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的历史使命

　　2) 《海瑞罢官》有什么社会影响?

　　姚评在一开始，就根据择引报章评论文章的语句，证明《海瑞罢官》的影响：

　　剧本发表和演出后，报刊上一片赞扬，有的文章说它“深寓着丰富的意味”、“留给观众以想象的余地”，鼓吹“羞为甘草剂，敢做南包公”;有的评论文章极口称赞吴晗同志，“是一位善于将历史研究和参加现实斗争结合起来的史学家”、“用借古讽今的手法，做到了历史研究的古今作用”，这个戏更是“开辟了一条将自己的历史研究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实、为人民服务的新途径”;有的文章还说：“人们在戏里表扬‘清官’……是在教育当时的做官的，起着‘大字报’的作用。”

　　认真阅读了姚评的基本立论，就不难猜想这些“报章好评”都是些什么含义了：

　　à 吴晗这样明知故犯地篡改了明代基本史实，以“假海瑞”入戏来哄骗大众，还谈得上什么“善于历史研究”吗?他又以何立场“参加现实斗争”呢?

　　à 如果学者们也都像吴晗这样明知故犯，然后再“用借古讽今的手法”随意地发挥这种“历史研究的古今作用”，那还有可能辨明真理、坚持真理吗?

　　à 尤其是“深寓着丰富的意味”、“留给观众以想象的余地”、“羞为甘草剂，敢做南包公”等等评论，就更令人怀疑评论者的、乃至吴晗的用心了。

　　这些报章评论足以证明，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方面利用篡改了的基本史实和捏造出来的“假海瑞”，挑起了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另一方面却美其名曰“为社会主义现实、为人民服务的新途径”，这难道不该令人警惕吗?

　　3) 围绕姚评有没有两个阵营斗争?

　　笔墨官司虽然热闹，却见不到谁拿出了像样的史实史料，来否定姚评对吴晗《海瑞罢官》中“假海瑞”的批判。现在的问题是，这一批判是否牵扯到了政治斗争?我们讲的“政治斗争”，当然是指阶级对阶级的斗争，即使表现在人与人之间，也是因为双方分别代表了对立的阶级，而绝不是抽取了“阶级斗争”本质的“权力斗争”。现在从批判吴晗《海瑞罢官》与彭真《二月提纲》的关系开始分析。笔者在所引用文字之后以【…】给出分析或评论，供读者与您的看法比较，看我们之间有无差别。

　　A. 毛主席事先打招呼要批判吴晗

　　à 毛主席既熟知熟读中国历史、又最自觉于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在知道《海瑞罢官》历史剧和那些报章评论之后，能够对其不闻不问吗?

　　à 彭真是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组长，毛主席是他最直接的、最主要的上级，早在1965年9、10月间就向他打招呼要批判吴晗，他还说过“当然可以”。

　　à 叶永烈著《陈伯达传》[6]第264页记录了彭真和吴晗对姚评的反应：

　　“彭真的反映是：‘批判一个付市长，竟然不和市委打个招呼，他们想干什么?这不是对同志搞突然袭击么?姚文元的文章简直是胡说八道!纯粹是学阀腔调!’”【分析：其实毛主席打过招呼，彭真不知在与谁赌气?】

　　“……吴唅对友人王麦初说：‘我写的《海瑞罢官》，经上面(指党中央和北京市委负责同志)看过，有的还修改过，不会有问题的，你放心吧，我怎么会反党?我相信这件事早晚会弄清楚的。’”【分析：原来如此——吴唅事先就找彭真和另一位中央领导读了《海瑞罢官》，还曾找他们提修改意见。】

　　B. 删除毛主席要害评论是个要害

　　à 《陈伯达传》记载，毛主席12月21日召集陈伯达、田家英等，说道：

　　“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对戏剧界、历史界、哲学界震动很大，缺点是没有击中要害。《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分析：毛主席的这段话成了“要害评论”】

