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题目就叫“美国在玩火”。[41]6月18日，新华社发表评论员文章，指出：“美国政府出尔反尔，公然改变将近17年美国历届政府禁止台湾领导人访美的政策，说到底是美国一直没有放弃把台湾当成美国‘不沉的航空母舰’，阻遏中国的发展、壮大和统一。”[42]这就终于把话说到家了。随后，中国采取了中美建交以来第一次落地有声的行动，在台湾海峡及附近举行军事演习。第一次是1995年7月21日，第二次是8月15-25日，第三次是10月海军诸兵种合成演习。美方的回答是，派“尼米兹”号航空母舰驶过台湾海峡，9月两架E-2T预警机运抵台湾，美国国防部制定台湾海峡危机“因应计划”，而台湾当局则大幅度增加防务预算，达到104.8亿美元。1996年3月。针对台湾“总统直选”，中国又一次举行呈钳形攻击之态的军事演习，意在警告台独势力，并阻李登辉当选。而美国则宣布“独立”和“尼米兹”号航空母舰战斗群驶向台湾海峡。 这场对峙充分说明，美国是台独的后台，而台独势力则是美国与中国为敌的急先锋。通过这次较量，美国多多少少触到了中国的底线，变得稍微谨慎了一些。4月25日，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莱克发表讲话，称要“同世界大国”，“特别是那些对我们的目标具有巨大促进或妨碍能力的国家”，“保持建设性的关系”。随后，美国宣布取消对华卫星及一些军事技术出口的限制，作出了一些改善中美关系的姿态[43]。但是，另一方面美国却加紧与台湾勾结。据今年7月25日《洛杉矶时报》透露，自1996年台海危机以来，克林顿政府不动声色地加强与台湾的军事关系，授权国防部与台湾武装部队进行战略对话，允许台湾军事领袖访问美国，非制服官员也可以就东亚的军事战略和台湾对外来侵略的反应等问题交流意见，“讨论范围从采购到政策层次不等。”1998年10月，台湾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唐飞实现访美。同时，美国开始认真考虑构筑针对中国的军事包围圈。1996年4月，美国总统克林顿访问日本期间，日美两国首脑签署了“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提出修改《日美防卫合作指针》。1997年9月23日，美日在纽约正式公布了新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新指针分日美两国“平时”、“日本出现紧急事态”和“日本周边地区出现紧急事态”时双方如何合作三个部分。1998年4月日本提出与之相关的三个国内法案。即，《周边事态法案》、《自卫队法案》、《日美物品劳役相互提供协定案》。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周边事态概念模糊，实质是将台湾海峡未来战事包括在日本周边事态中，以《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为台独保驾护航。“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相关法案”实际上是战争法案，它使日本防务实现了突破“专守防卫”的限制；在范围上，防卫地区由日本及其附近海空域扩大到亚太甚至更为广泛的地区；防范对象由主要为前苏联改为“多元威胁”，包括朝、中、俄等在内的诸多国家；突破了日本战后宪法禁止行使集体自卫权的规定，从而对中国本土构成严重威胁。今年5月24日，日本国会参议院通过了这一系列法案。除此之外，我们还注意到，几乎在同时，5月25日菲律宾参议院二读通过美菲军事协议，使整个菲律宾成为美国的军事基地。 遗憾的是，尽管中国也认识到美国亡我之心不死，但却总是一厢情愿地试图去规劝、感化美国政府放弃敌视中国的既定战略，要美国与中国“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就在美国有条不紊地构筑东亚包围圈的时候，中美高层互访却频繁进行，到1996至1997年初，中方人士开始谈论中美关系“雨过初晴”。[44]但事实上，美国国内的妖魔化中国的气氛正趋于白热化。李希光的概括是：“1997年春天：妖魔化上升为美国主流媒体的主旋律”。