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000年七月九日，李登辉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说，台湾当局已将两岸关系定位在“国家与国家，至少是特殊的国与国的关系”上。 二000年七月十日，台湾海基会董事长也说，两岸本来就是“两个独立的政治实体”，两岸会谈就是“国与国的会谈”。 二000年七月十二日，外交部发言人正告李登辉及台湾当局，不要低估中国政府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决心。 二000年七月十八日，江泽民与克林顿通电话说，最近，李登辉公然将两岸关系说成是国与国的关系，这是他在分裂国家的道路上走出的十分危险的一步，是对国际社会公认的一个中国的原则的严重挑战，进一步暴露了他蓄意分裂中国领土和主权，企图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动的本质。如果出现搞台湾独立和外国势力干涉中国统一的情况，我们绝不会坐视不管。 美国是怎样制造和支持两国论的？韩德强一、问题的提出 7月9日，李登辉借接受“德国之声”电台采访，又发惊人之语，称两岸关系至少是“特殊的国与国关系”，从而向公开宣布独立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如果照李登辉自己的说法，“中华民国从1912年建立以来，一直都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又在1991年的修宪后，两岸关系定位在特殊的国与国关系，所以没有再宣布台湾独立的必要”，则问题更严重，李不但确认了独立，而且把确认独立的日期提前到1991年，只不过没有宣布，也没必要（或没胆量）宣布罢了。了解台湾问题历史的人都知道，这一谈话是在触碰中国设定的对台动武底线，试探中国政府解决台湾问题的决心和意志。 对此，中国政府不能不立即作出最强烈的反应。7月11日，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发言人称：“李登辉公然将两岸关系歪曲为‘国与国的关系’，再一次暴露了他一贯蓄意分裂中国的领土和主权、妄图把台湾从中国分割出去的政治本质，与‘台独’分裂势力的主张沆瀣一气，在分裂祖国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李登辉自己的言行证明了他一再表示的‘不会也没有必要采取‘台独’路线’、‘没有放弃追求未来统一的目标’，完全是对台湾同胞、国际舆论的欺骗。”接着，发言人警告李登辉：“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拒绝统一，蓄意分裂，为两岸关系发展制造障碍，违背中国人民的意志，逆潮流而动，是不得人心的，是注定要失败的。我们严正警告台湾分裂势力，立即悬崖勒马，放弃玩火行动，停止一切分裂活动。我们将一如既往地与广大台湾同胞一道，全面发展两岸关系，推动祖国和平统一进程。” 这一声明清醒准确地揭露了李登辉的政治本质，不再将统一的希望寄托在台湾当局上，而是诉诸广大台湾同胞，诉诸台湾人民。这也许标志着中国对台政策的重大转变，是很值得人们高兴的。 但是，细心的人可能会想，作为一个政治人物，李登辉应该是讲究现实的。 为什么李登辉会在台独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为什么他竟然敢以二千万台湾同胞作抵押，向中国设定的动武底线挑衅？难道他真是像新华社评论员所形容的那样是一个“带着失落、焦虑与偏执”的偏执狂？难道他真的是“一意孤行、执迷不悟”的政治飞蛾？ 事情恐怕没有那么简单。在台湾政坛上，李登辉的确是一号人物，其政治手 腕之高明、毒辣令人折服。1992年李登辉利用郝伯村挤走李焕，而后1996年又用连战和宋楚瑜挤走郝伯村。1996年李登辉连任后，又用冻省的办法对时任台湾省省长的宋楚瑜来了个釜底抽薪，并进一步欲将宋挤出国民党。而宋楚瑜却曾经是李登辉继任蒋经国的关键支持者，两人曾一度亲同父子。此次李登辉在中美关系处于低谷时期，选择德国媒体发表“特殊的国与国关系”论，也是蓄势而来，意味深长的。 事实上，正如新华社评论员在8月5日三评辜振甫文中所分析的，自李登辉上台以来，台湾岛内的独台势力就迅速发展壮大起来。“他以建立‘民主政治’、允许不同政见的政党和组织存在为名，纵容、扶持‘台独’，‘台独’势力‘独立建国’、建立‘台湾共和国’、‘公民投票决定台湾前途’的调门越来越高，李登辉逐渐成为公认的‘台独’保护神和同路人。他推出一整套以‘中华民国在台湾’为中心内容的政治体制改革方案，试图把所谓‘中华民国’的主权和领土限定在台、澎、金、马，把它们从中国的主权和领土中分割出去。