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在国防建设上,毛泽东根据国家安全形势和社会主义建设总体需要,将党的军事工作中心任务转到巩固国防、建设现代化国防上来,提出了“建立强大的国防”的总目标及一系列指导思想和原则。主要有:实行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对外永远不称霸,决不侵犯别人,也决不允许别人侵犯中国;建立强大的国防,以保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合法权益不受侵犯,保卫人民民主专政,维护世界和平与地区和平,为国内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提供安全保障;正确处理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重视加强国防建设,在不断增加国家经济实力的基础上,努力实现国防现代化;中国国防现代化走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方针,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动员和依靠广大军民共建国防;国防斗争要综合运用军事、政治、经济、外交、文化等多种方式,实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军队要抓好政治工作生命线,永远听党指挥,服务人民,时刻准备打仗,保持适当规模,注重提高质量,不断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建设诸军种、兵种合成的国防军;建立完整的国防科研和国防工业体系,实行平战结合、军民结合的方针,根据本国本军的特点发展武器装备,尤其要重视发展当代尖端武器和技术装备;普遍实行民兵制度,完善国防动员体制,加强国防后备力量建设;加强战略后方建设,为未来反侵略战争提供巩固的战略依托;对付外敌入侵,仍要坚持人民战争的路线,坚持立足现有装备战胜优势装备之敌的优良传统。这些光辉思想,为新中国国防发展壮大带来了举世震惊的历史成就和战略地位,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防和军队建设提供了必须长期坚持的根本指针。 第十二,在领导力量上,毛泽东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领导核心地位,为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奠立了决定性的组织保证。他指出,“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毛泽东高度重视在执政条件下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一再强调:党的领导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实现党的领导,要靠正确的路线和方针政策的领导,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必须始终注意防止“左”的或右的倾向性错误;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思想教育是中心环节;保证党的领导正确,根本原则是实事求是,根本方法是群众路线,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这些思想,都为在改革发展新形势下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提高党的执政水平和领导能力,指明了根本方向和途径。 由上可见,以走自己的路为特色的毛泽东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思想是一个系统完整的科学体系,无论是从历史脉延,还是从理论逻辑上看,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立论之基、要义之精和发展之本。没有毛泽东这一光辉思想,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也就根本谈不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如果抽掉了毛泽东这一光辉思想的科学内核,就决然不是搞社会主义,也根本谈不上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需要说明,毛泽东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思想是以毛泽东为核心代表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不断总结和吸取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经验教训,得出的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理论结晶,它和这个时期毛泽东领导党在建设社会主义实践探索过程中出现的这样或那样的失误应当区分开来。就像今天,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也出现了诸多让人民群众很不满意的严重问题,不能否认其中有领导工作失误之因,连邓小平都承认过“教育是最大的失误”,指出有“两个总书记都没有站住”,是因为“他们在根本问题上,就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上犯了错误,栽了跟头”,并断言“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但即便如此,我们党也没有因而否定改革开放,否定邓小平理论乃至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难道毛泽东领导我们党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有过失误,那就不可宽容,就要因此而否定这种探索的积极意义,甚至否定毛泽东以“走自己的路”为特色的一系列建设中国社会主义的正确思想吗?倒洗澡水连孩子一起泼,何理之有!这也是前后“两个三十年”不能互相否定而必须贯通一体的重要原因。在中国搞社会主义建设是前无古人的大事业,探索过程不可能一帆风顺。当年毛泽东就说过:“社会主义谁也没有干过,没有先学会社会主义的具体政策而后搞社会主义的。”“我们有两种经验,错误的经验和正确的经验。正确的经验鼓励了我们,错误的经验教训了我们。”