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的历史使命

　　3) 革命者必须正确对待群众运动

　　从《五一六通知》到《十六条》，领导干部们大多不理解文革，这也很容易理解。因为“时间很短，来势很猛”，作为发动者和领导者，毛主席“也没有料到”。

　　但是，很多干部因为受到冲击后，就“怕起红卫兵”来了，这说明干部们还是不够理解群众运动，不能正确对待群众运动，不懂得群众中蕴藏着巨大的创新能力，群众将接受教训、自己教育自己。总之，任何领导干部、知识分子和骨干分子，任何革命者都应该学习有关革命群众运动的基本原理：这也是无产阶级意识形态与资产阶级以及任何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的最根本区别(请参阅本章附录中的马恩列斯毛语录)。

　　3. 九届二中全会批英雄史观和批林批孔

　　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于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在庐山举行。全会出了乱子，那就是副主席林彪在原定三项程序之外，发表了称赞毛主席天才、反对“有人”否认毛主席是天才的讲话，引起轩然大波。分组会上，各组还宣讲了陈伯达所选编的恩、列、毛论天才的材料，把矛头指向了张春桥。林彪手下的黄吴叶李邱五员大将更是火上添油，还拉拢了汪东兴以制造毛主席支持他们的假象，结果形成了多数中央委员支持林彪、要揪张春桥的局面。毛主席知道后立即召集常委会，再将统一的意见告诉政治局委员：小组讨论不符原定三项议程，陈伯达在华北组的发言是违背九大方针的;决定立即休会并收回煽动性的六号简报;不要揪人，要按九大精神团结起来。

　　1) 毛主席发表《我的一点意见》

　　毛主席于8月31日书面发表《我的一点意见》，严厉地批评了陈伯达。这份意见书极其重要，指出党的领导干部必须学习马列、改造世界观，现录全文如下：

　　A. 《我的一点意见》的全文

　　毛主席的书面意见不分段落，但为了阅读方便，笔者按照自己的理解将毛主席的书面意见分为几个段落、并加了标题。只有一处删节了点字句，仍按原文字顺序排列。

　　分析陈伯达因马恩列语录

　　这个材料是陈伯达同志搞的，欺骗了不少同志。

　　第一，这里没有马克思的话。第二，只找了恩格斯一句话，而《路易•波拿巴特政变记》这部书不是马克思的主要著作。第三，找了列宁的有五条。其中第五条说，要有经过考验、受过专门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能够很好地互相配合的领袖，这里列举了四个条件。

　　揭露陈伯达历史上不合作

　　别人且不论，就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同志来说，够条件的不很多。例如，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更不去说很好的配合。仅举三次庐山会议为例。第一次，他跑到彭德怀那里去了。第二次，讨论工业七十条，据他自己说，……。这一次，他可配合得很好了，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我这些话，无非是形容我们的天才理论家的心(是什么心我不知道，大概是良心吧，可决不是野心)的广大而已。至于无产阶级的天下是否会乱，庐山能否炸平，地球是否停转，我看大概不会吧。上过庐山的一位古人说：“杞国无事忧天倾”。我们不要学那位杞国人。

　　分析陈伯达引毛主席语录

　　最后关于我的话，肯定帮不了他多少忙。我是说主要地不是由于人们的天才，而是由于人们的社会实践。

　　批判陈伯达诡辩英雄史观

　　我同林彪同志交换过意见，我们两人一致认为，这个历史家和哲学史家争论不休的问题，即通常所说的，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而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同时我们两人还认为，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问题，我们自己还要继续研究，并不认为事情已经研究完结。

　　团结起来坚持马克思主义

　　希望同志们同我们一道采取这种态度，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

　　B. 主要批判天才论英雄史观

　　陈伯达是中央五常委之一，还担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毛主席的这篇书面发言，首先分析陈伯达搜集的那些恩、列、毛论天才语录，指出恩格斯的那条并不重要;列宁的第五条，恰好联系到陈伯达在历史与毛主席不配合;“我的那条”主要地不是由于人们的天才，而是由于人们的社会实践，肯定帮不了你!

