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本文摘自王庆人30万字雄文《王庆人：中国当代问题乃主义之争！》第八章：《文化大革命的历史使命》中的前三小节。

　　该文于12月24日于本站首发，全文刊出。为方便读者阅读，本站拟分章节刊出。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持续关注乌有网刊。）

　　王庆人•2013年12月26日(31日修订年终版)

　　“在中国一定不出修正主义?这也难说。儿子不出，孙子出。不过也不要紧，孙子出了修正主义。孙子的孙子就要出马列主义了，按照辩证法，事物总要走向反面的。”

　　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中心组的插话

　　1962年8月13日

　　就在撰写本开篇这最后一章时，进入了纪念毛主席诞辰120周年的月份。笔者去查一下《中华网网上纪念馆》，才知道毛主席纪念馆的祭奠献花总数于上月28日超过一个亿!(#FormatStrongID_4#)这证明了什么?证明越来越多的人反对把文化大革命说成“十年浩劫”，正在形成的洪流，因为改革开放以来所积累的问题越来越多、越发严重、却看不到出路，已经从反面证明了“我完全拥护主席的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

　　当然，现在仍然有大批人无法认同文化大革命，甚至还在坚持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其实毛主席所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其最原始的根据是《共产党宣》所指出的两个彻底决裂中的第二个决裂。其次恐怕是列宁在晚年提出的“文化革命”概念：

　　“我们的敌人曾不止一次地对我们说，我们在一个文化不够发达的国家里推行社会主义是冒失行为。但是他们错了，我们没有从理论（一切书呆子的理论）所规定的那一端开始，我们的政治和社会变革成了我们目前正面临的文化变革，文化革命的先导。

　　“现在，只要实现了这个文化革命，我们的国家就能成为完全社会主义的国家了。但是这个文化革命，无论在纯粹文化方面(因为我们是文盲)或物质方面(因为要成为有文化的人，就要有相当发达的物质生产资料的生产，要有相当的物质基础)，对于我们说来，都是异常困难的。”

　　1923年1月，《论合作社》，《列宁选集》第四卷第774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列宁在这里十分明确地指出：只有实现了“文化革命”才能成为“完全的社会主义国家”。1922年刚刚建成的苏联还处在其准备阶段，即“文化变革”阶段。至于“文化革命”的条件，苏联在各方面都还远不具备。在讲了这段话之后的一年整，列宁就去世了，当然来不及领导一场文化革命、或者一场“文化大革命”了。

　　但毛主席要比列宁的条件好得多，有了原子弹的新中国在1966年，各方面的条件都要比刚刚建成两年的苏联好得多，包括马列毛主义的理论准备也要充分得多——1966年文化大革命作为无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大出击，就不可避免地爆发了。

　　目前大多数难以理解文革的人们，恐怕主要还是不能理解无产阶级的群众运动，文革后甚至还说“再也不要搞群众运动了”。请原谅笔者的直言：这是小资产阶惧怕工农群众运动的表现，实在要不得。本章附录选择了革命导师马恩列斯毛，从1851年到1955年的一百零五年间，论证群众运动、群众首创精神以及群众将在革命运动中教育自己的十七段语录(下划线为笔者添加)。无产阶级革命导师们在这些语录中对群众运动的态度，比任何语言都更能说服大家，本章就不在正文中分别引用了。

　　作为本开篇的结尾，本章来不及分别论证各项文革举措的功过是非，来不及讨论哪些举措是有前途、或者哪些还可以如何改进，而只能回顾文化大革命的几个关节事件，以最少的篇幅尽快地导向有关文化大革命历史使命的讨论。本章共分以下5节：

