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的历史使命（中）

　　4) 改开人大工农兵比例低的可怜

　　1975四届人大的工农代表合计占51.1%。这个比例在文革后、改开以来逐年下降，至2003年的第十届人大，一线工农代表所占比例已经不足4%!

　　第十一届人大的代表总数为2987人，其中工农代表的比例只有7.6%。特别是，1.5亿农民工只有3名代表，只占代表总数的0.1%，千分之一!

　　这种比例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制宪修宪时还能给普通大众保留或恢复“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权力，保留或恢复工人“罢工”的自由吗?

　　再请对照毛主席1956年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现在这样的比例组成，哪里还有可能“站在人民群众一边，充分相信人民群众，依靠人民群众来克服官僚主义，警惕‘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呢?

　　毫无疑问，全国四届人大的代表组成(和四届人大的其它许多方面)，以及1975宪法的原则和精神，都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这次再也无法说，毛主席在1956年讲话中所表述的毛泽东思想，“是集体创造的”了)，都是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如果声称坚持科学社会主义主义的原则，如果声称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那就必须恢复全国四届人大和1975年宪法的原则与精神(当然还有很多改进空间)，不然就很难说是在坚持社会主义，是在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

　　与本章所有各节有关的内容将在本文集第六篇章《意识形态必作怪》和第八篇章《文革剑指走资派》中讨论;与本节有关的将在第七篇章《人民大众当做主》中讨论。

　　5. 一九六六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历史意义

　　本节前言

　　现在仍然有很多人对文化大革命持全盘否定意见。全盘否定者们总是无法接受“文革破坏秩序、乱哄哄”、“文革破坏传统文化”、“文革打到一大片”、“文革派性武斗”等等，而断言说文化大革命是十年浩劫。但是，他们从不分析这些现象的性质及其背后的原因，更不去分析现实的社会矛盾，因而根本无法回答这样的问题：

　　à 仅仅在前奏曲姚评《海瑞罢官》，以及《二月提纲》、《五一六通知》和《八届十六中全会十六条》三部曲之后，文化大革命为什么能够发动亿万人民(甚至包括全盘否定者们自己)以空前绝后的热情积极投身于运动之中呢?

　　à 如果没有现实的社会矛盾以及广泛的群众基础，难道毛主席一个人、即使再加上四人帮，就能发动起来这样大规模的文化大革命吗?

　　全盘否定者们于是求助于历史唯心主义，给出了这样回答：

　　à 因为毛主席权力太大了、独裁：但“证明”毛主席独裁的史料，讲的都是毛主席在高层的抗争;而且近年披露的史料越来越多，却证明了毛主席并无那样大的权力，连“节制”刘少奇、林彪一意孤行都很困难。尤其是，毛主席一贯遵循民主集中制原则，在多数人通过决议后，毛主席只能等待实践的评判。

　　à 因为其他领导人“违心”行为：哪里有可能千千万万、乃至几十万的中上层干部都“违心”行事呢?即使干部们全部“违心”，难道亿万民众(包括否定者自己)也都是“阿斗”吗?果真如此，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又如何能从1949年只有19万吨钢产量的工业出发，到文革结束时有了大小三线、两弹一星核潜艇以及中国至今所有的最高科技奖成果(包括反文革者袁隆平的成果)呢?

　　谁若坚持“亿万人民是阿斗”，那就请阅读本章附录中的群众运动语录。

　　这就必须给出历史唯物主义主义的回答。毛主席说：

　　“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

　　《丢掉幻想，准备斗争》，1949年8月14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91页

　　文革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但全盘否定者们避开“无产阶级”，也不分析文革在意识形态领域所进行的阶级斗争，却绕着弯去找那些无法自圆其说的“答案”。

　　本开篇在这最后一章的最后一节，以下述3个小节结尾：

　　1)毛主席评价文化大革命的谈话

　　2)文革挽救了马列主义社会主义

　　3)1966文革使人类史进入新阶段

　　如同以前各章各节，每一小节也许会分为若干大小段落，在点题之后简要论证。

　　1) 毛主席评价文化大革命的谈话

　　“时间很短，来势很猛。我也没有料到”，毛主席1966年10月25日这样说。

　　A. 大众与党内走资派矛盾总爆发

　　为什么文革及其重要标志红卫兵运动，来势会这样猛烈，连毛主席都没有预料到?大约在九年之后，毛主席的一次谈话好像给出了答案：

　　“为什么列宁就没有停止呢?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文革群众运动来势这样猛烈，就是因为一些领导干部在获得地位和待遇之后，就只想维护自己利益而不想前进了，甚至反对革命、变成走资派了。但是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广大群众还要革命，十七年下来，积累的矛盾就越来越多了。

　　大多数领导干部固然并不是走资派，但他们何曾站出来与走资派斗争?因为没有坚持改造世界观，他们即使读到《五一六通知》也还是对走资派浑然无觉。再等聂元梓大字报一广播，人民大众与走资派的矛盾总爆发：一边是走资派敌视群众运动，派出工作组到处灭火、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另一边是群众高呼造反有理、奋起斗争——广大群众如何能区分谁是走资派、谁是浑然不觉走资派的，两类领导干部被一锅烧也怪不得群众。历史上的群众运动都是这样的，未来的群众运动也还会是这样的。但无产阶级革命者必须正确对待群众运动，看到群众的首创精神和潜力，看到群众能够在运动中教育自己、提高水平、涌现领袖——这就要向革命导师马恩列斯毛学习了(本章附录)。因此1966年的矛盾总爆发，这本身就证明了文化大革命是必要的。

