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党史博览》2013年第3期刊出中央文献研究室李海文研究员的“考证”文章，题目为《毛泽东从未向华国锋谈过“血雨腥风”中交班》（以下简称“李文”）。该文提出毛主席逝世前所谈的“两件大事”，以“没有查到有关这段话的任何原始文字材料”为由，而对这段话的真实性提出质疑。毛主席的这段话已经流传很久，也很广，为什么作为中央文献研究室的专家，在毛主席逝世37年后才提出质疑呢？这样做的政治背景是什么？目的是什么？与中央彻底否定文革又是什么关系？毛主席说：“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一切忠实于马列毛主义的人们，不能不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眼光和认真的态度来审视这件事情。 一 作者对毛主席这段话真实性的质疑之一是，没有查到这段话的“原始文字记录”。因为 “没有手稿或其他原件”，连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在1990年出版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也没有发表这段话。对此，笔者认为，这个说法是不能令人信服的。第一，既然没有“文字记录”的根据，没有收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那为什么同样由中央文献研究室负责编导和编写的电视专题片《毛泽东》、《毛泽东传》（1949-1976），以及最近出版的《毛泽东年谱》（1949-1976）这么严肃的作品和著作，还照上不误呢？第二，既然“没有手稿或其他原件”，不能上《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那么，为什么唐闻生、王海容1976年10月17日揭发江青同志的所谓“罪行”材料却能够堂而皇之地编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呢？如果参照这个案例，叶剑英1977年3月22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记录”中见到的这段话，为什么不能与唐闻生、王海容那个“揭发材料”同等对待呢？何况叶剑英的这个讲话记录还是在正式会议上发表的。这难道不是典型的实用主义的双重标准吗？ 二 作者对毛主席这段话真实性的质疑之二是，内容上有多种版本，不好确定。 李文例举了胡绳在1993年为纪念毛主席诞辰100周年所写的文章《毛泽东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和中央文献研究室逄先知、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1949—1976）两个版本。 胡绳的文章所引用的内容是： “中国有句成语，叫作盖棺论定。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论定了吧？”这段话中最重要的是说： “我一生办了两件事。”他说的第一件事就是民主革命的胜利，取得了全国政权。他说：“对这件事，持异议的人甚少。只有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要我及早地把那个海岛（指台湾）收回罢了。”然后他讲第二件事：“另一件事，你们也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对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 《毛泽东传》（1949—1976）引用的内容是： “‘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话叫‘盖棺定论’（原文如此），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我们对照这两个版本不难发现，胡绳引用的是掐头去尾的摘录，把“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隐去了。（而在另一篇《对〈毛泽东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一文的说明》中才把后面的话补上）这说明胡绳先生是忌讳和反对“血雨腥风”交班这几句话的。还有，对“第一件大事”的文字，也做了改变，与《毛泽东传》（1949—1976）不一样。 比较起来，逄先知、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1949—1976）所引用的内容，是比较完整的，并且也是可信的。 胡绳先生为什么要这样写？我们不妨再看看李文列举的胡绳先生下面的话：“1991年写《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时，胡乔木同志曾经建议把毛主席的这段话引用上，证明毛主席到最后对‘文化大革命’失去了信心。”胡绳接着说：“毛主席说，他做的第二件事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说对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根据这两句话也许还不足以证明他这时候对‘文化大革命’已经失去信心了。”1993年，胡绳在《毛泽东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一文中写道：“毛主席在那时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显然已不是那么绝对自信。……对毛主席所说的两件事，历史的定评是：前一件事是改变中国的悲惨的、痛苦的命运，造福千秋万代的伟大胜利。后一件事却是巨大的错误和巨大的失败。”“不能同意他自己所作的这个概括，不能同意把他的后半生概括为‘文化大革命’这个巨大的错误。”看来，胡绳先生是带着政治上的“有色眼镜”来对待、评论、引用和取舍毛主席这段话的。而李文，推崇胡绳先生文章的这个观点，这就不能不使人们对李文“考证”的本意产生怀疑。笔者查阅了李海文研究员的其他文章和著作，了解到，她是坚决否定文革和反对“四人帮”的，在这方面，她的政治立场是维护那个错误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 三 作者对毛主席这段话真实性的质疑之三是，毛主席是什么时间说的，对谁说的，有多种说法，难下定论。 