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份发言记录稿，最近以《中国政治新趋势》为题刊登于《南风窗》2014年第2期发表。由于篇幅所限，此前发表的文章有删节和处理。这里发表的是原文全文。)

　　从三中全会决定看国党化趋势

　　从形式上看，《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规划了几乎所有的领域，具体和全面的程度不但远远超过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的内容，而且也超过了今年三月国务院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如果对照几届代表大会的三中全会决定或决议，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政党越来越具体地介入政府规划的趋势，伴随经济社会问题的复杂化，党的决议和决定涵盖的范围和涉及的问题已经不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决议所能比较。政府工作报告里有很多领域没有讨论，例如过去五年中影响甚大的民族问题就没有讲。据说这不是总理分管的领域，但政府向人大作工作报告，应该是全面的工作报告，按照道理说应该全面讲。与此相比，本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不但涉及了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国防等各大领域，而且具体到生育和养老政策、高考形式、院士退出制度及具体的财政税收方面的改革。

　　2013年12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按照三中全会《决定》的精神，决定成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由总书记习近平任组长。小组主要职责是研究确定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和党的建设制度等方面改革的重大原则、方针政策、总体方案;统一部署全国性重大改革等。无论从三中全会《决定》的形式和内容方面看，还是从三中全会后中央和各级政府机构将《决定》精神转化为具体的制度、政策和法规的过程看，政党的决定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一个政府的方案，《决定》文本也很像是一份向全国人民发布的国情咨文。

　　汪晖认为，目前政党在履行权力和责任时应基本服从于国家运行的逻辑

　　大约十年前，我提出过政党国家化的问题，后来也进一步做过分析，我认为当代政党正在向国党转变，这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上述现象就是政党国家化在中国条件下的显现。这里暂时不讨论伴随政党国家化所产生的去政治化现象，而想谈谈由此在政治制度上引申出来的问题，例如，如果政党的决定类似于国情咨文，那么，这一决定的形成和发布过程与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协商会议的关系是什么?每年3月份召开“两会“，都是由国务院总理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做政府工作报告，并提交人大审议。传统上，政党主要确定大的方向，并不涉及具体的政策，且由于是政党的决定，故并不需要向“两会“发布或提交“两会“审议。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如果最全面的决定是党的决定，如果党的决定已经是一种类似于政府工作指南的文本，那么，在政党国家化的条件下，政党的决定也是国家文件。但现在仍然是按照过去的惯例，这份决定并不会直接提交人大审议。尽管中国共产党在形成自己的决定时，会听取民主党派的意见，但总的说，政治协商会议在程序上也并不介入这份决定的形成过程。人代会与政治协商针对的主要是政府及其各部门。每年“两会“都有学习活动，邀请中共高层出面向“两会“的代表就党的决定和工作安排做一些介绍，然后“两会“学习党的决定，但并不参与审议。另一方面，国务院总理每年通过“两会“的平台来向全国人民做报告，并召开记者招待会，但党的总书记由于是党内的职务，故并没有类似的向“两会“和全民说话的程序。这样一来，政治体制上出现了一些需要思考的新课题。

　　伴随政党与国家关系的新的变化，随之而来的是机构设置及其功能的变化。这里只谈制度结构和程序的问题。综合性的委员会的建立事实上是国家行政权力分工的新模式，但这个国家权力分工的模式是由党来赋权的，“两会“只是在事后通过对政府工作的审议和协商涉及这个问题。与此同时，这次三中全会还提出了党内的法规及按照这些法规治理党的问题，这也留下了两个需要重新整合的程序问题，一是执政党的法规与国家宪法之间的整合，二是执政党通过政策的法规化对国家权力分工进行赋权的过程与“两会”程序(审议、赋权、监督、协商等)之间的关系问题，或者说是党的政策的法规化所产生的合宪性问题。这两个问题背后是下述几个前提：第一，效率、产权明晰不可能解决政治合法性问题;第二，在国党化条件下，政党的去政治化导致政党的传统合法性资源逐渐地或部分地丧失效能，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难以自明地运用于政党实践;第三，新的合法性诉求是民主性质的，即普通民众要求平等，重建社会和自主性的社会网络，从而实现真正的社会主义宪政民主。这里提及的平等是多重性的平等，它至少整合了机会平等、分配正义、能力平等、多样性平等和国际性平等等多个层次，而实现了这一平等诉求的社会才是真正民主的亦即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所有这些问题都涉及政党与国家的关系问题，涉及在政党国家化的条件下，如何改革和完善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问题。

　　中纪委与检查机构的关系也是类似的。现在纪委领导人的任免要纵向化，即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受上级纪委的领导。其实，过去也是双重领导，只是现在更强调纪委对于同级党委的相对独立性。同时，《决定》也提出要增加检察院和法院的独立性。也就是说，纪委、法院、各检察院都要一定程度地与地方党委、地方政府半脱离，使得他们更加独立。这是为了更好地贯彻法治的精神。但加强法院和检察院的功能的同时，到底是应该加强还是弱化纪委的功能?在这个问题上，社会舆论中存在着以法治的理由弱化纪委职能的说法，即认为纪委是政党机构，而不是国家机构，纪委在反腐、防腐中虽然起着很大作用，但不符合法治的精神。理解了国党化这个问题，就比较容易理解为什么纪委在调查和惩处官员方面具有如此重要的——常常超过法院和检察院系统的——功能，因为从功能的角度讲，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也是国家机构，它监督党的各级领导人，可各级党的领导人实际上是国家行政结构的一部分，纪委作为党的监察机构也自然是国家监察机构体系中的一个角色，是特殊的国党结构下的机制。那么，在国党条件下，纪律检查委员会应该向谁负责呢?除了向中央委员会负责之外，它行使着国家职能，要不要也要向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负责?要不要以某种形式整合到国家体系当中来?这一整合的根据和可能产生的效果究竟是什么?这些都是伴随政党国家化而产生的、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国党化趋势下的政治改革

