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次别有用心的“文革”道歉风潮随着一篇“道歉”文章再一次铺天盖地喧嚣开来。

　　如：开国上将宋任穷之女向文革受伤害老师同学道歉(图)

　　http://www.szhgh.com/Article/news/society/2014-01-13/42447.html

　　开国上将宋任穷，其女宋彬彬。倘使没有其父宋任穷的“金字招牌”，可能宋彬彬即不可能有当下所拥有的一切，更何谈再西行赴美，此次回国又高调发起文革道歉之风。该次道歉可称是近日来一条颇受争议的新闻，又不由让人想起陈小鲁的道歉闹剧。那么宋彬彬是何许人呢?百度搜索看到：1980年赴美留学，1989年-2003年在美国麻萨诸塞州环保局任环境分析官员。

　　那么，该宋彬彬是拥有美国国籍的美国官员，其首要条件必是先行抛弃了中国人的身份标志。那么，还可以再问，一个美国公民，又有什么资格来中国谈论当下仍是颇为敏感的文革问题?

　　由此看来，只要是对于全面否定文革有利，对于妖魔化文革有利，无论是什么地方飞来的鸟，都可以被允许高叫几声的。并且，特别是媒舆，还可以借此作大肆炒作，以此种别有用心的所谓道歉而再为正被反思并日益作肯定的一种清醒社会思潮又重新加上一道蓄意蒙蔽与蛊惑桎梏。

　　我们还可以知道，宋彬彬当年正因了这一红色出身而曾经显赫一时。在文革初期，她非但参与进去，并且还是北京师大女附中当时的学生领袖之一。

　　“1960年-1968 年，北京师大女附中学生。1966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为预备党员。

　　1966年6月文革开始，团中央派工作组进校，成立 ‘革命师生代表会’，由七人组成，宋为副主席之一。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宋彬彬向毛泽东献了红卫兵袖章。毛泽东问她叫什么名字，答：宋彬彬。毛又问：‘是文质彬彬的彬吗?’她说是。毛说：‘要武嘛’。 当天下午光明日报记者来校采访了她。

　　1966年8月20日《光明日报》发表署名宋要武(宋彬彬)的文章《我给毛主席戴上了红袖章》，翌日《人民日报》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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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次宋彬彬道歉的文章中如此道：

　　“1966年的8月5日，时任北师大女附中校党总支书记兼副校长卞仲耘，在部分学生发起的游斗中，被殴打折磨致死，是文革中北京首名蒙难的教育工作者。昨日，女附中几位“老三届”学生给卞校长雕塑鞠躬默哀。”……

　　我们不得而知，文革之时的宋彬彬，在学校部分学生批斗、殴打、折磨时任北师大女附中校党总支书记兼副校长卞仲耘的时候，又是起了怎样的作用?我们不否认，此一势态发生于文革的社会大背景之下，所以与文革脱不开干系。但是，还需要深究的是，文革运动发起的初衷是什么?又是什么人，出于怎样的政治之需，将文革运动作蓄意误导，将本来是斗批党内高层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文革运动，误导为社会底层的派系之争?

　　从上述意义出发，无论是前次的陈小鲁，还是今次宋彬彬，他们高调所作的文革道歉其实针对对象不但是受害人，还更应该是文革本身。

　　即如有网友如此说：

　　“……在那种复杂的状况下，为什么出身平民家庭的同学会在‘文革前受压抑，文革中受打击’，而某些干部子弟会成为暴力活动的主力军?揭开了卞仲耘之死的真相，人们就会看到，在文革中胡作非为用暴力搞武斗破坏文革的和现在千方百计掩盖真相极力歪曲文革的原来是同一批人。揭开了这个真相，不仅说明文革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还可以说明这些人不仅应该向被害人道歉，也应该向文革道歉!”

　　我们再来看看卞仲耘之死。

　　以下是百度信息：

　　“卞仲耘(1916—1966)，女，安徽省无为县人，原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现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党总支书记、副校长，她是“文革”发生后北京第一个被红卫兵打死的教育工作者。”

　　“1966年6月1日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北京大学的被毛泽东‘赞扬’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攻击北京大学的负责人之外，又号召‘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第二天中午，三个学生在北京师大女附中也贴出了第一张大字报，宣称要‘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对该校领导作了类似的攻击。在这张大字报上领头署名的学生叫宋彬彬，6月3日，由共青团中央派出的‘工作组’就取代原校领导，开始掌管学校。 工作组进校之后，学校停课，用全部时间搞文革，也就是开会、贴大字报以及学习毛泽东著作和中共中央关于文革的指示。学校的老师和负责人都成了被‘揭发’的物件。学生对老师，先是直呼其名，进而咒骂喝斥。整个学校贴满了大字报攻击学校原领导人和教师。几乎每个老师都被大字报攻击。”……

　　此时，运动已偏航了。依上述，学生开始用大字报攻击老师。用今日特别是流行观点来看，是毛泽东错误发起的文革，那么，难道文革的初衷就是为了让学生整老师?而毛泽东与学校老师们又有着怎样的仇恨?而宋彬彬当时贴出的第一张大字报“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其内心真实的一面又是什么?是否是借以“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党中央”而实际是誓死保卫一个有变异蜕化倾向的组织?因为那个组织里有与他们具千丝万缕利益关系的亲人?