这两种经验都是宝贵的财富,都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如何走正路提供了重要启示。邓小平说过:“我们就是恢复毛泽东同志的那些正确的东西嘛”,“基本点还是那些”。“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换言之,就是要做把毛泽东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思想贯彻落实好的事情,而不是另起炉灶,另搞一套,另走它路。 中国改革发展,如果不要毛泽东思想特别是毛泽东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思想指导,其结果只能是不要人民主权和人民意志,不要共产党领导,不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不要社会主义前进方向,不要党和人民长期以来走自己的民族振兴、民富国强之路的宝贵经验,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核心内涵,从而达成某些别有用心的人妄图用西方资本主义思想体系取而代之的阴险目的。正如邓小平所说:“某些人所谓的改革,应该换个名字,叫作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他们‘改革’的中心是资本主义化。我们讲的改革与他们不同,这个问题还要继续争论的。”今天,中国改革发展要不要毛泽东思想指导,实质不是“要不要改革”,而是“要什么样的改革”问题,是要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的改革,还是要改变社会主义性质,搞资本主义化的改革这个根本方向问题。历史和现实都告诉人们,毛泽东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思想,既不是封闭僵化走老路,也不是全盘西化走邪路,它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具体实际相结合,保证中国改革发展走正路的根本指南。 三、以保持革命性质为根本的毛泽东执政党建设思想是党在改革发展新环境下反腐防变的法宝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他珍爱这个党,深知这个党对于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极端重要性。他的党建理论博大精深,解决了在中国这块小农经济如汪洋大海、而又长期受三座大山压迫摧残的土地上,如何建设一个真正为人民解放而奋斗的革命党,如何将这个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成份为主的党改造成为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又善于结合中国实际引导革命和建设事业前进的无产阶级先进政党的问题。毛泽东执政党建设思想是其党建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毛泽东基于革命战争年代总结形成的一系列党建基本理论和重要指导原则,为适应党取得全国执政地位后的新情况新任务,解决党自身建设面临的新危险新问题,认真进行新的党建实践探索和总结,并借鉴苏东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建设的经验教训,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系列新的认识成果。这一成果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执政不丢革命本色,以保持党的革命性质为根本要求,建设一个经得起各种挑战和考验、能领导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如今看来,毛泽东执政党建设思想不能被否定,也没有过时,而是毛泽东党建理论中最具现实意义和战略意义的瑰宝。 共产党是最彻底的革命政党,不断革命直至全人类解放是它的神圣历史使命,革命性是它与生俱来的本质属性,是党的先进性、群众性的必然体现。毛泽东习惯于称共产党为“革命党”,他一再指出:“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就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时代来说,就需要有一个如共产党这样的革命党。”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掌政权领导国家建设的“执政党”,但并不能因此而否定马克思主义政党固有的革命性质,丢掉在革命战争时期所形成的纯洁的革命本色、坚强的革命精神和优良的革命作风。1957年3月在济南党员干部会议上,毛泽东就针对某些人革命意志衰退、过于计较个人利益得失的问题讲道:“革命党嘛,以饿不死人为原则。”可见,在毛泽东那里,“执政党”与“革命党”在角色定位上并不互相矛盾和排斥,而是并存融合于一体。更不用说,在执政坐天下、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环境条件下,时刻面对着党可能变质、政权可能变色的现实危险和挑战,始终保持党的革命性质不变,理应成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自身建设的首要任务和根本目标。 然而,改革开放以来,已经很长一个时期,在“告别革命”的思潮影响下,思想舆论界追风似地,一讲“执政党”意识,就批判毛泽东的“革命党”思维,好像不取消党的“革命性”,那就是极左,就搞不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就会“文革”复辟。其实,这完全是形而上学,不懂历史辩证法。众所周知,当今人民军队建设的总目标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难道军队还是“革命军队”,党就不是“革命政党”了?逻辑都讲不通!执政的共产党建设目标,应当是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具有领导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能力和反对敌对势力颠覆侵略能力的革命政党。革命党和执政党绝不是对立或替代关系,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长河来看,共产党在一国或多国执政,领导本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只不过是整个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革命的一个具体的历史阶段。