　　“第二天上午艾思奇和关锋把纪要交给田家英。田家英看后删去了毛泽东关于戚本禹、姚文元文章的评价的那段话。

　　“艾思奇知道了，曾好意提醒田家英：‘主席的谈话，恐怕不便于删。’

　　“田家英回答说：‘那几句话是谈文艺问题的，与整个谈话关系不大，所以我把它删去了。’”【分析：田家英本是毛主席的秘书，怎敢擅自从记录中删除毛主席的“要害评论”?行为可疑，很难让人将事情孤立!】

　　à 但毛主席的要害评论还是从其它渠道传达下去。脚注95的苏双碧文披露：

　　他(吴晗)曾经对秘书郭星华说：“我实在想不通，彭德怀也是好人啊!即使为彭德怀说几句话，也不能算是敌人啊!”【分析：问题关键还不在于彭德怀是不是好人，甚至也不在于吴晗认为彭德怀好坏，而在于吴晗承认他写《海瑞罢官》确因他认为彭德怀是好人，实际上承认了他在搞“影射文学”。】

　　C. 北京市委保护吴晗小动作不停

　　à 苏双碧文披露了时任北京市委书记的邓拓，以笔名向阳生发表《从〈海瑞罢官〉谈到道德继承论》，将批判《海瑞罢官》扭向“道德讨论”的活动：

　　“12月12日，邓拓化名向阳生的文章在《前线》和《北京日报》上发表，邓拓很希望这篇文章能引起学术界的争论，他的论点能得到一些呼应，这可以开拓一种学术讨论的风气，也可以减轻吴晗的一点压力。

　　“他让《前线》编辑部的同志去找吴晗，让他把在1964年写成的《是革命，还是继承?——关于道德讨论的自我批评》拿出来发表。全文按原稿只改了一句话，即‘金世伟的文章发表后’改为‘向阳生的文章发表后’”。

　　【分析：原来是北京市委在多方保护吴晗弄虚作假、蒙混过关!】

　　在文章的最后，邓拓写了“…人人都要服从真理，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这是他的一个善良的愿望。一个信念就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这是彭真的信念，也是邓拓的信念，应该说这也是一切正常人们的信念。

　　【分析：邓拓所发明的“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在整整两个月后被彭真借用在《二月提纲》之中，又恰恰成为《五一六通知》重点批判的口号。但是“真理”是有阶级性的——譬如当下，无产阶级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真理，就必然要反对资产阶级所宣扬的“市场万能”“真理”!】

　　à 苏双碧文继续披露，邓拓和彭真共同策划了第三篇文章：

　　“向阳生文章发表24天后，彭真和邓拓部署的另一篇文章《评吴晗的历史观》，由李琪化名李东石发表了。……文章对吴晗的批评很严厉，措词也很激烈，但……仍旧谈学术，文章的基调和邓拓文章的基调一致。”

　　人们指责李琪和邓拓的文章是异曲同工，说是“邓拓道德定出调子，吴晗按照邓拓的调子假装‘糊涂’，李琪跑出来要他们‘从这里吸取经验教训’”。

　　【分析：事后看，那时的“人们”对这三篇文章的指责，准确得惊人!】

　　D. 周扬对“要害评论”心有灵犀

　　à 曾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的龚育之，在《几番风雨忆周扬》中回忆他那个写作组撰写文章、响应姚评时，写道：

　　“组织写这篇文章，总的说来，目的是支持姚文元对《海瑞罢官》的批评，并不是反对姚文元文章……学术界和一般读者中对姚文指责《海瑞罢官》有政治影射，……我们设想，影射不能写得那么实，那么死，可以从一种社会思潮的反映的角度来写，写得活泛些，至于这种思潮的性质，那还是上到‘反社会主义’的纲上。