他不择手段将台湾问题国际化，配合西方反华势力大打‘台湾牌’，把国际社会当作谋取‘台湾独立’、与祖国大陆进行较量的主要场所。他处心积虑地调整军事战略，更换军队将领，完成‘军队本土化’，并大量向国外购买先进武器，穷兵黩武，积极整军备战。李登辉在台主政１１年，推行分裂、攫取权力的时机、方法和手段时有不同，但他欲在台湾建立与祖国大陆分庭抗礼的‘独立主权国家’图谋，是始终如一、顽固不变的。”在李登辉的扶持和配合下，台独如今已经成为台湾岛内的主流政治心态。“两国论”发表后，新党立院党团召集人郑龙水委托民意调查基金会所作的民意调查显示，5.2%的受访者赞成李登辉总统提出两岸关系是“特殊国与国关系”，23.4%的人反对。同时，82.5%的受访者认为，大陆不可能接受“两国论”；49%的人担心中共会强烈反弹。这说明，至少就目前的实际心态而言，台湾公众的多数并非心向统一，而是希望台独。这既是李登辉长期以来执行扶持台独方针的结果，反过来也是李登辉提出“两国论”的后盾。如果说大势，那么我们得承认，至少在台湾岛内，台独是大势，是民心所向。李登辉的“两国论”抛出后，主张台独的民进党就高兴地指出，国民党与民进党主张的趋同，说明台独与“国家安全”两者并不矛盾。“两国论”是对民进党总统候选人陈水扁的一个贺礼，是将大批因担心大陆动武而不支持民进党的选民送到了民进党的怀抱。 也就是说，在大陆对台湾二十年的呼吁、接触、交流和血浓于水的同胞情感诉求以后，在几乎无条件出让大陆市场给台湾商人以后，在台湾对大陆的贸易顺差长期居高不下以后，台湾当局不是更愿意统一了，而是更愿意独立了，台湾公众的回归心态不是增强了，而是减弱了。统一祖国不得不更加依靠武力，而不是民心。这才是中国需要直面的现实。现实是必要性和可能性的结合。从实现台独的角度来看，李登辉和一部分台湾人从骨子里主张台独，这只是必要性；中国的对台政策没能约束台独分子，反而使之有越来越大的活动空间和能量，这是可能性；李登辉想挟洋人以自重，这是必要性，中国的对美外交使李登辉之流有越来越大的空子可钻，这是可能性。今天，当我们面对日益严重的台独形势时，固然需要对台独势力以武力相威胁，是不是同时也应该反省一下，我们的外交政策和对台政策是否为李登辉之流的坐大提供了可能性？本文拟专就中国对美外交与两国论发展的关系作一些探讨。有机会的话，还将讨论中国对台政策与两国论发展的关系。 在这里，我首先要感谢（中国）外交学院苏格教授和（美国）科盖特大学郝雨凡教授。苏格教授所著《美国对华政策与台湾问题》（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6月第一版，全书共815页，以下简称“苏文”）依据大量翔实的资料，特别是美国国家档案馆、各有关总统图书馆等处解密的美国政府外交文件写成，对中美关系及台湾问题的每一个曲折都有充分的解剖。郝雨凡教授所著《美国对华政策内幕》（台海出版社，1998年6月第一版，全书共498页，以下简称郝文）则将《中美建交公报》和《与台湾关系法》的出台经过分析得淋漓尽致，其资料不仅来自政府文件和国会记录，还来自直接采访中美建交的美方决策当事者，如万斯、布热津斯基等。这两本同年同月出版的书相互参照，为我们认识台湾问题的来龙去脉提供了可靠的依据。不同观点的人对中美关系可以有不同认识，却不能不尊重这两本书所提供的第一手资料。 本人研读这两本书的第一个结论是： 二、《中美建交公报》留下了两国论的隐患 说到底，台湾问题是一场未曾结束的内战的产物。在中外历史上，由于内战而使一个国家分裂成两个或多个国家的事例不胜枚举。二战以后，东、西德，南、北朝鲜都是一个国家分裂为二的现成例子。那么为什么唯独新中国不接受国家分裂的现实呢？这不能不涉及到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的高度民族意识和阶级意识，以及海峡两岸地域和力量的不平衡。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长期饱受西方列强欺凌。作为站在反抗侵略最前沿的中国共产党经过长期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终于战胜了西方列强及其代理人蒋介石，赢得了民族的独立和解放。然而，就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于1950年5月解放海南岛，即将进攻台湾之际，美国在朝鲜半岛挑起了战争，迫使新中国面临两线作战的形势，同时又派其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从而阻止了中国解放台湾。这又一次让中国人民感受到西方强权的侮辱，更加激发起中国政府解放台湾的坚强决心。同时，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感也促使中国政府有义务和信心解放台湾饱受剥削和压迫的广大台湾同胞。