这个具体的历史阶段,虽然国内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但社会主义革命任务并没有最后完成,且建设任务也始终是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国际较量的大背景下进行的,因而必然是一个充满着矛盾斗争,甚至伴随着曲折反复的长期的历史过程。在这个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处于执政地位的共产党能否坚定不移、始终不渝地保持自己的革命性质,保持革命年代的政治本色,这是攸关党的生命,攸关人民政权命运、攸关社会主义前途的重大根本性问题。一个自弃革命性质的无产阶级政党,犹如自解革命武装的人民军队,无异于自寻绝路。 只有具有革命性质的执政党,才能以自觉革命的精神不断改造和完善自我,经受住执政地位下的任务挑战、权力诱惑、思想侵蚀、利益陷阱等各种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跳出兴浡亡忽的“周期率”而立于不败。这正是毛泽东执政党建设思想的精髓所在,从而为党过去、现在和将来永远反腐防变提供了不可丢失的利器和法宝。 法宝之一:牢记“两个务必”,树立“继续革命”思想,防止“和平演变”。党在执掌全国政权后,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迎接挑战,拒腐防变,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担当起团结带领各族人民建设一个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任务?毛泽东在进城“赶考”前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严肃告戒全党:要防止因为胜利,党内产生骄傲、以功臣自居、不求进步、贪图享乐等四种情绪,要警惕和抵制资产阶级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防止一些共产党人在糖弹面前打败仗。特别强调,“如果国家,主要的就是人民解放军和我们的党腐化下去,无产阶级不能掌握住这个国家政权,那还是有问题的。”他要求全党认识到,中国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这“两个务必”及时向全党敲响了警钟。1949年3月23日上午,毛泽东率中共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进北平,临行前说:“我们进北平,可不是李自成进北平,他们进了北平就变了。我们共产党人进北平,是要继续革命,建设社会主义,直至实现共产主义。”途中,他又提到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说:“这仅仅是读了个开头,这篇文章是要永远读下去的!”实际上,毛泽东是提出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后,不要在歌舞升平中自我解除武装,必须树立继续革命思想,永葆革命意志,防止党和政权改变颜色的重大战略任务。建国后的历史很快证明毛泽东的担心不是多余,他一再愤鸣:“我是不学李自成的,你们要学刘宗敏,我劝你们不要学”,“我们还要继续贯彻二中全会的精神”。50年代中叶后,毛泽东担心社会主义国家党和政权变质的警言一步步在苏东得到验证,他根据长期观察,及时提出要高度重视抵御西方的“和平演变”图谋,防止亡党亡国的悲剧。苏共二十大后,他敏锐判断赫鲁晓夫丢掉列宁斯大林“两把刀子”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在1959年底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出:“赫鲁晓夫们很幼稚。他不懂马列主义、易受帝国主义的骗。”“他如果不改正,几年后他将完全破产(八年之后)。”结果五年后赫鲁晓夫被赶下台,三十年后苏共亡党、苏联解体。事实充分证明,毛泽东的历史洞察力和判断力惊人准确,他提出防止和平演变的战略方针极富远见。尽管这一方针的实施,在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历史背景下,发生了“左”的偏向,为此而发动的“文革”带来了沉重教训,但无论如何,这是毛泽东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贡献,对于保证党不变质、国不变色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邓小平在晚年念念不忘:“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习近平强调要防止重蹈苏共亡党亡国的覆辙,落到偌大一个党“作鸟兽散”,“竟无一人是男儿”的境地,这些都说明在改革发展环境下,执政党自身的蜕化变质是最大危险,必须谨记毛泽东的教诲,时刻抓紧思想武装这根弦。 法宝之二:以革命精神加强学习,提高党领导国家建设能力。为了尽快适应执政后党的中心任务变化,担负起领导经济建设、巩固政权、建设一个强大的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使命,毛泽东向全党发出了“要振奋精神,下苦功学习”的号召。他指出,“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他坚信:“我们能够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毛泽东的学习思想本质上是革命的,批判的。在学习对象上,他主张党员干部要向内行学习,“拜他们为师,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我们各行各业的干部都要努力精通技术和业务,使自己成为内行,又红又专。”要向群众学习,“要办什么事,要决定什么大计,就非问问工农群众不可,跟他们谈一谈,跟他们商量,跟接近他们的干部商量,看能行不能行”,因为“智慧都是从群众那里来的”,“知识来源于群众”。干部深入基层,向群众学习,不仅能增长才干、提高本领、做好工作,也有助于克服做官当老爷的不良习气。要向实践学习,因为正确的认识只能来源于实践,“对我们的同志,应当进行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教育,以便端正思想,善于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克服困难,少犯错误,做好工作,努力奋斗,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伟大强国”。