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9章 “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后，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地方。他们没有懂 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在继续搞他们的‘新民主义’，不去搞社会主 义改造。这就要犯右倾的错误。‘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这种 提法是有害的。过渡时期每天都在变动，每天都在发生社会主义因素。 所谓‘新民主主义秩序’，怎样‘确立’？要‘确立’是很难的哩！” 话说1953年3月1日，斯大林在他的住所得了脑溢血症，摔倒在地板上，失去了知觉。 据数十年后解密的材料说，正在开会的马林科夫、贝利亚、莫洛托夫、赫鲁晓夫等人得到斯大林患病的消息后，谁也没有说活，而是继续关起门来开了4个小时的会议，尔后才开始组织人员对斯大林救治。 3月3日、3月4日，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连续发布了斯大林的病情公报。正在苏联治病的江青及时打电报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前边已经说过，江青是在1952年去苏联治病的。她在1953年初的情况，苏联翻译卡尔图诺娃曾在《我给江青当翻译》一书中作了描述：江青的病情稍有好转，就在卡尔图诺娃的陪同下去看望在苏联长期养病的毛岸青。卡尔图诺娃回忆说：“在从医院回来的路上，江青却讲起了谢尔盖.远福在朝鲜牺牲的情况（讲到他时显得那么怀旧）。毛远福在大学时就是一个有为的青年，我甚至可以说他是有天才的，又是博览群书。”卡尔图诺娃书中所说的谢尔盖.远福就是毛岸英。毛岸英的曾用名叫杨永福，毛岸青的曾用名叫杨永寿。卡尔图诺娃还写道：“1953年2月底3月初，根据部领导的要求，我每天都带着斯大林的病情报告上她那儿去。”关于此时江青的行踪，维克多也在《江青同志》一书中描述说：“在斯大林逝世的前一天，她被转移到郊区疗养院。” 且说3月4日这一天，毛泽东亲自来到苏联驻华使馆，对斯大林的病情表示关切和慰问。 3月4日晚，毛泽东将2月25日的一封群众来信批给中宣部副秘书长熊复。 这位来信者是一位参加批评胡风文艺思想座谈会的人，他在信中反映了1月29日中国文联召开的批评胡风文艺思想座谈会的情况，并说批评胡风的文艺思想使他不理解，感到压抑和苦恼。 毛泽东在这封来信中批示道： “此事请你调查一下，以其情形告我。” 1953年3月5日晚9时50分，斯大林终因脑溢血症抢救无效，与世长辞。 维克多描述江青说： “负责江青病情的俄国警卫员、医生和护士说，他们的领袖之死至关重要，毛主席应和其它各国首脑一道来莫斯科参加葬礼。江青告诉他们说，那不关她的事，这样重大的决定应由中共中央做出。” 卡尔图诺娃描述江青说： “对于他的逝世，她感到十分悲痛，并去过联盟大厦停放斯大林灵柩的大厅守灵。” 3月5日晚，斯大林逝世的噩耗传到北京，毛泽东热泪涌流，夜不成寐，数次服用安眠药也不能入睡。 3月6日晨，中国人民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员齐越那低沉而充满悲痛感情的声音里，听到了斯大林不幸逝世的消息，他们流下了热泪，许多人泣不成声。人们自发地在手臂上戴上了黑沙，为斯大林致哀。 3月6日，毛泽东向全中国发布命令，命令要求：自3月7日至9日，全国下半旗为斯大林志哀。在志哀期间，全国各工矿、企业、部队、机关、学校及人民团体，一律停止宴会、娱乐活动。 3月6日这一天，毛泽东在发往苏联的唁电中写道： 斯大林的逝世，“不仅是苏联人民，而且也是中国人民和整个和平民主阵营以及全世界热爱和平的人民的无可估量的损失。”“斯大林同志对于中国人民这样伟大的深厚的友谊，中国人民永远感念不忘。” 毛泽东还亲自到苏联驻华大使馆吊唁斯大林。 到3月7日，毛泽东一连3天没有睡觉，2天没有吃饭。警卫们都很紧张，任何人都警惕着，不允许周围发生任何声响。这几天，毛泽东怀着对斯大林的深切悼念，写下了《最伟大的友谊》一文，盛赞斯大林的光辉业绩和他对中国革命与建设所给予的支持和援助。 3月8日，毛泽东派周恩来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斯大林葬礼。 