　　而无论打着怎样的旗帜，用一些怎样冠冕堂皇之名目，再是口诵怎样的动听言辞，都还是为了不变的利益。当年作红卫兵时是如此，而今作高调道歉依然如此。

　　“1966年7月31日，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成立。8月5日下午2时左右，高中一年级的红卫兵首先发起了这一行动。全校学生纷纷涌来，聚集在台下。 因是学校的主要负责人，也就是所谓‘黑帮头子’，卞仲耘被打得最重。经过两三个小时的殴打和折磨，下午五点来锺的时候，卞仲耘已经失去知觉，大小便失禁，倒在宿舍楼门口的台阶上。但是，依然有一些红卫兵对她进行殴打、辱骂、扔脏东西。”

　　“当有人发现卞仲耘‘已经快不行了’的时候，群情激昂的红卫兵却怕影响不好，干脆将卞仲耘放在一辆手推车上，身体用大字报纸、竹扫帚、雨衣等杂物掩盖起来。直到晚上七点多钟，才将卞仲耘送到了附近的邮电医院。而此时，卞仲耘的尸体早已僵硬。”

　　“在北师大女附中红卫兵的负责人邓榕等人的虎视眈眈下，医生开出‘死因不明’的死亡证明书;最终，王晶尧将卞仲耘的尸体送去了东郊火葬场火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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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天，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尧(当时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近代史所工作)，见到了师大女附中红卫兵负责人之一邓榕，‘她身穿军装，腰系疲带，臂缠袖章，一副典型的红卫兵装束’。”

　　“邓榕要邮电医院的医生作尸体解剖，用意在于要医生证明卞死于心脏病，而不是被红卫兵活活打死的。这是北京红卫兵打死的第一个人，当时还有所顾忌——半月后，暴力猛然膨胀，打死人不但不须掩饰，更成为炫耀、吹牛的本钱。”

　　“王晶尧坚决反对解剖尸体，他不能让妻子惨死之后，再遭无礼切割。最后，在红卫兵负责人要求下，医院开具了卞仲耘的死亡证明书上，但在死因一栏，填上了‘死因不明’四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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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师生情分来讲，当年卞仲耘老师之惨死，作为学生的宋彬彬等人于几十年之后的功成名就、事业有成之时，突然之间良心发现，对老师的愧疚与负罪心理使然，作出道歉本也无可厚非。但若从表象意义而论，可以称之为是良心回归。但我们讲，过去了的毕竟已成历史，无可挽回。对于此事的弥补，并非只有高调道歉，借此大造社会舆论，吸引眼球效应才是唯一之法。如果真有负罪、愧疚之心，想找回缺失的良知，真正对得起卞仲耘老师的在天之灵，为什么不做些实际的、力所能及的事后弥补?对于卞仲耘的子女或是亲人多一些生活的关照?我们相信无论是陈小鲁还是宋彬彬们，他们都有那样能力的。问题还在于真心愿意与否。

　　我们不由得又作了一些联想。即如一个强盗，当初为了利益所得而杀人放火，待得后来无需再为利益而去亲自杀人，回想起当初的罪恶，为了求得某种心理安慰，而转去向被杀之人到庙宇求祷、念经。你说强盗是为了被杀之人还是为了自己？

　　“这一次，可以说陈小鲁的道歉是一个催化剂，我们也看到社会上对他的道歉很认可。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时机，我们希望让更多的人知道真相。” ——北师大女附中文革工作组时期的“师生代表会”主席、“革委会”副主任刘进。

　　这里提及真相了。请注意，关于卞仲耘之死以及事后被牵涉之人等等真相是什么？敢公布么？

　　如果说卞仲耘之死发生于“浩劫”文革之时，但文革结束后，特别是社会已从“浩劫”中走出，但怎么还没有对卞仲耘一事作出正常化处理?有关于此还有更为惊心惨目的云南消息，这里不作披露。只看以下来自百度的公开信息：

　　“……1978年，北京市西城区委员会给卞仲耘开了追悼会，为她‘昭雪’。王晶尧一再要求，用那400块钱在卞仲耘曾经工作和被打死的学校里建一块碑或者种一排树表示纪念。而他的努力一直没有结果。

　　但同时，王晶尧也开始设法通过法律的途径，为妻子讨回公道。”

　　“1979年4月，他向北京市公安局、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北京市人民法院提交控诉书。除了要求调查和处理直接的杀人凶手;并控告一个曾因跟人私怨在‘斗争’卞仲耘大会上制造伪证的外校人员，以说明卞仲耘有男女关系问题。然而，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却做出了不予起诉的决定。原因是‘追诉时效期限’已过。”

　　“1989年12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的不起诉决定‘应予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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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以上问题的真相什么时候才能被大起底?