　　1.文化大革命导火索·评《海瑞罢官》

　　2.八届十一中全会和十月二十五日讲话

　　3.九届二中全会批英雄史观和批林批孔

　　4.社会主义四届人大和一九七五年宪法

　　5.一九六六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历史意义

（注：本次只贴出前三节）

　　1. 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评《海瑞罢官》

　　文化大革命最初事件，一是姚文元发文批评吴晗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1965.11.10，简称“姚评”)，二是彭真[1]怠慢姚评、在五人小组会议后形成《二月提纲》、以中央名义转发(1966.2.12)，三是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批判和撤回《二月提纲》的《五一六通知》(1966.5.16)。在全盘否定文革之后，各种传言混淆了史实。但还能找到较详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1966年)”[2]，尽管也持全盘否定文革的立场，但足可与《二月提纲》及《五一六通知的》对照、玩味：

　　à 《五一六通知》指责《二月提纲》“实际上只是彭真一个人的汇报提纲”，“彭真根本没有在‘五人小组’内讨论过、商量过，没有向任何地方党委征求过意见，没有说明要作为中央正式文件提请中央审查，更没有得到中央主席毛泽东同志的同意，……盗窃中央的名义，匆匆忙忙发到全党”。《大事记》记载“彭真在北京召集文化革命小组会议”，“会后拟定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尽管持全盘否定文革的立场，但《大事记》这种措辞无异于默认了《五一六通知》的指责。

　　à 《五一六通知》指责《二月提纲》“对毛泽东同志在1965年9月至10月间中央工作会议(即…常委扩大会)上关于批判吴晗的指示，阳奉阴违，竭力抗拒”。《大事记》在介绍二文件时完全回避了毛主席是否事先有此指示。

　　à 《五一六通知》指责《二月提纲》“就是要把文化领域的政治斗争，纳入资产阶级经常宣扬的所谓‘纯学术’讨论”。《大事记》恰好引用《二月提纲》这两句：“要边打边建，由少到多，逐步形成一支不但在政治上、而且在学术上超过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革命的、战斗的、又红又专的队伍”，以及“要形成大批的左派学术工作者的‘互助组’、‘合作社’”，实为承认指责。

　　全盘否定文革后，直接或间接叫骂姚评的文章如汗牛充栋，但却没有一篇正面回应姚评所提出的最基本问题。批评者们都说姚文元是“左派棍子”，但却都忘记了站在姚评身后的朱永嘉[3]，可是一位明史专家。据朱永嘉回忆，吴晗是元明史权威，朱永嘉则攻读明清史，二人曾在1963年冬长谈过;吴晗称赞朱永嘉对晚明的诸多见解，曾有意收他为弟子。姚文元写评《海瑞罢官》，其实都是靠朱永嘉搜集和选择的史料。朱永嘉自姚评的第七、八稿到最后的第十一稿，都参加了审稿工作。朱永嘉有关姚评出台前后的口述回忆接近8000字，但丝毫也未承认姚评所用史料、史实有任何问题。

　　1) 姚评对真假海瑞的分析对不对?

　　首先，海瑞去世离明朝灭亡不足60年、正是朱永嘉熟悉的晚明。中国自宋代起不立田制、不抑兼并，致使宋明清三朝土地兼愈益严重。但清代自康熙朝摊丁入亩[4]，对土地兼并有所抑制。因此自960年至辛亥革命，海瑞应处于土地兼并最为严重的时期。

　　A. 姚文证明吴晗篡改史实捏造假海瑞

　　姚评引用大量史料证明：明后期的土地兼并已不再以宋代以来的土地买卖为主，而主要是皇族地主和官僚地主(豪族)靠“受献”半强迫、半“自愿”地敛聚中小地主、甚至官家的土地了，数量惊人。中小地主靠“投献”而甘做豪族地主的“佃户”，也可免去徭役和税赋;而豪族地主又依明律享有免缴赋役的特权，可以上欺朝廷、下榨中小地主，必然造成国库空虚、朝廷衰败。站在朝廷和中小地主立场搞“退田”的海瑞，理所当然地被朝廷和中小地主视作“海青天”。但与任何没落期王朝一样，海瑞式的“清官”永远斗不过豪族，既无法成功“退田”，也难保自己的乌纱帽。