在谈话的时间确定上。李文引胡绳的话说，“应该是（1976年）6月13日，错写成4月30日，应该改正。”而电视专题片《毛泽东》的撰稿人陈晋说是6月25日讲的。《毛泽东传》（1949-1976）则没有说具体时间。此外，李文没有讲的，毛主席的护士长吴旭君回忆：“见过尼克松后，有一天他（指毛泽东—引者注）对我说：我这一辈子就做了两件事，一件是把蒋介石赶到那个小岛上，另一件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我说：你做了那么多的事，怎么只有两件？他说：值得提的就是这两件。”毛主席的机要秘书张玉凤也回忆道：“七三年，在游泳池（指毛泽东当时在中南海的住地。—引者注）开政治局会议。他说他一生做了两件事。我在场。”笔者认为，作为长期在毛主席身边工作过的吴旭君、张玉凤的回忆应该是可靠和可信的。这就是说，毛主席谈 “两件大事”的时间应该在1973年至76年去世前这段时间。既然毛主席多次对多人谈过，也就不可能是同一次和同一个时间，而可能是多次多个时间，所以不能以对哪个人哪个时间谈的时间为准。具体如何确定，那是中央文献研究室这个职能部门责无旁贷的责任了。 在众多的谈话对象中，中央文献研究室采用的，主要是叶剑英的讲话。而叶剑英就多次谈到毛主席的这段话。第一次是毛主席逝世前的1976年8月15日向熊向晖讲过；第二次是1977年3月22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第三次是1979年夏，向起草国庆30周年大会讲话的写作班子讲过，并且作者李海文还亲自“聆听了”。不久，邓力群在一次内部讲话中也引用了这段话。然而，李文说，叶剑英多次谈话都没有谈毛主席讲的具体时间和毛主席对谁讲的。那么人们要问，作为中央的专门机构的中央文献研究室为什么不组织人进行调查核实呢？叶剑英是1986年10月22日逝世的，从他第一次谈毛主席这段话到他去世，有10年之久，作为职能部门为什么不去找叶剑英当面核实？最早听到叶剑英讲毛主席这段话的熊向晖比叶剑英逝世还晚几年，是2005年9月9日逝世的，为什么不去找熊向晖核实取证？至于听到叶剑英谈话的邓力群至今还健在，李文也没有讲是否问过邓力群。 四 作者对毛主席这段话真实性的质疑之四是，华国锋否认他听过。1993年12月，电视专题片《毛泽东》播放的一天晚上，华国锋对李海文说：“毛主席从来没有向我讲过这段话。电视里讲的是错的。”这就是说，华国锋否认毛主席对他说过这段话，但没有否认毛主席对别人说过这段话，特别是没有否认叶剑英的多次讲话中说过这段话。如果华国锋否认毛主席说过这段话，他就会把他自己摆在尴尬的位置上，因为，在他担任党和国家一把手期间，叶剑英的讲话，他肯定是听了也看了的，但他并没有反对。如果他有疑问，他完全可以找叶剑英、汪东兴、胡绳等问一问——而这对他来说，是举手之劳，非常容易做到的。 再说，我们不能因为华国锋一人否认，就否定毛主席的这段谈话的存在。因为《毛泽东传》（1949—1976）认为是毛泽东“向华国锋等讲的”。这个“等”，就不是他一人。陈晋在电视专题片《毛泽东》中说，是毛泽东“向华国锋、王海容讲的”。还有资料说，毛主席的这段话，是对华国锋、王洪文、江青、张春桥、王海容等5人谈话时谈到的。华国锋不承认，王江张也作古了，但王海容还在，中央文献研究室是否找王海容核实过呢？李文没有谈到。此外，李海文研究员在2013年出版的《中共党史拐点中的人物与事件》一书中还提到：“据汪东兴回忆说，毛泽东多次向他讲过这个话，不知确否，尚待进一步求证、研究。”汪东兴、吴旭君、张玉凤都还健在，是否找他（她）们“求证”了？李文也没有交代。 五 笔者阅读这些资料后认为，毛主席关于“两件大事”的谈话是真实可信的，不能因为李文的“考证”质疑而动摇。笔者的依据是： （1）叶剑英最早透露毛主席的这段话，是在毛主席逝世前，那时还没有人敢公开否定文革。毛主席逝世后，叶剑英两次讲这段话，也是在1981年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公开否定文革之前的1977年3月22日和1979年夏。因此，叶剑英谈的“两件大事”，从背景和逻辑上看，是可信的。 （2）毛主席逝世后，虽然胡绳对文革一直是持否定态度的，但他也说：“毛主席那时确实在病榻上对少数几个人讲过这样一段话。记录是否绝对准确，固然很难说，但恐怕是八九不离十吧。” （3）毛主席逝世后投靠华国锋、反对文革和“四人帮”的王海容，以及参与“10·6”政变的汪东兴，也听过这段话，但她（他）们从没有公开否认过。 （4）对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忠心耿耿的吴旭君、张玉凤两位同志，坚持认为毛主席说过这段话，并且公开报道过。 （5）《毛泽东传》（1949-1976）、电视专题片《毛泽东》、《毛泽东年谱》（1949-1976）都选入了毛主席的这段话。这是要负历史责任的。 （6）毛主席的这段话，真实地反映了毛主席晚年的思想，与其继续革命理论是相辅相成的，具有非常鲜明的现实针对性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六 毛主席关于“两件大事”的谈话，为什么有些部门，有些人不赞同，不支持，不热情，甚至反对呢？要害是他们否定文革，否认他们“血雨腥风”地反党篡权。李文的表述就有所体现： ——这段话之所以引起强烈的震动，一个是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另一个是关于在“血雨腥风”中交班。 ——叶剑英所转述毛泽东的这段话当天就在机关传开了，引起大家心灵的震动和共鸣。首先是惊愕，毛泽东这样看重“文化大革命”，那还能否定“文化大革命”吗？毛泽东预料到在“血雨腥风”中交班，那他为什么不自己解决“四人帮”？ ——胡乔木同志曾经建议把毛主席的这段话引用上，证明毛主席到最后对“文化大革命”失去了信心。 ——后一件事却是巨大的错误和巨大的失败。……不能同意把他的后半生概括为“文化大革命”这个巨大的错误。 ——毛泽东没有能够亲眼看到这种探索开花结果，但是在他的学生手里，能够抗拒任何风霜的花和果实已在中国的大地上繁茂地生长起来。——这是暗喻和吹捧毛主席逝世后的“粉碎四人帮”和“改革开放”已经有了“花和果实”。 总之，我们把李文所谓“考证”的这件事，放在时下大刮非毛化、反毛化妖风的大环境里来思考，不是很发人深省吗？ （写于2014年1月15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