更幽默、长知识”)。至于他没有想到的另一个“好处”，被另一篇奇文归纳为“可以让导弹失去目标”。然后又有女歌唱家告诉我们：雾霾是“发展必须承受的代价”。总之，看不到“五大好处”的作者所杜撰的“抗霾民族统一战线”，普遍的是淡定，“用生活的淡定面对这些问题”。

　　不需要质疑催眠师或“歌唱家”们的真诚，心理疗法的确在中国有着更大的市场和更大的功用。极端化的魔幻图景是由所有人的表现或表演所构成，三十多年的经济大革命所带来的刺激效果和遮蔽程度，完全不亚于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不需要太多的文学的或社会学的想象力，只需要后退一步，就应该看到：渗透到我们的肺部和其他肌体的雾霾，在集大成方面也象征着早已填充了我们的大脑和心灵的“雾霾”。考虑到驱除后者是驱除前者的前提条件，有必要也来分析观念上雾霾的“化学组成”。

　　一是“发展阶段论”，将环境问题主要看做“发展阶段”的问题，“先污染、后治理”这种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被当成“历史规律”，摆、言外之意是，当中国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或人均GDP达到某个数值，中国人也会与欧美人一样在丽日蓝天下欣赏着绿水青山。它的理论依据有所谓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以及“生态现代化理论”，但忽视了更加重要的现实基础：一是污染的深度和广度不同，二是治理的力度和效果也不同，这两者都取决于各个国家的制度和社会条件。进而，它忽视了今天发达国家的丽日蓝天和绿水青山在一定程度上是污染转移的结果，而在全球环境危机中，可供中国“转移”的空间和时间都并不多。

　　二是“制度决定论”或“好政府论”，认为污染主要是政府监管不力或放纵所致，而如果有了理想的政府或制度，环境问题也就自然会解决。政府的失职确实是环境恶化的要因，但政府不代表全部，考虑到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是“消费者”，因而也都是对资源环境造成或大或小压力的施压者和污染者，如果不能从伦理上约束自己的行为，“每个人都像美国人那样生活”，那么即便有美国政府那样被认为(至少是部分人认为)有效率的政府，问题的解决仍然不可预期，相反，不仅整个人类将“需要N个地球”，单是中国就需要“N个地球”，而全球规模的资源环境危机会更加严重。

　　三是“市场万能论”，把环境问题的解决寄希望于“完善的市场机制”，认为将环境资产赋予合理的价格，通过税收、财政、金融等手段引导企业高效利用，并使其外部环境负效应内部化，就会实现大幅度的“节能减排”甚至“零排放”。市场手段的微观效用不容否定，但不应忽视现代市场体系的本质缺陷：“市场”或资本总是趋向于无限扩张，通过刺激欲望(委婉的说法是“需求”)来满足其扩张已经是一种全球现象，当然也成了中国现象。而正是这种扩张和刺激铸造了大量生产-大量消耗-大量废弃的现代经济体系，结果只能是加剧全球资源环境压力。

　　四是“技术决定论”，认为环境问题总是能通过技术提升加以解决，最典型的是对“清洁能源”的期待。它忽视了技术本身的双刃剑效应，近代以来几乎所有的重大技术发明都只是考虑某一方面的积极效用，而没有考虑它的生态环境后果和社会文化后果。汽车的发明者没有想到汽车本身应该对目前每年超过100万人的全球交通事故死亡者负责;能源技术的提升也只是导致能源总消耗的增加。对科学技术的迷信掩盖了它本身的缺陷和限度：“科学所造成的各种恶果，不能用科学本身来根治。”(汤因比)“没有任何一项技术能够在有限的生物圈内确保经济的无限增长”(福斯特)。

　　五是“代价论”，它的实质已如前文所述。需要强调的是，由于“代价论”者主要是代表既得利益在发言，除非能够让他们也更多地承受一些“代价”，否则他们不会改变。

　　不敢肯定上述“五论”能够在短期内消除。这是因为，在依靠“实力”决胜负的国际格局难以改变，而制度性的欲望生产体系又已经形成的双重结构中，我们很难破解由“发展”和“发财”构成的现实版的“中国梦”。

　　最后需要重温两项算是重要的提醒。先是有环保部官员告知“发达国家治理雾霾六七十年才完成”，后来又有环保部的专家说中国的雾霾高发期“可能持续二十年”。这样的时间表意味着，我们所乘坐的中国号高速列车，在穿越漫长的历史雾霾期之后，仍然可以在21世纪迎来光明。

　　“别担心，天塌不下来。”但是我们仍然需要追问：这样一种经验主义的判断，是否也排除了“地陷”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