　　从政治改革的角度，上述这些变化恐怕需要考虑。既然政党和国家的关系事实上已经发生变化，政党已经取代和承担了相当部分国家的功能，那么，至少在履行这类权力和责任时，它基本服从于国家运行的逻辑，而不是一般的政党逻辑。从制度结构上看，党的会议扮演的角色应该与“两会”结合起来，形成一个新机制。如果政党已经在全面地处理国民生活的所有领域的基本问题，那党的决定也应该向“两会”作报告，并进行审议。这样也可以避免像前一届那样，党的领导人缺乏向全民说话的平台。中央委员会在形成决议的过程中，如何通过现有的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进行政治协商，形成国家决策，并接受审议和监督，恐怕也是将来宪法修订和政治改革必然会涉及的问题。既然政党已经如此接近于全面进入国家制度、国家结构，就应该由此讨论人大和政协的功能，以此来丰富和完善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现在让省一级政协的主席都退出党的常委会，我觉得有道理，因为政协是监督、协商机构，不能变成决策机构。但与此同时，如果不能完善政协的咨询、协商和监督功能，政协领导退出常委班子也就会削弱政协的作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审议、决定和监督功能，也需要考虑政党与国家间关系的变化。这在将来一定程度还会涉及党章与宪法之间组合关系的问题，即如何才能使执政党在宪法的框架下来行使职权。

　　政党国家化不是中国的独有现象。在西方，多党或两党民主的结构是稳定的，但功能已经有很大的问题，其核心问题是竞争性的政党都在国家化的过程中，原有的政治竞争已经让位于单纯的选举政治。这也表明这一政治形式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中国的政党体制与其他国家不同，执政党既是党，又直接进入国家体系，党和国的一体化，使它有了特殊的能量，但同时，由于执政党本身是一种独特的国家结构和机制，如果不能以宪法的方式处理党-国关系，也很容易带来问题。如果执政党决定一切，而人大、政协没有一系列针对国党结构的协商、审议和监督机制，这个结构就会产生新的问题。

　　国党化是20世纪晚期到21世纪逐渐明确化的一个普遍趋势，也就是说，基本的政治构造正在发生变化。当然这是漫长的变化，政党在形式上不会完全改变，还是叫政党。但是需要在理论上阐释清楚这个问题，否则政治改革的方向就是不清晰的。例如，在设计政治制度的时候，仍然把党、国家等等区分得很清楚，并按照这个传统逻辑推进政治改革，恐怕不能产生真正的效果。我们需要了解，为什么在当代条件下会出现国党现象，国党预示着什么样的政治趋势，它产生的必然性及所面临的挑战、危险，都需要成为新的政治改革的议题。

　　因此需要对当前的现实政治体制、政治趋势进行理论研究，在这个脉络下重新思考什么是政治改革。否则，政治改革就很难摆脱在两种传统模式之间的循环。政党国家化与现代经济过程有密切关系，这使得今天的政党很难再退回19或20世纪的政党模式。这意味着两种老路均难走通了。许多政治精英，也包括西方媒体，在讨论中国政治改革时提出的唯一路径似乎就是多党议会模式，但却对在西方和非西方国家(如印度)正陷于危机之中的这一模式本身缺乏分析。除了去政治化的政党危机外，新的政党也多半是财阀加少数政治精英构成的政党，其他社会运动只能处于这一政党政治的边缘地带。可是话又说回来，两种路径都有值得借鉴的要素，比如分权制衡，一般来说是西方的，可是在今天的条件下也不能说不能有分权制衡，关键的问题是什么结构下的分权制衡;再比如，群众路线、统一战线是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的传统，在国党化的条件下到底应该用什么方式来表述并推进其实践，是一个新问题。要谈群众路线，就需要讨论“群众”的自主的能力;在这个意义上讨论政治改革，首先需要的可能是“底层设计”。

　　国党化这一现象的出现，意味着政治的未来需要重新讨论。国党化的危险是去政治化，即不再有政治动力，似乎一切都是“倒逼”而来，没有政治的能动性。如果事事都是“倒逼”的结果，一切都是被动的顺应，那么以往的革命和改革就无从说起了。对于一种情境，可以有不同选择，而“倒逼”这个词让人想起的是别无选择的决定论。没有主动性和能动性，没有价值的介入，就没有政治。若在这个意义上谈论“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不免让人担忧。相较而言，“摸着石头过河”反而比“倒逼”而来的“顶层设计”留有更多的创造性空间，因为它承认不知道未来的道路，要通过探索来了解未来。《决定》强调必须综合“摸着石头过河”与“顶层设计”，而不是孤立地强调一个方面，是很重要的平衡。未来只能在自己的脚下，在脚踏实地的实践中。“摸着石头过河”这一表述不够清晰的是方向问题，亦即政治性的问题。如果现在的改革都是“倒逼”的结果，就既谈不上方向问题，也没有摸索过程的能动性。我认为这是去政治化的一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