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改开系列专题：三十四、法轮功事件 一九九九年八月十一日，《真理的追求》第八期刊登沈九涛的文章《发扬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战斗精神》。文章指出，某电视台触及法轮功问题后，招致了上千人连续多日的围攻，被迫对记者和制片人分别作了开除和撤职处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悲哀。其教训是： 一，不能加批判地肯定意识形态多样化。我们某些理论家和某些地方程度不同地动摇了乃至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他们全盘肯定以至欣赏这种多样化，他们把马克思主义和其他“主义”相提并论，等量齐观，甚至贬损马克思主义，宣扬马克思主义过时论，这就势必导致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信仰的动摇，使竺而下之的法轮大法之类的歪理邪说得以泛滥，一些共产党员从唯物主义转向唯心论，从无神论转向有神论。 二，不能片面地否定“斗争哲学”。把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共产党的哲学归结为“斗争哲学”，应该说是很精辟的。我们一些同志在很大程度上把“斗争哲学”也否定掉了，转而宣传、肯定“和为贵”的哲学。“和为贵”作为一个哲学命题，也有它的真理性，但它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不讲对立面的斗争，把“和”施之于一切方面，一切层面，一切领域，一切时候，也会荒唐不堪，危害极大。多年中，我们最大的失误是教育，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只求“和”，不争辩，甚至对迎面来的攻击也挂出“免战牌”，委曲求和，宽容、宽厚、宽恕，丧失应有的政治敏锐性、政治鉴别力和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战斗精神。 三，不能“拨一拨，动一动，中央不拨就不动”。思想理论宣传部门，对眼皮底下的李洪志之类的小丑、骗子、狂徒和法轮功之类的歪理邪说不批判，不反击，任其泛滥，祸国殃民。犯这种自由主义错误的部门、单位，应当深刻反思。 四，不能让精神产品成为“经济效益”的附属物。这一次，为李洪志和法轮大法大量出书、出音像制品的军事谊文出版社、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中国世界语出版社、沈阳出版社、华龄出版社、花城出版社、青海人民出版社、吉林教育音像出版社、黑龙江音像出版社共九家出版社，被点了名，曝了光。这么多出版社助纣为虐，实在令人吃惊。这些出版社之所以犯错误，一个基本原因恐怕是受制于“经济效益”，或者说为“经济效益”所驱使。由于膜拜“孔方兄”，他们不顾及不区分什么马克思主义和歪理邪说了，不顾及不区分什么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无神论和有神论了，只要有钱可赚，什么都可出版。弄得意识形态领域某些方面某种程度杂草丛生，毒草丛生，邪气弥漫，正不压邪。 （意识形态领域为什么无产阶级不去占领，却让资产阶级去占领？中央宣传部是为谁服务的？接受谁的领导？为什么如此要重用丁关根？） 一九九九年十月十一日，《中流》第九期刊登马鸣的文章《“法轮功”问题的教训》。文章指出，对法轮功这一类歪理邪说，我们的意识形态战线竟然没有及时做出像样的反应，发出应有的声音。其实，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在很早以前就曾经鲜明地提出这个问题。却没有得到理所当然的关注和回应。相反，自那以后此类歪理邪说却是变本加厉，甚嚣尘上，一发而不可收拾，像潮水一般铺天盖地而来。其中不少还是以科普的冠冕堂皇的名义之下，在庙会、市场、旅游场所，大行其道。不知我们的有关主管单位的党组织，在三讲中如何看待这个造成恶劣后果的事件？人们不能不问：这些理应是马克思主义思想阵地的单位，到底成了谁的阵地？为谁而战斗了呢？一家首都党组织直接领导下的重要文艺刊物在一九九九年三月号上的一篇文章中说：‘狡诈、欺骗、冷漠、残酷、虚伪、圆滑，自私自利的品性已成为中国人最主要的精神。因为，解放后，唯物主义独霸一方的宣传，更加强化了中国人的植物性和动物性。而现在，在当时社会显达的主流文化转眼就泡沫一样消失了，而被当时主流文化所排斥甚至打击的文学作品反而成了后世不争的主流。事实已经充分说明，马克思主义如果在重大、根本的原则理论是非问题上（而不是在具体问题上）淡化、模糊、掩盖自己的旗帜，把自己置于消极防守、被动挨打的地位，甚至是偃旗息鼓，那实际上就是放弃了自己的阵地。这不仅不会使那些歪理邪说自动收敛或消失，而且在客观上对它们起了一种放纵和鼓励的作用，使它们得以步步进逼，恶性发展，使得更多的人上当受骗。这些正是这些年来漠视阶级斗争、放弃意识形态斗争的实际成果。 一九九九年十月十一日，《中流》第九期刊登周新城的文章《用无产阶级思想占领意识形态阵地》。文章指出，从国际情况来看，我们是在帝国主义包围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从国内情况来看，由于二十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社会的经济、政治、思想各个领域的情况，同五、六十年代相比，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变得复杂多了。随着经济体制改革，我国个体经济、私营企业、三资企业等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得到了相当大的发展，在所有制结构上，已经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格局。这种状态必然带来不可避免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这种矛盾最根本的是争夺主体地位的斗争。不是已经有财务大气粗的私营企业主宣布，主体不是封的，谁行谁当主体，公开要求从补充地位变为主体地位了吗？