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解决中国“三农”问题之路

　　三

　　1956年至1957年，在如何巩固高级社的问题上，中共党内又爆发了第三次争论。这次争论的主题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高级社能不能巩固和发展的问题。

　　这次站在台前的是农业部部长廖鲁言，而站在其背后的仍然是以某某为主要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势力。

　　从1955年7月毛泽东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1956年1月毛泽东主编出版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后，中国农村合作化有如排山倒海、迅猛发展。到1956年3月，入社农户占到全国总农户的90%，到年底则达到了97%，全国不仅基本上实现了农业合作化，而且基本实现了全国农业初级合作社向高级合作社的转化，即基本实现了中国农业的社会主义集体化。

　　在这样一个巨大的社会变革中，自然还会产生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主要是：经营管理中的浪费问题、生产计划脱离实际的问题和副业下降的问题。这些问题，也只能在今后农业社的经营管理过程中不断地加强解决。但是，面对这些问题，党内一些人表示了无穷的忧虑，感到合作社“不行”、“没有希望”。对此，毛泽东自然会有理有据地进行驳斥：“农业合作化究竟是有希望，还是没有希望?是合作社好，还是个体经济好?，这个问题也重新提出来了。去年这一年，丰收的地方没有问题，重灾区也没有问题，就是那种灾而不重、收而不丰的合作社发生了问题。这类合作社，工分所值，原先许的愿大了，后头没有那么多，社员收入没有增加，甚至还有减少。于是议论就来了：合作社还好不好，要不要?这种议论也反映到党内的一些干部中间。有些干部说，合作社没有什么优越性。有些部长到乡下去看了一下，回到北京后，放的空气不妙，说是农民无精打采，不积极耕种了，似乎合作社大有崩溃灭亡之势。有些合作社社长抬不起头来，到处挨骂，上面批评，报纸上也批评。有些党委的宣传部长不敢宣传合作社的优越性。农业部的部长廖鲁言，又是党中央农村工作部的副部长，据他讲，他自己泄了气，他下面的负责干部也泄了气，横直是不行了，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也不算数了。泄了气怎么办?这个事情好办，你没有气，给你打点气就是了。” “ 前年反右倾，去年反‘冒进’，反‘冒进’的结果又出了个右倾。我说的这个右倾，是指在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主要是在农村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的右倾。我们的干部中间刮起了这么一股风，象台风一样，特别值得注意。我们的部长、副部长、司局长和省一级的干部中，相当一部分人，出身于地主、富农和富裕中农家庭，有些人的老太爷是地主，现在还没有选举权。这些干部回到家里去，家里人就讲那么一些坏话，无非是合作社不行，长不了。富裕中农是一个动摇的阶层，他们的单干思想现在又在抬头，有些人想退社。我们干部中的这股风，反映了这些阶级和阶层的思想”。 (同上 第331页)

　　四

　　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争论，表面看是中国能不能、要不要合作化的问题，合作化的数量和质量问题，但实质是中国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主义”之争。

　　对此，毛泽东有着深刻的认识，并做了具体、深刻的阐述。

　　1953年10月，毛泽东就指出：“对于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如果不去占领，资本主义 就必然会去占领。难道可以说既不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又不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吗?资本主义道路，也可增产，但时间要长，而且是痛苦的道路”。(同上 第117页)

　　1955年10月，毛泽东更指出：“在土地改革后，农民发生了分化。如果我们没有新东西给农民，不能帮助农民提高生产力，增加收入，共同富裕起来，那些穷的就不相信我们，他们会觉得跟共产党走没有意思，分了土地还是穷，他们为什么要跟你走呀?那些富裕的，变成富农的或很富裕的，他们也不相信我们，觉得共产党的政策总是不合自己的胃口。结果两下都不相信，穷的不相信，富的也不相信，那末工农联盟就很不巩固了。要巩固工农联盟，我们就得领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使农民群众共同富裕起来，穷的要富裕，所有农民都要富裕，并且富裕的程度要大大地超过现在的富裕农民。只要合作化了，全体农村人民会要一年一年地富裕起来，商品粮和工业原料就多了。那个时候，资产阶级的嘴巴就被堵住了，资产阶级将发现自己处于完全孤立的地位”。(同上 第196页)“农业合作化使我们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基础上，而不是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基础上，巩固了同农民的联盟。这就会使资产阶级最后地孤立起来，便于最后地消灭资本主义。在这件事情上，我们是很没有良心哩!马克思主义是有那么凶哩，良心是不多哩，就是要使帝国主义绝种，封建主义绝种，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在这方面，良心少一点好。我们有些同志太仁慈，不厉害，就是说，不那么马克思主义。使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在六亿人口的中国绝种，这是一个很好的事，很有意义的好事。我们的目的就是要使资本主义绝种，要使它在地球上绝种，变成历史的东西。凡是历史上发生的东西，总是要消灭的。世界上的事物没有不是历史上发生的，既有生就有死。资本主义这个东西是历史上发生的，也是要死亡的，它有一个很好的地方去，就是“睡”到那个土里头去”。(同上 第198页)

　　以农业合作社为前进基地，消灭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壤，吸收资本主义生产的合理因素，发展社会主义，建成社会主义，最后消灭资本主义，“我们的目的就是要使资本主义绝种，要使它在地球上绝种，变成历史的东西。”这就是毛泽东建设中国社会主义的思路和结论。

　　以个体农业经济为阵地，“确保私有财产”“四大自由”，搞一段资本主义——不知多长的一段资本主义，让一部分农民先富起来;再以此为前进基地，搞社会主义——但这显然是很遥远的事情，搞不搞、搞不搞得成功那只能是“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这就是党内那股右倾势力的思路和结论。

　　五

　　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

　　毛泽东时代，对农业合作化(集体化)虽然有否定、反对的声音，但是，由于农业合作化(集体化)取得的巨大成就，也由于毛泽东的巨大威望，这些声音只能躲在阴暗的角落，自泣自诉、自怨自艾。

　　改革开放后，由于农村改革之初的成功，掀起了一股否定农业合作化(集体化)的巨大逆流。从农业合作化“搞早了”、“搞糟了”的议论，到“集体化是一个罪恶的制度”、“人间正道私有化”的谬论，不一而足。仿佛他们就是真理，仿佛中国取得的一切成就就是在他们的谬论指导下取得的。

　　但是历史的风，会刮去堆在毛泽东身上的垃圾，会刮去堆在中国农业合作化身上的污泥浊水——因为新中国既往的历史已然证明了毛泽东的中国社会主义农业合作理论的正确，农业合作制度的伟大;未来的中国历史还会证明：毛泽东的中国社会主义农业合作理论的正确，农业合作制度的伟大。这是一篇大文章，需要专门的文章阐述，也值得用专门的篇幅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