更何况，大陆地广人众，如果没有外来干涉，解放台湾并不是太困难的事。另一方面，以封建地主和官僚买办阶级为骨干的蒋介石集团的阶级意识也十分强烈，他们和共产党相互有“杀父之仇”，并不甘心于失去剥削和压迫广大劳动者的特权，也不甘偏安台湾小岛，做梦都在反攻大陆。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前期，台湾躲在美国的保护伞下不断袭扰大陆，成为美国冷战棋盘上的急先锋，对大陆的经济和社会生活构成严重威胁。这就是所谓“海峡两岸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的真实含义，它意味着海峡两岸都不满足于暂时分裂的现状，都希望以自己的方式来统一中国，因此意味着海峡两岸实际上处于冷内战状态。 十分清楚，阻碍中国解放台湾，使冷内战得以维持的是美国。早在五十年代，美国就阴谋制造永久性的“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幸被毛泽东的炮打金门战略所破解。迟至1972年尼克松访华，美国仍将中国视为敌国，对中国用尽了封锁、包围、渗透、武装挑衅之能事。但是由于美国自恃强大，迷信武力，四面出击，不断碰壁，特别是在越南战场上被越中人民联手打败，其实力遭到严重削弱。对美国当局来说更危险的是，在1970前后，苏联核力量迅速接近和超过美国；欧洲和日本的力量增强，美元地位岌岌可危；而且美国国内的反战力量蓬勃发展，矛头直指政府。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美国不得不承认自己实力有限，收缩敌国对象，考虑与中国建立战略联系以制衡苏联（顺便说一句，苏联解体后，中文媒体跟着西方媒体称苏联为前苏联或原苏联，这是不妥当的。既然并没有新的“苏联”出现，就不需要加“前”或“原”。谈到苏联，历史上只有一个，即存在于1922-1991年间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这是西方抹杀苏联存在历史的语言霸权游戏）。这就为中美建交和中国解决台湾问题提供了希望。很显然，这时美国需要中国超过了中国需要美国，中国完全有可能抓住时机逼迫美国放弃或至少最大限度地削弱对台湾的支持，从而减少解放台湾的阻力。当然，由于国内强烈的反共情结和强大的亲台势力活动，逼迫美国让步将是渐进的，不能指望毕其功于一役。中美《上海公报》就开了一个很好的头。在《上海公报》中，中方没有作任何让步，却迫使美方放弃了“台湾地位未定论”，承认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样就从国际法的角度从名义上剥夺了美国干涉台湾问题的权力。此外，美国还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事实上，美方出于在亚太地区全面收缩的战略调整，也为表达与中国结成战略伙伴关系的诚意，在《上海公报》发表至1976年底，美国在台湾的所有作战部队和绝大部分军事人员都已撤出台湾。 到1978年，中方又有一次机会迫使美国让步。当时苏联利用美国实行对苏缓和政策的时机，加紧在非洲扩张。1978年初，苏联支持古巴在东非建立“红海联邦”，支持埃塞俄比亚反对索马里，4月又支持阿富汗政变，并应政变领导人阿明邀请进驻阿富汗。美苏关系骤然紧张，美国国内批评卡特政府软弱的声音四起。与此相反，中苏间却出现缓和态势，国际战略格局朝着不利于美国的方向发展。于是，卡特政府不得不采纳主张对苏强硬、对华友好的布热津斯基的意见，谋求加速与中美关系的正常化。与此同时，苏联也向中国示好，1978年初苏联第一副外长致信中国要求重开边界谈判，并谋求中苏关系正常化。这样，中国就处于美、苏、中三角关系最有利的位置上，既可以打美国牌压苏联让步，又可以打苏联牌压美国让步。然而，由于中国当时实权派领导人的亲西方倾向，中国不假思索地拒绝了苏联的建议，轻易地放弃了苏联牌，削弱了自身在与美方谈判中的地位。 接着，布热津斯基来华访问，受到时任副总理但已掌握实权的邓小平的接见。卡特和布热津斯基等美国政要内定的美方建交条件主要有以下五点：第一，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以后，可以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这将是美国在关系正常化谈判中的中心立场；第二，美国将要发表一个单方面声明，即台湾问题和平的解决，而这个声明不会受到北京的反驳；第三，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将不是“废除”，而是根据条约本身的条款规定，予以中止。