　　“在周扬那里讨论的时候，他赞成这些设想。他还讲了一个意见：要讲政治影射的话，最大的影射是罢官，那个时候罢了谁的官呢？这个影射，政治上就更严重了。不过，他说，姚文元文章没有提这个问题，我们的文章也不去提这个问题。后来，约略听到了毛泽东主席讲到‘罢官’的问题，周扬赶紧打电话告诉我们，要我们补上一两句，……‘是假冒海瑞而被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精神面貌的写照和颂歌’。”

　　【分析：周扬并不了解姚评的背景，但却能在听到毛主席“要害评论”之前，就感到“政治上就更严重了”，证明《海瑞罢官》确有政治问题之嫌!】

　　以上的分析有些啰嗦，但希望能说明《海瑞罢官》确有政治背景嫌疑，所以姚评才成了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而且还希望说明，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不可小觑。

　　2. 八届十一中全会和十月二十五日讲话

　　《五一六通知》将文化革命、打倒走资派和反对修正主义相联系：

　　“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等文化领域的领导权都不在无产阶级手里，从中央到各省市自治区，有一大批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他们是赫鲁晓夫那样的修正主义分子，正睡在我们身边，被培养成为我们的接班人。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夺取政权，把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文革就是要批判一切剥削阶级思想，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揪出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以北大聂元梓等七名教员的5.25大字报为代表，很多单位的群众都行动起来了。

　　1) 毛主席《炮打司令部》大字报

　　八届十一中全会于1966年8月1日在北京召开，毛主席于8月5日在会上贴出了他自己写的《炮打司令部》大字报，批判“一线”中央领导：

　　“在50多天里，……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威风，灭无产阶级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的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毛主席大字报所批判的，就是刘少奇等一线中央领导人向北京大中院校派出工作组，而且还向院校以外单位以及北京以外地区推广。一线中央领导人和所派出的工作组仍然沿袭以往将运动矛头指向群众的恶习(实质为旧官僚意识形态)，在踊跃参加文革的师生中大抓“右派学生”和“反革命”，将文革变成了“更大规模的反右”。仅仅在北京的30余万在校师生中，就抓出了12000多“右派学生”和“反革命”。

　　《十六条》第六条、第七条

　　八届十一中全会于8月12日结束，通过了《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其所贯穿的基本精神，正如《人民日报》1966年8月13日社论所指出：

　　“信任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就是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

　　没有工作组，如何“放手发动群众”?《十六条》第六条是这样说的：

　　“人民群众中有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现象。几种不同意见的争论，是不可避免的，是必要的，是有益的。群众会在正常的充分的辩论中，肯定正确，改正错误，逐步取得一致。在辩论中，必须采取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的方法。对于持有不同意见的少数人，也不准采取任何压服的办法。要保护少数，因为有时真理在少数人手里。即使少数人的意见是错误的，也允许他们申辩，允许他们保留自己的意见。在进行辩论的时候，要用文斗，不用武斗。”

　　《十六条》的第七条最受群众欢迎，也是这一条将群众真正地发动起来了：

　　“有些学校、有些单位、有些工作组的负责人，对给他们贴大字报的群众，组织反击，甚至提出所谓反对本单位或工作组领导人就是反对党中央，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就是反革命等类口号。他们这样做，必然要打击到一些真正革命的积极分子。这是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决不允许这样做。

　　“有些有严重错误思想的人们，甚至有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利用群众运动中的某些缺点和错误，散布流言蜚语，进行煽动，故意把一些群众打成‘反革命’。要谨防扒手，及时揭穿他们耍弄的这套把戏。

　　“在运动中，除了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破坏、盗窃国家机密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处理外，大学、专科学校、中学和小学学生中的问题，一律不整。为了防止转移斗争的主要目标，不许用任何借口，去挑动群众斗争群众，挑动学生斗争学生，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运动的后期酌情处理。”