3月9日，莫斯科为斯大林举行了追悼大会。维克多描述江青这一天的活动说：“举行斯大林葬礼那天，莫斯科的气温下降到零度一下。毛主席虽然没有来，但发来了唁电。在这紧张的情况下，她仍与疗养院的其他病人一道守夜。她从她的窗口看到了殡仪队伍走向红场路上排队行走的人群非常混乱，使她感到非常惊讶。她评论说：斯大林的失败之一，是思想上没有为他死的那天准备群众队伍。” 这一天，北京60多万军民也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斯大林追悼大会。毛泽东向斯大林遗像敬献了花圈，朱德致了悼词。 3月11日，在莫斯科的周恩来同苏联领导人马林科夫、贝利亚、莫洛托夫、赫鲁晓夫、米高扬、库兹涅佐夫举行会谈。苏联领导人在谈话中说，希望在朝鲜战场上恢复停战谈判。 3月17日，毛泽东批发了中央《关于布置农村工作应照顾小农特点的指示》，指示说； “土地是各自私有的，不是共有的集体农庄。每个农民对于生产技术的微小改革，都抱有一种不放心的看法而不敢轻易去试验。”“因此应教育广大干部，使他们深刻认识，在向农村布置任务的时候，在农村进行工作的时候，在领导农业生产的时候，时刻记住并且照顾到小农经济的特点，多强调自下而上集中群众要求，因地制宜，而不可强调自上而下的布置任务，强求一致完成。” 中央指示各地对互助合作组织普遍进行一次整顿，凡不具备条件、用强迫方法组成的初级社，一律转为互助组。 3月19日，毛泽东给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周恩来发去了一封电报。 周恩来是在3月14日率中国代表团前往布拉格参加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捷共主席哥特瓦尔德的葬礼的。毛泽东在电报中写道： “关于克拉克于2月22日要求双方先交换重伤病而能行走的俘虏问题，我方尚未答复。乔冠华根据你的意见已拟好一个采取驳斥态度的讲话稿，在我处压下来未发，等你回来商量后再办。美方此次要求可能是杜勒斯上台后的一种试探做法。我方对策有二：一种是驳斥；一种是表示可以商谈，在商谈中看情形决定最后对策。你在和苏联同志谈话时，请将此事提出询问他们的意见。” 3月19日晚，毛泽东在给陈云的批示中建议他使用擦澡健身法： “每天用毛巾沾热水擦身，先热后冷，又冷又热，锻炼皮肤毛血管又收缩又扩张，每擦一次可经半小时，多至1小时，擦完全身发热。每天一次至两次，擦一二年可收大效，似可试试。 毛泽东 用酒似不甚好。” 3月21日，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从布拉格返回到莫斯科。 是日晚，周恩来应苏共中央约请，与马林科夫、贝利亚、莫洛托夫、布尔加宁、赫鲁晓夫、马立克、库兹涅佐夫商谈朝鲜停战方案。会谈结束后，周恩来立即致电毛泽东说： “苏方提议的中心思想，即是准备在战俘问题上求得妥协，以掌握和平的主动权。解决方案，是利用克拉克的文件，由金、彭出面答以同意根据日内瓦公约109条，双方先行交换重伤病战俘，其不愿回者暂交中立国，并恢复板门店谈判解决具体问题。然后即由中朝双方当局分别发表声明，主张战俘按分类办法实行遣返，要求遣返者立即遣返，其余则交由指定的中立国（如印度或其他国，视情况再定），保证其得到公正解决。苏联外长跟着发表赞助声明，然后苏联在联合国代表即作同样活动。” 3月22日，毛泽东复电给周恩来，他写道： “这实际上即是去年9月上旬我们向谢明诺夫同志（即斯大林——笔者注）所提3个方案中的一个方案。”“后来因美国在板门店采取横蛮态度，这个方案未能提出。现在提出这个方案是适合时机的。惟我方声明中应将俘虏分为达成协议者和未达成协议者，而不称为愿回家者和不愿回家者，以免和我们历来反对所谓‘自愿遣返’原则相冲突。具体步骤待你回来酌处。” 3月23日，毛泽东致电代替李克农、乔冠华在朝鲜负有谈判领导责任的丁国钰，并告金日成、彭德怀，他写道： “关于克拉克2月22日建议先行交换可以行走的重伤病俘虏一事，我方准备同意讨论此事，复文尚须数日才能拟好，暂时不要向外边透露。”“对方最近在板门店的行动，带有明显的挑衅和威胁的性质，因此应该提高警惕，设想坏的情况，并做必要准备。但另一方面，对方这些行动的目的则显然是逼我谈有关停战的主题，实质上表示对方着急。艾森豪威尔上台后在亚洲采取一系列措施，企图从杜鲁门造成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争取主动，其建议交换伤病俘可能是对方有意在板门店转弯的一个试探行动。