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宝之四：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毛泽东总结国际共运的历史教训和我党的历史经验，认为要保证党和政权不变质，不仅要有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路线，还必须健全民主集中制，加强组织制度建设。1962年初，他在扩大的中央会议上重点论述了民主集中制问题，指出：“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就是说，都要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要真正把问题敞开，让群众讲话，哪怕是骂自己的话，也要让人家讲。”毛泽东严厉批评违背“民主集中制”的领导干部，“现在有些同志，很怕群众开展讨论，怕他们提出同领导机关、领导者意见不同的意见。一讨论问题，就压抑群众的积极性，不许人家讲话。这种态度非常恶劣。民主集中制是上了我们的党章的，上了我们的宪法的，他们就是不实行。”“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一种方法，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而且是唯一的方法。”“我在一九五七年这样说过，要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党内党外都应当有这样的政治局面。没有这样的政治局面，群众的积极性是不可能发动起来的。”毛泽东科学阐述民主与集中的关系，指出：“没有民主，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因为大家意见分歧，没有统一的认识，集中制就建立不起来。什么叫集中？首先要集中正确的意见。在集中正确意见的基础上，做到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叫做集中统一。”他强调，“我们的集中制，是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制。”“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正确地总结经验。没有民主，意见不是从群众中来，就不可能制定出好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针对党委领导中的问题，毛泽东指出，“各级党委是执行集中领导的机关。但是，党委的领导，是集体领导，不是第一书记个人说了算。在党委会内部只应当实行民主集中制。第一书记同其他书记和委员之间的关系是少数服从多数。拿中央常委或者政治局来说，常常有这样的事情，我讲的话，不管是对的还是不对的，只要大家不赞成，我就的服从他们的意见，因为他们是多数。”毛泽东强调第一领导个人的责任：“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我们的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直到区委书记，企业党委书记，公社党委书记，既然做了第一书记，对于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就要担起责任。不负责任，怕负责任，不许人讲话，老虎屁股摸不得，凡是采取这种态度的人，十个就有十个要失败。”毛泽东还强调，必须加强党的团结，严守党的纪律，严格遵守“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组织原则。“全党同志必须团结在中央的周围，任何破坏团结的行为都是罪恶，只要共产党人团结一致，同心同德，任何强大的敌人、任何困难的环境，都会向我们投降的。”实践证明，真正按毛泽东的要求，把民主集中制落到实处，才能有效防止党改变性质，脱离群众，成为官僚主义和既得利益者的个人工具，才能有效避免党犯大的错误，犯了错误也较易及时纠正，才能有效维护党的团结统一，保持坚强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法宝之五：培养和造就革命事业接班人。毛泽东历来高度重视党的干部队伍建设。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总结国际共运的历史经验，引鉴苏共领导集团背离马列主义造成严重危害的深刻教训，提出：“为了保证我们的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我们不仅需要正确的路线和政策，而且需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他号召全党“要从上到下地、普遍地、经常不断地注意培养和造就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在战略意义上，他指出：“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开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事业是不是后继有人的问题，就是将来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权能不能继续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家手中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子孙后代能不能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道路继续前进的问题，也就是我们能不能胜利地防止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在中国重演的问题。总之，这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生死存亡的极其重大的问题。这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帝国主义的预言家们根据苏联发生的变化，也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党的第三代或者第四代身上。我们一定要使帝国主义的这种预言彻底破产。”在培养标准上，他强调要“德才兼备”，“又红又专”，既要反对空头政治家，又要反对迷失方向的实际家，提出了干部革命化、年轻化、专业化和知识化的“四化”要求。特别重要的是，他汲取苏共教训，确立了接班人的五项政治条件：第一，必须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不是挂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招牌的修正主义者 ；第二，必须是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的绝大多数人服务的革命者，而不是在国内为一小撮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的利益服务，在国际为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利益服务；第三，必须是能够团结绝大多数人一道工作的无产阶级政治家，但要特别警惕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第四，必须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模范执行者，学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养成善于听取意见的民主作风，而不能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专横跋扈，对同志搞突然袭击，不讲道理，实行个人独裁；第五，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富于自我批评精神，勇于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而不能文过饰非，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把一切错误归于别人。