　　《十六条》结束了刘少奇的“工作组文革”，发动了亿万人民群众的文革。

　　2) 10月25日中央工作会议讲话

　　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新选出的中央常委会中，刘少奇的位置被大大后排。撤销工作组后，红卫兵运动兴起，小将们起而追究工作组和领导干部们的路线问题。但大多数领导干部因为不理解文革、不能正确对待群众运动，形成了冲击。毛主席在10月25日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谈到与当前运动有关的几个问题，帮助大家理解文革。

　　A. 引起警觉，还是“二十三条”

　　“十七年来，有些事情，我看是做得不好，比如文化意识方面的事情。

　　“十一中全会以前，我处在第二线，不主持日常工作，有许多事情让别人去做，想让他们在群众中树立威信，以便我见马克思的时候，国家不那么震动。……但处在第一线的同志处理得不那么好。……

　　“引起警觉，还是‘二十三条’那个时候。”

　　毛主席在8月5日大字报中联系到的“1964年的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就是指在1963年5月开始的社教(四清)运动中，刘少奇向县社生产队大规模地派遣工作组，重犯1957-58年反右扩大化、1959年到下级单位大抓右倾分子那种，将矛头指向群众和基层干部的错误。这个问题一直到1965年1月制定二十三条时才解决，但到了下发《五一六通知》和广播北大聂元梓大字报、广大群众爆发出革命热情之后，刘少奇再犯同样的错误——这已经是第四次了——又派出大批工作组到处救火、压制群众，甚至将先知先觉的大中院校师生也大批地打成反动学生和反革命。因此，毛主席在回顾以往时提到了最近期的一次，“引起警觉，还是‘二十三条’那个时候”。

　　B. 强调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

　　“自从去年十一月批判吴晗开始，许多同志也没有看文章，也不大去管。京戏改革，批判《武训传》，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批判胡适，等等，更不用讲了。

　　“过去，没有全盘抓起来。我说这个责任在我。谁让你没有系统地抓起来呀?个别的抓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行，问题不能解决。

　　“这一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以前几个月，去年十一月、十二月，今年一月、二月、……，虽然有那么多文章，中间，五月十六，又发了一个‘通知’，可是，并没有引起多大的注意。我看，还是大字报、红卫兵一冲，你们不注意也不行。拿同志们的话来讲，叫‘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来了’。那末，赶快总结经验吧。”

　　毛主席这里从批判吴晗，倒着回顾“京戏改革，批判《武训传》，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批判胡适，等等”，“许多同志也没有看文章，也不大去管”，就是批评党内忽视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个别的抓了，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行”，现在要“全盘抓起来”，就是来一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但文革从1965年11月启动，到了“五月十六，又发了一个‘通知’”，在党内还是“没有引起多大的注意”。这回“大字报”、“红卫兵”一冲，不注意也不行了，因为“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来了”。这样一分析，就看出来红卫兵运动方向的正确性。

　　C. 老前辈不该这么害怕红卫兵

　　“……我看，还是大字报、红卫兵一冲，你们不注意也不行。拿同志们的话来讲，叫‘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来了’。……

　　“……路线错误，改了就是了。谁人要打倒你们呀？我是不要打倒你们的，我看红卫兵也不一定要打倒你们。有两个红卫兵说，他们到全国跑了一趟，他们没有料到有些老前辈这么害怕红卫兵。他们说，红卫兵有什么可怕的?

　　“……你们过不了关，我也着急呀。时间太短，可以原谅，不是存心要犯路线错误，有的人讲，是糊里糊涂犯的。也不能完全怪刘少奇同志、邓小平同志。他们两个同志犯错误也有原因。”

　　毛主席接着讲红卫兵冲击有理，一是“谁人要打倒你们呀?我是不要打倒你们的，我看红卫兵也不一定要打倒你们”，二是“没有料到有些老前辈这么害怕红卫兵”，可谓苦口婆心。总之是要求党内领导干部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红卫兵运动，或者说在群众运动中磨练自己。尤其还说即使刘少奇、邓小平，毛主席也无打倒之意。毛主席后来的确又曾启用邓小平，但刘少奇出了意外事件，本开篇不拟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