　　如果说进行一些对文革的道歉即是良知回归，以此推定，陈小鲁、宋彬彬都无疑是具有良知的了。但是，还有那些没有进行公开道歉的人，即如前面提及的“虎视眈眈”的“北师大女附中红卫兵的负责人”等等，他们就没有良知了?

　　如果仅从文革的个例暴行本身来看，道歉确属必要。但又如果不追及问题导致的本质，而只作表象的、形式化道歉，还只能隐瞒事情发生的本质根源，让一些不明真相的人们产生错误共识，即文革确实是浩劫。确实不能再有了。

　　而此，才是道歉后面的实质所在。

　　文革是发挥社会最底层大众百姓对国家政治的最深切关注度，是对一个社会上层建筑的最广泛监督，是保证人民行使真正当家做主权利的有益尝试与制度保障。但由于中国社会的几千年封建传承，由于官本位思想的顽固延伸，由于文革不可避免触及了社会既得利益阶层的权益。所以在其雏形时，有人、有顽固势力会借助权力作别有用心误导，以便日后以足够理由作彻底否定。从号召“文斗”到误使全面武斗，从斗上层当权走资派势力到煽动底层互斗等等，无不是这一卑劣预期的阴谋预演。而有些当时的造反派，那些具“八旗子弟”身份的造反派，便是这一政治之争中的先行棋子。

　　今日，他们摇身一变又换做了另外一种身份，借以反省、清算文革的目的，对昔日被伤害对象做着所谓道歉，其实，其骨子里仍是为了一种不便明言的利益使然。

　　想使得一种社会状态作长久固化，对文革的态度即是最鲜明分水岭。是照顾社会多数人利益还是顾护少数既得利益者的无尽贪欲，更是检验一个社会是否作正常化运转的最客观答卷。

　　大方向肯定了，其余疏漏与错误都可以作克服。而不遗余力抓住人为致使的那些局部之错，作全面否定，作大肆讨伐，作极力妖魔化，此才显示了色厉内茬的真实面目。若再抓住某些人为致使的局部事件，在时隔几十年之后仍大作文章，不惜使各色人等一一粉墨出场，利令智昏、黔驴技穷之下，无疑还有着一番闹剧成分了。

　　否定文革，非但是否定了毛泽东同志晚年对国际共运作出的杰出贡献，更是否定了GCD革命性与人民性的有效保持。于是，人们看到，特别是了，先富了，让自己的子女后辈以身体先行与外作接鬼了。即如我们提及的宋彬彬，先跑出去作了美国国家的官员，现在又回来作所谓良心反省。难道其父辈干革命的初衷就是为了让其子女抛弃中国国籍与外接鬼，抢先先做人上人?

　　一个美国人，远涉重洋来到中国北京，煞有介事作一番表演以表示对文革的道歉。可笑不？多余不？要说中国社会特别是几十年，所缺失的东西确实太多了，譬如缺乏信仰，缺乏正义与良知，缺乏道德与坚守，但惟独不缺假洋鬼子来指手画脚，来讨伐中国人自己曾进行的文革运动，来越俎代庖指点国是。

　　而拨开被人为强加于文革之上的迷雾，透过无论是“红二代”还是“美国人”借此事而作的文章，我们还能得出结论是。无论是作为文革时的造反派还是今天的道歉派，他们都是继续进行着一种努力。过去借造反而保全利益，今日又何尝不是借道歉再次保全利益？昔日是用造反之名之实企图固化一种社会既得利益关系，而今还是借道歉之风再企图固化一种社会既得利益关系。

　　难道他们父辈革命的终极目的就是先改变身份做人上人，再让儿辈们继续承继因了父辈资源而带来的利益？再将这样的一种社会关系毫不变更地维护下去？

　　一个政党，如果不能保证其革命性、先进性与人民性，如果从革命党已“解放思想、更新观念”与时俱进为实质上的执政党，如果再不惜动用一切可以利用的东西，甚至杂以让“美国人”抛头露面误导社会视听，左右社会舆论，从而以求为一种不变的既得集团利益作服务，那么，谁又能保证它将永远维持下去?

　　文革就好似一面巨大的镜子。非但是各种形形色色之人，还包括有一个政府与政档，都将在她面前彻底显出原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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