他强调“社会主义建设,从我们全党来说,知识都非常不够。积累经验,努力学习,弄清楚它的规律。一定要下一番苦功,要切切实实地去调查它,研究它。”要向自己所犯的错误学习,找到原因和教训,避免再犯类似错误。毛泽东非常赞同列宁关于一个郑重的党应当如何对待自己所犯错误的观点,认为“哪里有完全不犯错误、一次就完成了真理的所谓圣人呢?真理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逐步完成的。”他总结“大跃进”中的失误教训并带头承担责任,告戒全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要向外国学习,为我所用。无论是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无论是什么民族,都有自己的长处和短处,其长处都是我们学习的对象。在学习内容上,毛泽东主张要围绕党的新任务来学习,系统地丰富知识的和提高能力。他说:“学什么东西呢?一个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一个是技术科学,一个是自然科学。还有文学,主要是文艺理论,领导干部必须懂得这一点。还有什么新闻学、教育学,这些学问也要懂得一点。总而言之,学问很多,大体要稍微摸一下。”还要重视学习研究中外历史文化,学习党的历史和传统。在学习方法上,毛泽东则强调以中国问题为中心,联系实际,学以致用,反对照抄照搬。“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在实践中的表现形式,各国应有所不同。”“我们要学的是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并且学习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如果每句话,包括马克思的话,都要照搬,那就不得了。”学习外国的科学、技术和文化,“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他们的短处、缺点”,学习的目的是为了建设中国的社会主义。毛泽东还将革命战争时期首创的“整风”学习形式,运用于党在执政条件下的学习建设,以集中解决突出问题。今天,在国家改革发展深化,各种社会矛盾积重凸显的情况下,党内如何统一政治共识,如何认识存在问题,如何增强执政本领,如何重塑作风形象,很重要的一条,还是要靠毛泽东的办法,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通过革命性的学习来解决。 法宝之三:坚决查处腐败分子,依靠群众整顿党风。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党和国家机关中部分工作人员的腐败现象频频出现,河北省揭发出的刘青山、张子善二人在任中共天津地委书记、行署专员期间贪污的严重犯罪事实。西北局书记习仲勋在给中央报告中疾呼:贪污行为已毁坏了一批干部,并染坏了很多干部。贪污蜕化已成为主要危险!毛泽东忧愤交加,用“贪污浪费的狂澜”形容此现象。在审改中央《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时,他特地加写了一段话:“自从我们占领城市两年至三年以来,严重的贪污案件不断发生,证明一九四九年春季党的二中全会严重地指出资产阶级对党的侵蚀的必然性和为防止及克服此种巨大危险的必要性,是完全正确的,现在是全党动员切实执行这项决议的紧要时机了。再不切实执行这项决议,我们就会犯大错误。”随着“三反”深入,发现党内贪污分子大多与不法资本家有关,中央又作出《关于首先在大中城市开展五反的指示》。“三反”、“五反”斗争从1951年底开始至1952年10月结束,全国县以上机关查出贪污1000元以上的共10万余人,杀了包括刘青山、张子善等42人;逮捕法办的党员干部中,省级干部25人,地级干部576人,县级干部3428人,有效地遏制了党内和社会上的腐败现象。在处决刘青山、张子善的问题上,有同志为他们求情,毛泽东义正词严:“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20个,2百个,2千个,2万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为了全党从思想上进一步铲除腐败根源,在1956年11月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宣布翌年要在全党开展一次新的整风运动。他强调,如果脱离群众,党内可以产生“新的贵族阶层”,“命运就掌握在县委以上的手里头,如果我们不搞好,不是像今天好多同志所讲的艰苦奋斗”,“我们一定会被革掉。”中央明确要求,这次整顿党风“首先从检查领导干部的思想作风开始”,“组织党外人士参加我党整风座谈会和整风小组,是请他们向我们提意见,作批评,而不是要他们批评他们自己”;“展开对我党缺点错误的批判,以利于我党整风,否则对于我党整风是不利的(没有社会压力,整风不易收成效)”。整风中,广大人民群众包括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积极响应中共中央号召,畅所欲言,对党、政府和各级领导干部提出了大量批评意见和建议。绝大多数的党政领导干部对这些批评意见甚至态度、言词有些过激的批评予以认真接受,并虚心改正。尽管整风后期,由于社会上少数右派借机向党进攻,妄图取消共产党领导,迫使党进行反右回击,期间出现了反右扩大化问题,但有人据此认为1957年党的整风一开始就是搞阴谋,这完全不符合事实。毛泽东当时就明确肯定这些来自党外的批评,“基本上是诚恳的,正确的。这类批评占百分之九十以上,对于我党整风,改正缺点错误,大有利益。”在广大群众帮助和监督下的这种整风,给全党注入了政治清醒剂,敲响了思想警钟,对于防止党脱离群众、防止腐化变质,起到了重大深远的影响作用。人们没想到,进入改革开放时代后,毛泽东担心的状况又重演了。邓小平1982年就说过,“我们自从实行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两个方面的政策以来,不过一两年时间,就有相当多的干部被腐蚀了。卷进经济犯罪活动的人不是小量的,而是大量的。犯罪的严重情况,不是过去‘三反’、‘五反’那个时候能比的。”“要足够估计到这样的形势。这股风来得很猛。如果我们党不严重注意,不坚决刹住这股风,那么,我们的党和国家确实要发生会不会‘改变面貌’的问题。这不是危言耸听。”面对难以抑制的党政干部严重腐败问题,人们更加怀念毛泽东当年那种有力有效的反腐防变举措,这也正是今天习总书记用此真经,一面狠抓反腐打“虎”除“蝇”,一面开展群众路线学习实践活动,敞开大门整顿党风,深得人民欢迎拥护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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