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力让“改革”走出政治漩涡

　　四、“改革”抓准核心，跟随者众

　　这几十年来，中国一直陷入到“环节改革”的过程，它不以全民性问题为出发点，而是以每个环的内涵为考量，尤其是考虑每个环涉及的人和事为多，有权贵、有碰不动的那环就慢些改，没有权贵的那环便立刻改，表面看，这叫秩序上的渐进，其实并非都是渐进的问题，而是选择性问题。

　　“环节改革”成就了一大批富人，特别是红二代、官二代、腐资一代、腐资二代、买办一代、黑一代、黑漂白二代等。他们当中不乏有能力型的致富者，更多是权力型的得利者。

　　如果继续沿袭“环节改革”，不管顶层设计如何照搬西方经验，最终一定是加剧中国的两极分化和环境恶化，并且将导致社会矛盾尖锐化。要解决全民性问题，中国唯一的出路是：由“环节改革”转入“核心改革”(保住“良心”的定位改革)。

　　什么是核心改革?简单讲是有关人权定位的改革。过去的几十年，普通公众的权利越改越小，比前几十年呈现退步的状态，少数人的人权越改越大，大到可以失去约束，因而在中国形成了一个没有边际权限的权贵阶层，恰恰还是这批权贵却反过来埋怨自己的人权被剥夺。

　　把中国人权改革作为核心改革不应是敏感话题，而应当成为时髦话题，只有绝大多数人拥有了可以保障自己利益的人权，政权才能稳固，少数人才不至于会为所欲为，一个人权失衡的社会才可能导致少数人控制走向。

　　人权改革的第一步必须是让人民有自己真正的能代表人民的代表，代表在被选出之前，身上就带有权贵痕迹，这种代表很难服众，也很难代表人民，人民必须有合适的途径选出自己的代表。人权改革的第二步是必须完善各级人大的代表行权制度，政府行为必须无条件置于人民代表的监督和质询中，有一个虚设的人大，必定会有一个无序的政府。

　　所谓改革定性是指改革对错的问题。正确的改革才叫改革，错误的改革是折腾。而判断对错的唯一决定权在人民手上，多数人反对的改革就折腾，多数人拥护的改革是真改革。那多数人的意志如何反映呢?还是靠群众路线和民主程序。所有的重大改革，最后必须有一个评价机制和究责机制，失败的改革，要有人为此承担责任，包括政治责任和法律责任，没有经过民主程序的失败改革，必须有人付出政治代价，涉嫌违法违规的，要依法依规处理，经过民主程序的失败改革，由人民集体承担。究责制不是阻碍改革，而是由多数人把握改革的方向，避免改革进程走过多的弯路。

　　由此可知，无论是定性也好，还是定位也好，改革的核心是要把人权制度化和程序化，必须让制度和程序具有可操作性和可实践性。

　　五、“改革”选准方向，支持者众

　　改革如果完全按自由主义路线走下去，必定要出现终极对决的结果。把重走外国过往的“错路”称为改革，必然会出现阶层利益尖锐对立的结果，比如：明知高利贷罪恶，却偏要美化它并推行它，还把高利贷违法者装扮成企业家和改革英雄，不想从根本上改革现有的金融弊端;明知几千年的土地私有化没有解决中国的农民问题，却偏要搞什么土地确权和土地市场化，结果毫无疑问是穷人更穷;明知房产过剩，不抑制投机，反而用“增量”来掩盖“存量”，制造更大浪费，居然还被当成刺激消费，结果当然是危机更加深重。结果不好的改革，其形象不可能正面化。

　　把重走它国“错路”当改革的政策还不可胜数，其中最严重最可怕的错误是把“重犯美国错误当思想最开放的改革”，撞了南墙都不允许回头，必须继续“杀出血路”，这样下去，“无效改革”就会演变成革命引线。把错误的改革有意歪曲成意识形态之争明显是在回避《宪法》的约束，最终将会酿成无法无天的混乱局面。

　　目前，绝大部分无产阶级仍处于不觉醒状态，有部分人甚至处于盲目的资本崇拜状态，他们不但不知道自己的福利被侵蚀，反而帮资本家毁灭自己的正常待遇。这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初级阶段，就象一两百年前的欧洲工人阶级一样。但是，无论媒体如何现代化，无论资本的煽动力有多强，当矛盾尖锐到一定程度时，便会云开雾散，便会让沉睡的人猛醒。

　　如果要讨论中国改革的终极目标，必须按两个设想去判断，一种是民主社会主义方向，一种是权贵资本主义方向。

　　从过去二十来年的进程看，中国无疑在向权贵资本主义不断靠拢，并且步子越走越快，倘若按现在的速度不改变方向往下走的话，估计不到二十年，中国将进入到胡同顶端，前面的路必然被堵死，结果可能就是革命风暴再起。

　　最近的“三中全会”在不少人眼里是里程碑式的会议，是一次用改革消弥左右分歧的大会。暂缓下结论，仍需观察。判断中国是否真正按照《宪法》走出一条适合中国的正确道路有两个根本性指标：一是社会主义，二是民主。不搞社会主义，就是无法无天，因为《宪法》上面写得很明白，放弃社会主义，就得先改《宪法》;不搞民主，改革就会脱离人民轨道，社会主义就会比资本主义更恶，没有人会拥护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