而就在这一年，中美两国首脑居然声称“共同致力于建立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一些中国学者认为，这种“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的性质”是不同于冷战时期的那种“战略”概念。它不针对第三者，也不具有排他性[45]。郝雨凡教授却暗示，中美间新的战略关系是“提升中国现代化程度并改革中国共产主义制度。”[46]真正的问题是，美国一方面用战略伙伴关系安抚、麻痹中国，另一方面却布署军事遏制网，以便不动声色地迫使中国接受美国的价值观念和社会制度，实现其“世界新秩序”。 时间进入1999年，美国对中国的敌意进一步变为直接行动。1月初，众议院称中国20年来在设法收购具有强大军事威力的美国导弹和核技术；几乎与此同时，众议员罗拉巴克尔提出建议，敦促克林顿支持菲律宾要求中国撤出在美济礁上的设施；1月11日，美国国务院鲁宾在记者招待会上称，今年春天将在日内瓦召开的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会议上，美国有可能再次提出谴责中国的议案；1月中旬，美国国会一再通过提案，要求将台湾纳入美国在东北亚部署的战区导弹防御体系（TMD）范围；同时，美国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格雷格·马斯特尔发表文章，将中国对美贸易顺差恶意夸大，说1999年可能会达到750亿美元，从而为反华舆论火上浇油；也是在1月份，前驻华记者詹姆斯·曼《向后转》一书发表，系统批判从尼克松开始的美国对华政策，主张不顾一切的强硬的反华政策，得到美国舆论界的喝采；2月2日，美国众议院对华高技术贸易特别委员会要求加紧对超级计算机出口的控制；2月13日，美国政府正式否决休斯公司与中国达成的4.5亿美元的卫星出口协议，把口头抨击上升为实际行动；2月26日，美国国防部发表报告，详细描述了中国在台湾海峡附近集结导弹和军队的行动，参议院则全票通过一项决议谴责中国的人权政策，决议敦促参加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会议的美国代表团发起谴责中国的决议案。3月7日，国会抛出所谓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间谍案，指控美籍华裔科学家李文和向中国泄露了W-88弹头的小型化设计技术。次日，能源部长理查森未经确证即解雇了李文和。4月，克林顿政府向中国漫天要价，阻挠中国加入世贸组织；5月8日，美国轰炸我驻南联盟大使馆，试探我保卫主权的决心，并且一再编造谎言，诡称误炸。 正是在美国敌视中国、支持台独的实际政策鼓励下，李登辉有恃无恐，掀掉了“两国论”的盖头帕。两国论刚出台时，克林顿政府重申“一个中国”政策，各国也纷纷表态支持“一个中国”立场，李登辉不得不辩称别人误读了他的讲话。但是，7月30日，美国防部宣布将卖给台湾一批价值1.5亿美元的军用器材！紧接着，7月31日，美又宣布将向台湾出售另一笔价值4亿美元的军事设施！其中赫然包括两架E-2T“鹰眼”空中预警机、先进的地面雷达和可以识别我空军各型作战飞机的相关软件。美国防部称，这两笔重要的对台军售，既可以增强台湾的“自卫能力”，又不影响台海两岸的基本军事力量平衡。然后，美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主席吉尔曼率团访台，公开支持“两国论”，摆明了美国的态度。有了美国的支持后，李登辉高兴得眉飞色舞，干脆去掉了“特殊”二字，变“特殊的国与国关系”，为“国与国关系”，说“两国论”闹得越大越好，好让国际社会知道“中华民国”的委屈。 结束语：认清美国本质，武力攻取台湾 回顾二十年对美外交历史，并不是要批评指责政府外交路线，而是要立足现实，总结经验教训，亡羊补牢，重新争取主动地位。应该承认，到了今天这个地步，除了对台动武，已经别无解决台独问题的良方。而且既然要动，晚动不如早动，边试探边动不如谋定而动。美国虽然是台独的教父，有着强大的军事力量。但是，根据与中国打交道的经验，美国可能基本认定中国不会动武，因而没有准备好与中国开战。况且无论国家导弹防御体系还是战区导弹防御体系都还刚刚开始研制，美国还不具备打了中国自己不受伤的能力。