还针对我们党内问题，向各级领导干部提出了“三要三不要”的政治要求，即“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在培养途径上，他指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在群众斗争中产生的，是在革命大风大浪的锻炼中成长的。应当在长期的群众斗争中，考察和识别干部，挑选和培养接班人。”在选拔政策上，他强调：共产党的干部路线，就是“任人唯贤”的路线。要坚持公道正派的作风，反对任人唯亲；要搞五湖四海，不能搞小圈子；要走群众路线，干部好坏应以群众反映如何为断；要用全面的、发展的观点看待干部，不仅要看干部的一时一事，而且要看干部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对犯错误的干部，要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帮助他们改正错误，继续前进。毛泽东关于培养革命接班人的伟大战略思想，贯穿于党的干部工作路线、方针、政策之中，对于保证党的性质不变、事业永续起到了极其重大的作用。在今天改革开放不断深化，国内外各种政治思潮、价值理念和利益诱惑包围冲击的环境下，各级党政领导接班人的培养、选拔和使用，更加成为党及其事业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吏治腐败是最大腐败，用人不当是最大失误，离开毛泽东培养革命接班人战略思想的指导，党的性质保不住，中国社会主义事业也没有前途。 法宝之六：狠抓斗私批修，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在毛泽东看来，立党为公还是立党为私，这是真假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分水岭。“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党员干部如果私字当头，从官僚主义脱离群众，到贪污受贿、以权谋私搞腐败，再到政治上蜕化变质搞修正主义，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他曾经用“懒、馋、占、贪、变”五个字，形象地揭示一个干部发生蜕变的规律。毛泽东认为，这个问题不解决，“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的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为此，他在“文革”中提出“要斗私批修”的口号，进行党在思想领域的自我革命。按毛泽东所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要解决人们的世界观问题，挖掉修正主义根子问题。他指出，“一个人有动脉、静脉，通过心脏进行血液循环，还要通过肺部进行呼吸，呼出二氧化碳，吸进新鲜氧气，这就是吐故纳新。一个无产阶级的党也要吐故纳新，才能朝气蓬勃。要清除废料，不吸收新鲜血液，党就没有朝气。”他向全党推崇学习鲁迅“严于解剖自己”的精神，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不断进行主观世界的深刻改造，真正树立辩证唯物论世界观；学习张思德、白求恩和雷锋等榜样，“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以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强调，共产党人“要为大多数人民谋利益，为中国人民大多数谋利益，为世界人民大多数谋利益；不是为少数人，不是为剥削阶级，不是为资产阶级，不是为地、富、反、坏、右。”“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他们的思想意识是一定要反映出来的，一定要在政治问题和思想问题上，用各种办法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它比教条主义有更大的危险性。修正主义者，右倾机会主义者，口头上也挂着马克思主义，他们也在那里攻击‘教条主义’。但是他们的攻击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东西。他们反对或者歪曲唯物论和辩证法，反对或者企图削弱人民民主专政和共产党的领导，反对或者企图削弱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因此，马克思主义仍然必须在斗争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在斗争中才能发展，不但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必然还是这样。”毛泽东从世界观的高度，把共产党人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的态度，思想纯洁性与政治坚定性的要求，都统一到立党为公的基点上，靠自觉地进行触及灵魂的思想斗争，坚定正确的价值理念和政治信念，打牢反修防变的思想根基。不可否认，这是党在执政条件下狠抓思想教育、加强党性建设的有效经验。 法宝之七：从严治官，建立干部直接联系群众，接受民主监督的机制。毛泽东经常思考反对官僚主义、警惕产生一个脱离群众的贵族阶层的问题，他认为让党员干部经常保持与群众的直接联系，接受群众的教育和监督，是反修防修、拒腐防变的根本措施，为此作了很多有益探索。一是提倡坚持干部参加生产劳动的制度。他指出：“我们党和国家的干部是普通的劳动者，而不是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干部通过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同劳动人民保持最广泛的、经常的密切的联系。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一件带根本性的大事，它有助于克服官僚主义、防止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他反对干部脱离群众，脱离实际，高高在上，做官当老爷，主张各级干部要下基层，与工农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在思想感情上打成一片，这样才能改造好世界观，才能牢记权力是人民给的，自觉为人民用好权。二是实行群众参加民主管理的制度。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指出：“在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以后，管理问题即人与人的关系问题就突出出来了，核心问题是防止管理人员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为此，他提出：“对企业的管理，采取集中领导和群众运动相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不断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从而比较明确地形成了“两参一改三结合”的企业民主管理思想，后来成为“鞍钢宪法”的主要内容。