　　B. 毛主席评价文化大革命三七开

　　就在上述谈话的同期，毛主席另有一段著名谈话，对文革功过做出了评价：

　　“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看法不见得一致。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1、打倒一切，2、全面内战。打倒一切其中一部分打对了，如刘、林集团。一部分打错了，如许多老同志，这些人也有错误，批一下也可以。无战争经验已经十多年了，全面内战，抢了枪，大多数是发的，打一下，也是个锻炼。但是把人往死里打，不救护伤员，这不好。”

　　毛主席讲“三七开”并非机械计算，而是说成功中也有失败，应该抓紧研究解决“有所不足”的方面了。例如“打倒一切”就是要解决的主要矛盾，要给那些被打倒过的干部做出正式结论，要争取更多的干部理解文革、保护文革成果。而相对于保护文革成果，其它的事都是次要矛盾，不然的话就会给否定文革的势力留下可乘之机。

　　毛主席还讲了“看法不见得一致”，这也是客观的：无论在当时、还是今天，或者到了很久以后，对文革的评价也不会完全一致、甚至还可能两极分化。但是，在经过了前后两个三十二年、正反两面的大规模社会实践之后，懂得毛主席的人越来越多了。文革理论本身的对与错，已经不再是个理论问题了。正如马克思早年指明的：

　　“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想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此岸性”即可通过能动的社会实践来检验、否定神秘性)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C. 毛主席说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

　　“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出自毛主席在1975年4月23日所写出的一份批示[2]：

　　“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各地情况不同，都是由于马列水平不高而来的。不论何者都应教育，应以多年时间逐渐提高马列为好。

　　“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

　　什么才算“真懂马列”?就是阅读和研究马列(毛)、并在与工农相结合的社会实践中树立起无产阶级世界观。毛主席说过：

　　“就世界观来说，在现代，基本上只有两家，就是无产阶级一家，资产阶级一家。或者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或者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共产主义世界观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它不是任何别的阶级的世界观。”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了议上的讲话》1957年3月12日

　　毛主席说“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就是指在党内、尤其是领导干部中，真正树立了无产阶级世界观的人不多。刘少奇和林彪曾先后在七大、九大被选定为毛主席的接班人，但他们的悲剧恰恰是在这样要害的位置，却仍未改造资产阶级世界观。

　　刘少奇给续范亭讲的什么人生观

　　国军抗日将领续范亭在九一八事件后力主抗日，因遭蒋介石拒纳而于南京中山陵剖腹明志、轰动全国，这在第五章第2节第3)小节已经述及。续范亭在延安养病期间曾经参加延安整风，刘少奇在1943年6月28日给他写了一封讨论“人性”问题的信件。毛主席给刘少奇的信稿加了大量批语，指不但“缺乏唯物的历史的观点”，而且还在人性、是非、善恶诸问题上有二元论、庸俗唯物论、形而上学等错误倾向。网上有一篇署名sglljw的文章，“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份必读文献——毛主席《在刘少奇给续范亭信上的批语》”[3]，将毛主席的批语归纳为十二个方面。这里仅从中选择五条多数人都容易懂的，用作讨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无产阶级世界观的例子：

　　à 刘认为，人与其他动物最基本的区别，就在于人是有思想的。而毛主席则指出，最基本区别是人的社会性，人是社会的动物，不是有无思想的问题，这是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的分水岭。

　　à 刘认为，“人为万物之灵”，人是有理性的动物。而毛主席认为，这是唯心论的社会观。人是物质发展的一个高级形态，不是最终形态，它将来还要发展，不是什么万物之灵;人首先是社会的动物，资产阶级总是强调人的理性(精神)，我们不应如此。

　　à 刘认为，食色之性，好好色、恶恶嗅之性，不独是人有，其他许多动物也是有的。而毛主席认为，人的食色是社会的，与动物的食色有根本区别，这是两种不同范畴的好恶，把它们等同起来，就是庸俗唯物论。

　　à 刘认为，人的社会性与人的自然性有区别、有矛盾，但是又凝合在一起，并且在基本上是保护着(人类共同的)自然性的。而毛主席则指出，人当作人，它只是社会的动物，人分成阶级后，只是阶级的人，再也不能多一点，无所谓人类共同的自然性，更无所谓以社会性去保护自然性。

　　à 刘认为，说人性无善恶，只是就人的自然性来说才可以。而毛主席认为，道德是人们经济生活与其他社会生活的要求的反映，不同阶级有不同的道德观，这就是我们的善恶论;把人性分为自然性社会性两个侧面，并承认自然性是无善无恶的，就给唯心论开了后门。

　　刘少奇比毛主席年轻五岁，历史上是白区工作的主要负责人以及白区工作反对王明路线的代表。抗日时期，他还曾经先后担任华北、中原、华中各局的领导和皖南事变后恢复新四军的工作，因为能坚持正确路线，于1943年后到延安、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和军委副主席。因此，在给续范亭写这封讨论人性的信件时，毛主席应该已经将刘少奇按照接班人来培养了。但上述批语证明，毛主席肯定完全明白，刘少奇尚未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或者说还应抓紧改造资产阶级世界观——因为毛主席不仅在晚年，即使在早年也完全明白“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这说明毛主席在真心培养刘少奇。

　　后来的历史证明，刘少奇的世界观改造总是跟不上中国革命的发展，毛主席才不得不放弃的。但即使到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刘少奇不再做第二把手，毛主席还曾与刘少奇谈话，向他推荐了三本关于辩证哲学、或者世界观的书，仍然在希望他能前进[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