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8月25 日老舍投湖自尽。 西纠当年的红卫兵很多是小孩，犯了很多错误。其中一部分人坐了牢，受了教育，未来还是能走上正轨。因此，当年的西纠在后来有了分化。但像秦晓这类人则越走越远。 改革开放后，秦晓等高干子弟近水楼台先改开，率先出国留学经商。秦晓成为超级央企招商局集团的主席后，集官学商三重身份与一身，民间称之为超级大买办。后又开办私营博源基金会。让秦晓成为公众焦点的事件是，秦晓一手造成的“平安上市案”和“永隆收购案”，前者是以超低价卖出，造成四百亿美元国有资产流失，后者是以超高价买进，同样造成数十亿美元的国有资产流失。这二者都是教科书般的鲸吞国有资产之典范杰作。而造成如此天量的国有资产流失后，秦晓高调亮相主流媒体，擎起“普世价值”的大旗。(《恒旭：既得利益者秦晓凶猛“普”来，党中央并左翼和群众应着力应对》 http://www.wyzxwk.com/Article/zatan/2011/02/207182.html) 三，杜导正——当年拼命闹“极左”，如今拼命诬赖毛泽东据《南方人物周刊：对话杜导正》(http://www.nfpeople.com/News-detail-item-2096.html) ，其中爆出了杜导正早年的很多“极左”行径。 草菅人命： 【“在五台山北麓的游击区，有人认为某个人给日本人送情报，当时也没调查、没手续，我们就跟那个区长做了决定：把这个人干掉。有时布告还是我写：×××，通日，给日本人送情报，予以处决。我们派了3个游击队员，带了两条枪、浆糊和布告，半夜里去到人家门口，大喊：‘×××，你出来’。等人一出门，叭叭就是两枪。然后把布告一贴，就跑了。”】 【“土改到最后，老百姓提出要开大会斗两个人，一个是日本人占领时期当过维持会会长的，还有一个就是大地主之类的。当时来了五六千人，有些农民带着镰刀，公报私仇，上去就把人砍得血淋淋，现场一下就乱了。我们坐在上边，市委宣传部来了个叫董东的同志，他就喊道‘你们不能这样’，就派民兵上去拉。我是另外一派，我对他说，你这是压制群众运动，压制群众的革命性。”】 反右、文革、整人 【“我也是整过人的人，整人也是很狠的。”】 【“杜导正带着记者陈培一路跟随，罗每发表言论，杜和陈就写文章批判他。这些文章刊登在《南方日报》上，‘连篇累牍，有三四个版’。罗被押回广州时，怕被沿途批斗他的人打，毫无尊严地躲到了汽车后排的麻袋包下。杜用挖苦的笔调写了一篇调侃罗的文章，就叫《麻袋包下》。罗也被划为极右分子。”】 【人物周刊：“反右”时，你如何渡过? 杜导正：当时有人糊了一张大字报，标题我还记得：“杜导正，广东分社到今天为什么一个右派划不出来，就因为你是右派。”我就顶不住了，赶快去划。我划了4个右派，他们被开除出党、开除公职，生活费原来是八九十块，后来变成15块，有的不得不到码头上去扛麻袋，很惨。】 【“1966年初，陶铸将中南局机关报《羊城晚报》的领导班子进行了改组，不久之后，杜导正成为了该报的总编辑。在主持《羊晚》期间，为紧跟形势，杜导正组织了对秦牧、欧阳山、王匡等人的批判。”】 【“他揭发批判自己的‘罪行’，还揭发陶铸等人的‘罪行’。有了这些‘觉悟’和‘悔过表现’，加上他的‘贫农出身’和‘娃娃党’，他获得了‘解放’。”】 “大跃进”中大闹“极左” 【人物周刊：“大跃进”和公社化时期呢? 杜导正：那更不用说了，我是个积极分子。那时候大家喜欢放卫星，广东老没有卫星放，我当时是新华社广东分社长，省委就商量我们怎么放个卫星。听说广东连县一亩生产了6.4万斤，那是我在马列学院的同班同学去写的新闻，他在6.4万斤后面加个括号，写‘这是23亩田地产的水稻堆在一块的’。我把稿子给省委书记秘书长张根生看，他一看就说，这怎么能写上呢，‘23亩’这个不能写上。后来就抹掉报上去了。】 【在1958年搞‘三面红旗’(“三面红旗”指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时，杜导正写了一篇称赞公社食堂的《三餐干饭不要钱》。他去肇庆看大炼钢铁，对那些土高炉炼出的铁疙瘩进行了热情洋溢的歌颂。】 【“东莞等地开展了反瞒产运动，说从哪个草垛下又搜出多少粮食。杜导正为此写了新闻报道：反瞒产成功。】 改革开放后拼命污蔑毛泽东和共产党
【“国民党那时还是顺应民意的，各地的军阀军队和共产党的军队都团结起来了，全国真正是一条战线。共产党的宣传很厉害”。】 【“不太赞同又提‘新民主主义’，他们觉得直接说‘民主宪政’就好了，不要拐来拐去。”“研究新民主主义跟康梁变法中托古改制似的，非得用孔夫子说过什么话作为自己应该怎么做的证据。‘康梁的做法是可以理解的，你不托古就不好改制，改制的成本就高得多。当然，意识形态的建设和再创造本身就是有价值的，即使没有功利的目的，我们也应该有一个更确切的描述现实的意识形态。’”】 杜导正后来成为《炎黄春秋》杂志社的社长。多年来，《炎黄春秋》一直在极其卖力的做着反对公有制、鼓吹私有制和曲解党的历史、丑化毛泽东等勾当。围绕在该杂志周围的各路学者和媒体人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集团。炎黄系成为当今中国思想界的右派大本营。 据杜导正在《炎黄春秋》2009年第4期上发表的文章《新民主主义的回归与发展》，《炎黄春秋》社长亲自上阵，直接污蔑毛泽东同志“建国之后有大过”： 【虽不能说晚年毛泽东27年的执政绝对错误，但在重大决策上，特别是内政决策上，基本上是失误的。】 【的确有封建帝王的思想，“帝王术”那一套他也用过。】 【(毛泽东)“打击不同意见”，“闹人民公社，锅碗瓢盆一概归公”，“把阶级斗争绝对化”，“为所欲为地追求他的乌托邦式的社会主义” ，“随心所欲地打击持反对意见的人”。】