至于外资企业争取垄断我国市场、吃掉一个行业又一个行业的活动，也是屡见不鲜的。多种经济成分必然带来多种意识形态。资本主义性质经济成分的存在，必然产生为资产阶级经济利益辩护的理论和思想，必然产生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这是阶级矛盾的反映，是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这种状况已经在我国思想领域反映出来了，报刊上表达资产阶级利益的观点一度甚为蔓延，说明资产阶级代言人的活动已达到何等猖獗的地步。一旦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成分取代公有制处于主体地位，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无产阶级专政就会失去自己的经济基础，那时政治形势就会发生急剧的变化。任何对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迁就、妥协、纵容，都只会助长其气焰，导致其泛滥，甚至酿成政治动乱。有的人之所以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是因为有一种思想顾虑，即认为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会影响自己的“开明”、“民主”的形象。这是一种极其荒唐的想法。（这个批评非常中肯，打中要害！） 一九九九年十月十一日，《真理的追求》第十期刊登沈学昕的文章《“法轮功”严重事件给我们的教训》。文章指出， 一，始终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在一些地方、一些单位、一些部门并未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的有关决定、决议，忽视精神文明建设，一手硬，一手软的状况并未根本改变。不少干部忽视了十年来的最大失误在教育方面这一沉痛教训，在实际工作中未能把精神洲在重要位置，放松思想政治教育和科学普及工作。特别是，一此与论的错误导向，干扰了精神文明建设。 二，把从严治党的方针真正贯彻到党的各项工作中。有的党组织治党不严，对党员缺乏严格管理和教育，组织涣散，纪律松弛。特别是在理想和信念上存在不少问题，有的党员和干部对社会主义最终改将战胜资本主义产生动摇，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前途产生动摇；有的革命意志衰退，思想空虚，或沉缅于花天酒地，或到怪异迷信和其他消极行为中寻求精神寄托。 三，马克思主义必须牢固地占领思想文化阵地。近些年来我们一些思想文化阵地只讲经济效益，不讲社会效益，使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乘机泛滥。一方面军，宣扬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东西和其他非法的东西大理出版，而且许多是由正式出版社出版的；另一方面，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和普及科学书籍却较难出版。另外，一些文化阵地（包括娱乐场所）不问政治，商业化倾向严重，被金钱利欲所支配驱使，缺少严格管理，让各种黄色的东西自由占领，成为毒害群众的场所。 四，必须旗帜鲜明地、实事求是地反对各种错误倾向。近些年来，有些地方和部门片面理解改革、发展和稳定的辩证关系，对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错误思潮和倾向缺乏必要的思想斗争，特别是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批判不力。只提防止“左”，不讲警惕右，结果使一些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书籍、文章得以行时。 曹锦清演讲（《改革二十年回顾与展望》）：谈法轮功问题 在我看，法轮功就是对这个社会转型一个不适的群体性的心理反映，他们的那些语言当中，把我们今天的资本主义社会看做是一个残忍的社会、一个魔鬼社会、地狱，他们认为这个你争我夺的社会是一个堕落的社会，他们要求建立一个全新的社会，一个要上层次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你物质上失去越多，你的道德会得到越多，这些李洪志的观念，从社会科学理性来看，充满了歪理邪说，当从社会心理学角度来看，它却反映了这个社会当中许多阶层中的个体对巨大转型的心理不适而引起的反应，如果，不是我党下决心把法轮功宣布为邪教严厉禁止，那么，我可以预言，中国就进入了一个新宗教蓬勃发展的时期，民间宗教极盛的时代将到来。将来会否出现这个局面呢？不知道。 前面提到的法轮功的现象（当然我不是为法轮功辩护），只是把其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来加以研究，是对转型过程心理不适引起的。因为我参与了上海的一个法轮功的调查，大概知识界有160几个人，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都不少，都是本科生以上的。而且80－90％都有农村背景，小镇背景，外乡背景，都有背景。而且是非常自恋，比较内向，个人的道德非常好，干活都非常认真，也尊重领都是这样的，同事关系都很平和，不与别人争的。为什么这些人还残留一点我们道德情怀，仍会成为法轮功的信徒呢？恰恰是他们过多的道德，而成为他们不能够进入到竞争的社会当中去，而且不以竞争财富做为自己的人生目标，他们觉得意义自有所在，而不在此，我们能不能提供一种意义呢？ 二000年一月十四日，江泽民在中央纪委第四次全体会议上说： “法轮功”问题的出现，给了我们深刻的教训，其中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就是一批党员、干部参与其中。相当一些在职的地、县级领导干部参与了“法轮功”活动。 江泽民在处理法轮功问题上，有严重失误。这个问题回避是回避不了的，必须认真吸取教训。 2014年1月16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