这将要求条约一方给予另一方一年的期限；第四，美国政府与台湾关系正式解除后，美国政府愿意与台湾的所有协议和条约都生效，不会自动失效，正如其他国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以后采取的方法；第五，美国政府在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以后，将根据美国国内法律的要求，能够继续保持与台湾人民在非官方基础上的广泛联系[1]。 值得注意的是，当布热津斯基巧妙地向中方传递了上述信息后，邓小平并未对其中的核心问题如对台军售和不反驳美国的单方面声明上坚持表明中方的一贯立场，由此，布热津斯基相信中国会作出重要让步[2]。 1978年下半年，当中美开始关系正常化谈判时，中方坚持下列原则：一、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主要障碍，是美国出兵侵占中国领土、干涉中国内政造成的。二、要实现关系正常化，美国必须接受中国政府关于断交、撤军、废约三个条件。三、美中关系正常化以后，美国只可以与台湾保持民间往来，只可以在台湾设立民间机构。四、美国不应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五、统一中国是中国的内政，以何种方式统一，别国无权干涉[3]。 很显然，这与美方的五点立场存在重大分歧，别是在中美双方都认为是核心问题的对台军售问题上，立场截然相反。事实上，直到十月初，黄华外长仍然反复强调，中国政府绝不会允许美国在建交后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如果美国如此坚持，北京只好终止建交谈判[4]。但是，这时候邓小平出来说话了。10月25日，在邓小平访问日本东京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现在有一个两个朝鲜的问题，有两个德国的问题，也有两个中国的问题。这些问题将最终得到解决。如果十年不行，那就一百年；如果一百年不行，那就一千年，这是符合人民愿望的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5]这段文字表明，邓小平为了尽快与美国建交，愿意把台湾问题的解决推向遥遥无期的将来。而且，邓小平还承认有两个中国的问题。我们注意到，这时邓小平同志已经成为中央领导核心，在半个月以后的中央工作会议（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3日在北京召开）确立了邓小平的核心地位。就在中央工作会议结束，邓小平发表著名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的那一天，邓接见了美国大使，全盘接受了美国的条件，同意不反驳美国的单方面声明，同意美国继续保持与台湾的经济、文化关系，同意美国终止而不是废除美台共同防御条约，默许美国继续可以向台湾出售武器，只是在1979年这一年里不向台湾出售武器，同意1979年1月1日建交，并接受美国政府的访美邀请[6]。 有意思的是，卡特总统接到伍德科德的报告后喜出望外，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卡特一方面决定于12月15日公布谈判结果，以免夜长梦多；另一面要求伍德科德向邓小平澄清，美国只是在1979年中断对台军售，以后还将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伍德科德个人认为无此必要，因为他认为中方已经彻底了解了美国的立场，但白宫一再坚持伍德科德申明此要点。据说邓小平非常生气，因为这等于是要邓小平把默许变成明示，承担作出重大让步的责任。面对此种压力，邓小平只好申明中国政府坚持不能接受美国继续对台出售武器[7]。谈判眼看功亏一篑，布热津斯基给了邓小平一个台阶，建议在军售问题上“双方同意存有分歧”，但不影响中美建交。邓小平接受了[8]。12月15日，卡特总统即在电视上兴冲冲地宣读了中美建交公报。 由此可见，中美关系正常化是以中方在台湾问题上作出实质性让步为代价的。美方不但通过建交获取了对苏冷战的战略利益，而且通过继续对台军售保持了对中国内政干涉的特权。而中方则由于同意在存在关键性分歧的情况下实现了与美国关系的正常化，失去了利用有利的美、苏、中大三角关系制衡中、美、台小三角关系的机遇。更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在对美有利的条件下保留分歧实现中美建交的模式在此后屡屡重现。众所周知，中美建交二十年来，美国不断干涉中国内政，不断加大对台武器出售力度，而中国却只能在强烈抗议中步步退让，不敢以断交或只是降低外交关系级别相威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