四，胡绩伟——“大跃进”中发明“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后来又把一切责任全部推给共产党胡绩伟先是在58年“大跃进”中发明“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后来又把一切责任全部推给共产党：“国家赤地千里、饿殍遍野的惨象完全是我们党造成的”、“党史从头起就应该改写”、“只有突破共产党一党专政的统治，才能使我国最终成为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这是历史的潮流，也是几十年的惨痛教训。新一代的党的领导人必须有这种觉悟”、“毛氏王朝那帮厉行专制独裁的当权人物，从根本上一错再错、错上加错地坚持一党专政的统治，把党内外真正抱有民主思想，真正有志於民主事业的各界优秀人物一批一批地打压、摧残下去，并在各种名目下的政治运动中，受到「无情打击」和「残酷斗争」。他们千百次所说的「无产阶级民主比资产阶级民主高千百倍」的所谓「列宁主义原则」，在理论上是伪科学，在事实上是大骗局”、“我把所谓社会主义道路比喻为‘古道’，把共产党一党专政的体制比为‘瞎马’，把毛朝末代的核心领导比作‘狂人’。大家看吧：骑着一匹瞎马，沿着古老道路坚持走下去的狂人，面临的已经是深谷绝壁!如果还不悬崖勒马，当然只能是粉身碎骨了”——先是拼命“左”，然后拼命右。 . 五，郑必坚——“两个凡是”发明人，后来则是资产阶级自由化胡耀邦、赵紫阳的御用写手郑必坚是“两个凡是”的始作俑者 《半月谈》杂志的创办者、曾任人民日报总编室主任、中央外宣办秘书长的喻权域在2008年5月《对真理标准讨论的再思考》一文披露了两个凡是出台的内幕： 【粉碎“四人帮”后，中央的陈云、李先念、叶剑英、王震等领导同志和全党全国的许多同志，都主张为1976年清明节发生的“天安门事件”平反，都主张恢复邓小平同志在党内外的职务，重新出来工作。 当时担任党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同志，并不反对上述主张。但是他主张过一段时间，待“时机成熟”的时候才作出平反决定。】 【1977年2月，中央的两位“秀才”――郑必坚和龚育之为“两报一刊”起草了一篇题为《学好文件抓好纲》的社论，经当时在中央主管宣传工作的李鑫同志审阅、签发，于2月7日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上发表，引起全国轰动。 那篇社论的要害是提出了“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很明显，这是要阻止中央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为邓小平同志平反。】 【当年在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工作，“八九风波”之后由中央派到人民日报社当副总编辑的张云声同志，亲口对我说：那天早上，食堂已经开饭好一阵，郑必坚和龚育之才到。一坐下来就得意洋洋地对在座的同志讲：昨天晚上他们俩人挖空心思，在灯下写出了“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那两句重要的话。 1978年5月，胡耀邦等同志组织了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等全国各大报刊发表了许多讨论文章，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党委都发表了意见。】 【据湖南的同志讲，华国锋同志辞去中共中央主席之后，于80年代中期回到他曾经长期工作过的湖南省看望。他曾几次在湖南发牢骚说：两个秀才(指郑必坚、龚育之)起草了一篇讲话稿，我拿到会场上去念了一遍，就把“两个凡是”的错误主张栽到我头上了。】 喻权域对此感慨道： 【奇怪的是，发明“两个凡是”，写出“两个凡是”的社论来的郑必坚和龚育之，三十多年来没有作过任何自我批评。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能是绝无仅有的。】 龚育之作为“两个凡是”的发明者之一，不仅没有像华国锋那样被边缘化，反而在改革开放年代节节高升到中宣部原副部长、中央党校原副校长的位置。龚育之2007年6月去世，生前是中国著名反共刊物《炎黄春秋》的重要支持者，其晚年文章甚至遗稿都尽量发在了《炎黄春秋》，被《炎黄春秋》列为核心作者。 而郑必坚比龚育之更辉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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