　　在严厉地批评了陈伯达之后，毛主席借机会向全体中央委员提出，要坚持马列主义立场和唯物主义认识论，要反对唯心主义的天才论、英雄史观，不要上那些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的人的当。这里提出的“反对唯心主义的天才论、英雄史观”，就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向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做斗争的极其重要方面。

　　C. 要求高级干部读几本马列

　　毛主席在9月6日闭幕会上又讲到了，高级干部应该读十几本马、列的书：

　　“现在不读马、列的书了，不读好了，人家就搬出什么第三版呀，就照着吹呀，那末，你读过没有?没有读过，就上这些黑秀才的当。有些是红秀才哟。我劝同志们，有阅读能力的，读十几本。基本开始嘛，不妨碍工作。”

　　“要读几本哲学史，中国哲学史、欧洲哲学史。一讲读哲学史，那可不得了呀，我今天工作怎么办?其实是有时间的。你不读点，你就不晓得。这次就是因为上当，得到教训嘛，人家是哪一个版本，第几版都说了，一问呢?自己没有看过。”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一九七一年八月、九月毛泽东同志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人谈话纪要〕李必胜《红旗网》2013.7.5

　　2) 一九七一年巡视大江南北谈话

　　毛主席在1971年8、9月份巡视大江南北时，又重点讲了林彪、陈伯达在九届二中全会上，以“天才论”突然袭击的事，今天读来仍令人感到常学常新。

　　A. 陈林黄吴叶李邱突然袭击

　　“1970年庐山会议，他们搞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为什么不敢公开呢?可见心里有鬼。他们先搞隐瞒，后搞突然袭击，五个常委瞒着三个，也瞒着政治局的大多数同志，除了那几位大将以外。那些大将，包括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还有李雪峰、郑维山。他们一点气都不透，来了个突然袭击。他们发难，……共两天半。他们这样搞，总有个目的嘛!彭德怀搞军事俱乐部，还下一道战书，他们连彭德怀还不如，可见这些人风格之低。

　　B. 批驳设国家主席和天才论

　　“我看他们的突然袭击，地下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纲领就是设国家主席，就是“天才”，就是反对“九大”路线，推翻九届二中全会的三项议程。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天才问题是个理论问题，他们搞唯心论的先验论。说反天才，就是反对我。我不是天才。我读了六年孔夫子的书，又读了七年资本主义的书，到一九一八年才读马列主义，怎么是天才?那几个副词(既“四个伟大”)，是我圈过几次的嘛。“九大”党章已经定了，为什么不翻开看看?《我的一点意见》是找了一些人谈话，作了一点调查研究才写的，是专批天才论的。我并不是不要说天才，天才就是比较聪明一点，天才不是靠一个人靠几个人，天才是靠一个党，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天才是靠群众路线，集体智慧。

　　…………

　　“我同林彪同志谈过，他有些话说得不妥嘛。比如他说，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天才，不符合事实嘛！马克思、恩格斯是同时代的人，到列宁、斯大林一百年都不到，怎么能说几百年才出一个呢?中国有陈胜、吴广，有洪秀全、孙中山，怎么能说几千年才出一个呢?什么‘顶峰’啦，‘一句顶一万句’啦，你说过头了嘛。一句就是一句，怎么能顶一万句。不设国家主席，我不当国家主席，我讲了六次，一次就算讲了一句吧，就是六万句，他们都不听嘛，半句也不顶，等于零。陈伯达的话对他们才是一句顶一万句。什么‘大树特树’，名曰树我，不知树谁人，说穿了是树他自己。……

　　“对路线问题，原则问题，我是抓住不放的。重大原则问题，我是不让步的。

　　C. 奴隶创造历史从无救世主

　　“要学列宁纪念欧仁·鲍狄埃逝世二十五周年那篇文章，学唱《国际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仅要唱，还要讲解，还要按照去做。国际歌词和列宁的文章，全部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那里边讲的是，奴隶们起来为真理而斗争，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全靠自己救自己，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是我们劳动群众。在庐山会议时，我写了一个七百字的文件(即‘我的一点意见’)，就提出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这个问题。国际歌就是要团结起来到明天，共产主义一定要实现。学马克思主义就讲团结，没有讲分裂嘛!”