因此，如果中国下决心解决台湾问题，不怕与美国正面交锋，美国并不见得就会深深地卷入。只要打赢这一仗，多年来美国欺辱中国的历史就将彻底改写，而中国人民就能重新团结凝聚在中国共产党周围，二十一世纪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也才会有保障。从这个意义上，李登辉的“两国论”将有可能变废为宝，成为中国历史的重大转折点。 注释： 10 参议院的报告承认，这段文字非常接近美台安全防务条约的相关部分：“在美 国与别国签订的安全防务条约中，没有任何一个条约授权总统，在条约另一方受 到攻击时可以直接引进美国武装部队，并要求美国自动这样做。每一条约都只是 要求美国，将根据其‘宪法程序’来决定采取何种行动，都明确表明美国的承诺 是有限定的，即考虑到在没有条约的情况下美国政府内部权力分配原则，而且都 表明美国有权决定何时何地采取何种行动最为合适。所以，对台湾安全的‘绝对 ’保卫条款将要比现有的美台安全防务条约中的防务条款更具深远意义。”郝文 ，333。 24 事实上，在伊入侵科威特以前，美国一直扶植伊拉克。伊拉克对科威特动手前曾请示过美国，美国表示“愿意与伊拉克继续保持一种更加友好的关系。”因此，实际上是伊拉克落入了美国精心布设的一个建立“世界新秩序”的“杀鸡给猴看”的圈套。参见张海涛：《三说美国：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危机》第518页，当代中国出版 二十年来的对台政策需要检讨肖喜东一、二十年来的对台政策是失败的 形势的无情发展，已经迫使人们面对一个现实：我国领导人二十年来试图解决台湾问题的政策，是彻底失败的。如果这一点在有些人那里还有疑问的话，且让我们回顾一下有关基本事实： 二十年来，我国领导人的对台政策没有赢得台湾岛上的人心。这是最基本的、最重要的事实。二十年来，不仅没有赢得人心，而是逐渐失掉民心，中国政府在台湾民众心目中的形象每况愈下，在今天降至最低点。十几年前，当台湾民众刚刚开始有机会访问大陆或接触来自大陆的信息时，他们或者出于对国民党反共八股宣传的逆反心理，对新中国社会带着一种敬意和好奇心理，或者出于对国民党腐败黑暗统治的厌恶，他们希望在祖国大陆看到一个光明、温暖、精神上清洁健康的社会－－总之，一个与台湾社会完全相反的社会；在八十年代，台湾的书摊上出现了祖国大陆的学术书籍，追求进步的台湾青年以看大陆书籍、认识简体字为荣，台湾青年候德建、林毅夫投奔大陆，就是一种象征。然而，随着八十年代出现的、后来愈演愈烈的对新中国前三十年的否定和丑化，也随着中国大陆学习“台湾模式”的发展经验，台湾的社会弊病也出现在大陆，并且愈演愈烈，甚至赶超台湾，祖国大陆在台湾民众中的形象越来越差，到九十年代，发生了根本的质变：仿佛过去国民党对祖国大陆的一切污蔑宣传都被来自大陆的信息所证明是真实的。台独思潮在九十年代的膨胀，是和祖国大陆在台湾岛内的感召力的丧失紧紧相联的。 如果说“台湾民众”的提法过于笼统的话，我们可以具体看，二十年来，我国领导人的对台政策，在台湾各个政治派别、各个社会阶级、各个省籍族群中，都达到了什么感召效果。总的来说，是一无所成，甚至适得其反。台湾主要的政党和政客，包括被长期“寄望于”的台湾统治集团，无一认同“一国两制”，几乎全都将两岸关系定位于“两国论”或类似的表述，这已经被他们各自的立场表态所证明了。再看社会各阶级。被中国领导人所重视、拉拢的台湾大中资产阶级，其实是台湾资产阶级中最国际化、最买办化的部份，他们对中国的内心态度，完全和国际上最反华的美日统治者站在一起。台湾的中产阶级处在自由主义和西方民主的意识形态统治下，他们把中国政府和解严前的国民党的腐败独裁统治完全等同起来，因而不认同任何形式的“统一”。作为人数最多的下层民众，他们在过去二十年中从未是我国领导人争取的对象，他们中有很多人受族群法西斯主义和台独“民粹主义”宣传的蒙蔽，更不理解“一国两制”，在两次台湾“总统大选”中，把选票投给李登辉和陈水扁。再来看不同的省籍族群。台湾的本省人被台独势力宣传为“中国外来政权”的受害者，在缺少有效的、针对性的言论回击之下，他们接受了这种宣传，不认同祖国大陆，而近十年来，台湾的很多外省人也接受了这种宣传，产生了“外来压迫者”的罪责感，因此，为了解脱自己，在拥护台独时表现得比本省人更积极。 