　　最后，姚评以大量史料证明，忠君的海瑞向来认为“江南民风刁伪”。例如：

　　海瑞也不是像戏里写得那样“民主”。相反，他认为“江南民风刁伪”，“百端架诬，盖不啻十状而九”。他自言对付“刁讼”的办法是“衙门前尝不绝七八人枷号，又先痛打夹苦之”，认为这是好经验。海瑞在《兴革条例》中谈到“疑狱”时还说过：“事在争言貌，与其屈乡宦，宁屈小民，以存体也。”

　　下有小注曰：“乡宦小民有贵贱之别，故曰存体。”为保护“贵贱之别”可以“宁屈小民”，这是地主阶级专政反动本质的表现。现在硬说海瑞如何民主，甚至会向农民请求“指教”，这岂不是把海瑞的政治立场给颠倒过来了!

　　姚评既符合史实，又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吴晗作为明史权威，必定了解明代的这些基本史实。但吴晗却以其“历史学名家”影响力，以“艺术加工”的借口，而编造了大量“历史情节”来篡改基本史实。在吴晗的《海瑞罢官》中，本来是为中小地主撑腰、为朝廷收税效力的海瑞，却成了贫苦农民(即贫雇农)的“海青天”;“众乡民”甚至向海瑞叩头：“大老爷为民作主，江南贫民今后有好日子过了!”

　　B. 吴晗顾左右而言其他笑掉百姓大牙

　　这毫无疑问是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而且因明史权威吴晗有篡改明史之嫌，已经不能再按照一般知识分子的世界观问题看待了。姚评根据明确引用的史实和史料，对吴晗编造历史、误导读者和观众的行为提出大量质疑(不再引用、请读原文)，但无论是吴晗本人、还是吴晗的支持者们在当时，还是咒骂姚文元“左派棍子”的人们在今日，都无法、也不敢正面应答姚评的这些质疑。一篇于2003年指责姚文元的综述文章(苏双碧文[5])，举例来证明吴晗当时“在史实上对姚文元的批驳有理有据”：

　　“吴晗在自我批评中，在史实上对姚文元的批驳有理有据。例如，姚文元说：‘徐阶究竟退了没有，退了多少，是真退还是假退，都找不到可靠的材料。’并以‘徐阶曾退出四万亩田，但那十分明确是退给官府，’即‘入四万亩于官’，根本不是退给农民。他以这条材料来否定徐阶退田。吴晗却指出，入四万亩于官确有其事，但‘这是发生在隆庆五年七月，海瑞早在隆庆四年三月就离开应天府巡抚任’。这件事发生于海瑞离任以后一年四个月，是蔡国熙办的，和海瑞一点也不相干，和海瑞的退田是两码事。……”

　　如果读过姚评，再来读这段“吴晗批驳姚文元”的举例，那可真令人笑掉大牙：吴晗承认“入四万亩于官确有其事，但……发生于海瑞离任以后一年四个月……和海瑞一点也不相干”难道这就是所谓“吴晗批驳了姚文元”吗?吴晗不敢反驳前面所述姚评的那些关键立论，却专挑选姚评中“徐阶是否真的退田”的附加质疑做文章。姚评说只能查到“徐阶退田四万亩”的记录，而且还是退还官家、与贫苦农民毫不相干!吴晗则以“徐阶确曾退田四万亩、但与海瑞无关”来应答：不但回避了徐阶是否真的退给贫苦农民田亩，反而承认了“即使徐阶退田四万亩也不是海瑞的功劳”!

　　吴晗这是在批驳姚文元、还是在支持姚文元呢?可见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们的伎俩，就是在老百姓面前耍弄“你的笔墨哪有我的多”，却连自己说什么胡话都不知觉!这可让人们想起与刘三姐对歌的那些秀才们“你歌哪有我歌多、牛走后来我走先”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