在分析对方行动时，必须注意问题的这两个侧面。”“对于违反协议事件，过去我们采取不分轻重一事一抗的方针，本已有些被动。最近一星期内，如无重大事件，望不要向对方送抗议。” 3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经过毛泽东重新修改和补充的《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毛泽东在决议中一是将试办少数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农庄需要“有机器条件”改为“有适当经济条件”，二是又加写了两段重要的文字，他写道： “在解决了有关农业互助合作的许多问题之后，党中央认为必须重复地唤起各级党委和一切从事农村工作的同志和非党积极分子的注意，要充分地满腔热情地没有隔阂地去照顾、帮助和耐心地教育单干农民，必须承认他们的单干是合法的（为共同纲领和土地改革法所规定），不要讥笑他们，不要骂他们落后，更不允许采用威胁和限制的方法打击他们。农业贷款必须合理地贷给互助合作组织和单干农民两方面，不应当只给互助合作组织贷款，而不给或少给单干农民方面贷款。在一个农村内，哪怕绝大多数农民都加入了互助组或合作社，单干农民只有极少数，也应采取尊重和团结这少数人的态度。” “在农村中压倒一切的工作是农业生产工作，其它工作都是围绕农业生产工作而为它服务的。任何妨碍农业生产的所谓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必须避免。” 3月28日，金日成、彭德怀复函克拉克，同意交换伤病战俘，并建议立即恢复谈判。 3月30日，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发表《关于朝鲜停战谈判问题的声明》，声明中说： “谈判双方应保证在停战后立即遣返其所收容的一切坚持遣返的战俘，而将其余的战俘转交中立国，以保证对他们的遣返问题的公正解决。” 1953年4月，杨勇被任命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第20兵团司令员，参加抗美援朝战争。 1953年4月，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军士以下人员（含准尉）军衔评定工作指示》。 1953年4月3日，中央农村工作部召开第1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 早在1953年初，中共中央为了加强对农业合作化的领导，成立了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由邓子恢任部长，以陈正人为副部长。 第1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传达了毛泽东关于农村工作基本任务的指示：就是要用10年到15年或更长一点时间，在全国基本完成农业社会主义改造。 会议按照毛泽东这一指示，重新安排了第1个五年计划期间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计划，适当压缩了原来规定的老区和新区发展互助合作的速度。 1953年初，毛泽东指着开国大典前给他特意制作的4套黄呢料军衣，对江青说： “黄军衣我不穿了，你看送给谁就送给谁吧。” 江青把李银桥叫到她的办公室，桌子上放着那4套黄制服，她说： “银桥，这些衣服主席不穿了，送给你吧。” 李银桥“嗯”了一声，动手翻翻那几件衣服，说： “分给孙勇2套吧？” 江青说： “好吧。” 孙勇是毛泽东的副卫士长。李银桥先挑出毛泽东参加开国大典时穿过的那一件，又从3件中挑了一件，剩下的两件就送给了孙勇。 毛泽东的衣服特别肥大，李银桥没法穿，就要把衣服改一改。韩桂馨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 “你可别瞎改呀，这要是在旧社会，那衣服就算皇帝登基的龙袍呢。” 李银桥说： “现在不是新社会吗？主席一再说：‘我是国家主席，是人民公仆，不是皇帝。’你瞎扯什么？” 于是，李银桥就把那件毛泽东在开国大典上穿过的衣服，改成了自己合身的衣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