1961年中央制定的《工业六十条》正式肯定了这个制度，并把企业职工代表大会作为实行这种制度的一种具体形式。“两参一改三结合”体现了工人是社会主义企业主人这一根本性质，是我国对工业企业实行民主管理和科学管理的一条极具特色的重要经验，其中包含赋予工人监督干部的职能，形成预防官僚主义的机制，通过“三结合”集智互补，实现了企业领域的群众路线，极大地促进技术革新和管理革命，在世界发达国家都引起了普遍关注和高度认可。三是探索党政权力机构改革。为了防止党政干部由人民公仆变成欺压人民的老爷，毛泽东一再告诫“我们的干部不论职务多高，权力多大，都是人民的勤务员”；同时要求各级权力机构，扩大人民群众参与管理和监督国家事务的民主权利，并且直接在基层一线的干部群众中选拔优秀分子，按老中青结合的比例充实配备到中央和地方党政领导集体，给各级决策层增添来自人民的新鲜血液。为了防止这些新干部担任高层领导后脱离群众，毛泽东还专门制定了“三三制”工作原则，即三分之一时间在中央工作，三分之一时间回原地工作，三分之一时间到基层搞调查研究；并采取了领导职务变动不和工资待遇挂钩的制度，无论当上多大的官，依然保持原来的劳动报酬性质、水平和渠道，以至出现了仍在农村拿工分、仍在工厂拿工人工资的国务院副总理这样举世称奇的新鲜事物。这样的新型权力机构，虽然还只是多少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不成熟的历史尝试，但其重要意义在于，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探索了一种领导结构上的权力约束和待遇上的权利分离相契合的机制创新，既堵了权力失控之洞，又断了升官发财之念，促使包括中央在内的各级领导干部在权力使用上为老百姓着想，在利益享用上与老百姓融为一体，彻底消除脱离群众、官民对立的制度基础。四是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民主监督作用。毛泽东在整个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都主张通过宪法赋予人民大众“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罢工”等自由权利，同时支持各民主党派和各种合法的社会团体、群众组织发展，在整个国家的社会政治生活中，既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又对党和政府发挥民主监督作用。尽管由于吸取“文革”教训，一些所谓“大民主”的形式后来被限制，但实际上，如今互联网上的民主空气及其形成的社会舆论压力，早已大大超过以往的一切“民主墙”。事实证明，毛泽东的政治胆略和魄力体现了彻底唯物主义者的大无畏精神，他相信人民，依靠人民，代表了党的生命希望。共产党不能怕民主，民主是共产党起家的本钱，也是执政的依靠。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把各级官员的权力置于阳光下运行，随时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和批评，才能保证官不变坏，党不走邪道。 当然，我们回顾、总结和肯定毛泽东以保持革命性质为根本的执政党建设思想，同回顾、总结和肯定毛泽东以实事求是为精髓的伟大哲学思想、以走自己的路为特色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思想一样，并不意味着否认毛泽东领导党在理论和实践探索过程中发生的失误，特别是毛泽东晚年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定范围存在的阶级斗争作了过于严重的估计，用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办法反修防修，把党内不同意见的正常争论当作路线斗争、阶级斗争问题，造成敌我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处理被严重混淆，加上无政府主义的泛滥，宗派主义和山头主义的助长，不可避免地给一些投机分子、野心分子、阴谋分子以可乘之机，导致了“十年内乱”的沉痛悲剧。“但邓小平说的对：“搞‘文化大革命’，就毛主席本身的愿望来说，是出于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的考虑”。仅就这一点，也是这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战略家，以深邃的历史眼光和政治远见，为党和人民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央《决议》指出：“因为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错误，就企图否认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否认毛泽东思想对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作用，这种态度是完全错误的。”如果不是因为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不倒，继续指引我们应对世界风云变化，接受改革开放考验，党和国家难免会遭遇更加惨重的挫折和灾难。 毛泽东思想，作为植根于中国大地的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智慧的结晶，作为被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证明正确的科学理论，作为其在继承、运用和发展着的理论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内核，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条件下非但没有过时，而且更加证明其跨越时代的真理性、不可摧撼的根基性和蓬勃不息的生命力，是解决当今中国一切重大问题须臾不可离开的科学思想武器。过去我们曾说，如果没有毛泽东思想，中国人民还将长期在黑暗中摸索；今天，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前后两个三十年的实践教育，中国人民仍然要说，毛泽东思想不能丢，如果丢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会变味，改革发展就不可能坚持正确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就难以为继，只能重新回到长夜难明的黑暗之中。 毋庸置辩，毛泽东思想不是静止僵化的教条，不是万古不变、包治百病的神药，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的许多新问题，都需要毛泽东思想结合实际与时俱进的不断丰富、创新和发展。但是万变不离其宗，如果在改革发展指导思想上舍本就末，丢了毛泽东思想这个宗，那就必然走向歧途。 人民呼唤“真神归位”，人民欢迎“真神归位”，毛泽东思想是人民心中永远不落的太阳。 (2013年12月完稿于北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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