　　毛主席这些话既充满了哲理，又指出了改造世界观的方向，因此在文革中，不但干部、而且群众，不但党内、而且党外，只要有点文化的几乎都学过。但在当时，广大干部和群众未必真的搞懂“天才论”的唯心主义“英雄史观”实质，也未必真的体会国际歌词和列宁文章中“奴隶们、救世主、神仙皇帝、劳动群众”的深刻含义。

　　时至今日，在看到改开以来的私有制复辟和社会乱象，在见历了“救世主”们大肆散布“英雄史观”并据以抛弃“劳动群众”之后，理解文革理论的人可就多得多了。不但理解了毛主席的这些谈话，也懂得了什么叫做“改造世界观”。

　　3) 九·一三引发了批林批孔运动

　　林彪在1971.9.13出了事，是文化大革命的大不幸，但历史就是历史。

　　当整理林彪在毛家湾的官邸时，发现了他所书写过的“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条幅，才暴露了他崇拜孔夫子的立场。林彪并不是像毛主席那样推崇孔夫子开启中国的平民教育，而是专门崇拜孔夫子“克己复礼”的政治主张。

　　文化大革命的任务就是要在思想政治领域批判封、资、修。因此，毛主席和党中央在1974年发动了批林批孔运动，这在本开篇第七章第1节已经讨论过，不再重复。

　　[1] 本开篇仅因讨论意识形态领域斗争而述及有关彭真的事件，非但无意指责彭真同志，而且还想指出这样的事实：《邓力群国史讲谈录》(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中《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的讲话》的第六部分，“他看只有搞‘文化大革命’才是办法(2000年3月30日)”，其中邓力群有这样的一段话，足以说明事件的原因比我们所知道的要复杂：“有一件事，是有林对我讲的。彭真说过，毛主席曾经想用整风的办法，解决上面讲到的党内在意识形态、思想领域、政治领域中存在的分歧，但是后来采取了‘文化大革命’的办法。彭真说，这件事他还不能讲。刚才我还问有林，有林说，一直到彭真去世，他也没有搞清楚。究竟是怎样一回事?不清楚。彭真到去世也没有能够把这件事说清楚，但是现在我们看毛泽东与外宾的谈话记录，从中多少可以看出问题的一点脉络。”

　　[2] 《中国频道》网(China.Eastday.com)2009年7月27日 11:25上载，注明“来源《新华网》赵菊玲选稿”(http://news.eastday.com/eastday/06news/china/c/20090727/u1a4536361.html)。

　　[3] 本节有关吴晗、朱永嘉、姚文元的接触，以及下第1)小节较多地引用朱永嘉口述、金光耀整理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前后”，载《炎黄春秋》2011年第6期，有一点来自顾训中发表于《领导者》总第37、38期的《访谈朱永嘉》(笔者不完全同意二采访所述朱永嘉的观点)。

　　[4] 《百度名片·摊丁入亩》给出的解释很好，择几行引用如后：“摊丁入亩”的推行主要是由于土地兼并的危害性威胁到清政府的统治。“摊丁入田”以后，地主的利益不象明代以前那样优厚，土地的负担大幅度加重。“摊丁入亩”的原则是“其派丁多者，必其田多者也，其派丁少者，亦必有田者也”，而地主田多丁少，农民田少丁多，于是“富户也困于役，而置产困也。”当然，地主政权的这种作法，并非超脱于他们的阶级利益之上，恰恰是为了挽救其临近灭亡的命运，才如此破釜沉舟的。

　　[5] 苏双碧著：“关于评《海瑞罢官》的四种异见”，《百年潮》杂志(中国中共党史学会主办、杂志编辑部出版)2003年第4期，第12-20页。(现仍能从《360DOC个人图书馆》下载其全文)。该文综述了有关《海瑞罢官》的各种评价以及吴晗的应答，全文将近12000字。

　　[6] 叶永烈著《陈伯达传》，作家出版社，1993年12月第一版;其修订版又于1999年作为《叶永烈文集》第一卷，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