即使是在台湾认同统一的团体和派别中的右派或中间派，对我国领导人的具体对台政策也非常不满，他们亲眼目睹这种政策在台湾的失败。比如，具有统派观点的《海峡快讯》评论到：“从邓小平到江泽民，一成不变表面上‘寄希望于台湾人民’实质上是更寄希望于国民党上层与一些投机政客的对台政策手段，即使不是完全破产，也已经是在此次台湾选举中碰得头破血流。”①（先后被邓小平、江泽民接见过的李远哲便是这样一位投机政客）最后，台湾还有一小部分反帝、关心工农的进步团体，他们主张统一，反对台湾成为美日帝国主义围堵中国大陆的工具。比如，台湾劳动党的纲领这样写到 ：“有过光辉历史的台湾人民革新运动，唯有在经由第一期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第二期追求新民主主义变革目标，到第三期国家统一、两岸人民共同追求社会主义理想的历史推演中，才能最终完成台湾人民革新运动长达一世纪的历史任务。”然而，这又与我国领导人的“一国两制”－－“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相矛盾。由于二十年来从未对代表工农利益的统派予以支持，这部分势力已经被严重削弱。 总之，二十年来的对台政策的两大中心内容，即“一国两制”的和平橄榄枝，与“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的军事威慑，对台湾岛内无论是统治者还是民众，都没有奏效：“一国两制”、“和平统一”没有得到台湾社会任何阶层、任何团体的理解，没有争取到任何同盟和朋友，反而被国民党统治者和台独势力所看穿，被他们当成中国领导人不急于统一、没信心、没能力统一的证明；而“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的声明，不但没有威吓住台独势力，反而因此在民意战上输给台独政客，使他们的政治行情一再涨价，台湾民众也没有因为武力威胁而回心转意，反而更加和祖国大陆离心离德，使两岸隔阂、误解加深。 再来看二十年来为实现祖国统一创造了那些国际条件。二十多年前，祖国统一存在着极其有利的国际条件：中国在国际上是第三世界的道义领袖，我们的朋友遍天下。解放台湾、回归社会主义祖国是“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这一当时世界大潮流的题中应有之义。在当时，台湾是美国政府手中的麻烦，而不是中国政府手中的麻烦。这些，都是新中国建国以来独立自主的革命外交政策的果实。二十多年后的今天，情况完全颠倒了过来，新中国的崇高外交形象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谄媚强权、嫌贫爱富、短见势利的“实用主义”外交，在世界各地和台湾统治集团以金钱争夺外交的结果，是到处被动挨打，随时随地都要担惊受怕地提防台湾统治集团的银弹外交、过境外交、升旗外交，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在和西方政府的交往中，中国领导人更是处处被动挨打，台湾问题反而成了美国政府时刻敲诈中国的王牌。 最后一个基本事实是，二十年来，我国领导人在统一问题上的思想、语言优势丧失殆尽。二十多年以前，国民党当局象害怕洪水猛兽一样害怕台湾同胞接触大陆的人民、书刊、思想，中国的社会变革、思想意识甚至影响到西方国家，转而影响那里的台湾留学生，造就了保钓、追求统一的进步一代。今天，情况也颠倒过来了：我国领导人不敢理直气壮地为自己的社会制度作辩护，台湾政客在那里假惺惺地声称“自由民主统一中国”，而我国领导人却只能说：“只要在一个中国原则下什么都可以谈”。其次，我国领导人对二十年来台湾社会的巨大变化茫然无知，对台独意识形态不去做调查研究，以想当然的方式去理解，报刊上连篇累牍的批判文章，隔靴搔痒，自说自话，通常批不到点子上。《海峡快讯》评论道：“（大陆）对台单位竞相出版豪华而又重覆但不知对象何在的对台宣传刊物，不断接待反反覆覆都是相同的以鼓吹统一为业的政客、学者，一成不变地提出同样的宣传论调，以致相当多的台湾民众感到反感。”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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