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农民阶级
农民家庭的家庭成员在土地上从事着主要的体力劳动。一方面,他们是介于地主和大的资本主义农场主之间的小生产者群体,另一方面,他们同样也是雇 工与手工业者。尽管农民作为一个社会类属有着极大的灵活性,经历了历史上的各种社会形态,但是,当代农民阶级的标志特点是:隶属于资本主义市场。 尽管农民阶级的平民主义者形象看似是一种农村同类群体的集合,但农民阶级并不是同一类型的人群的集合,也不是单纯的一个阶级;相反,农民阶级的一大特点就是异类性,分化成了不同的社会经济阶级。 作为我们研究内容的一部分,我们尝试着以经典文本为指导,提出了在当代印度农村的环境中将农民划分为不同阶级类别的一般标准。这些标准如下: (1)生产资料和其他资产的所有制;(2)劳动比率,即从事家庭劳动的总天数同家庭成员从事家庭以外工作的总天数与家庭中雇佣劳动力工作的天数二者之间的 比率;(3)地租剥削,即家庭收取的地租或缴纳的地租;(4)家庭纯收入,针对农业生产净产值和农业中每公顷土地的投资情况另附说明;(5)家庭收入的多 种来源。 这里我们着重强调一下以一年的数据为参照来划分农民阶级的问题,因为社会经济环境每年都会波动。换言之,我们运用静态的数据来研究动态的环境。这个问题受到收入多少的影响,因为农民的收入年年都会波动。 对于劳动比率问题,农民家庭中工人参加农业劳动的程度取决于每个村土地使用的性质和种植的作物种类,以及家庭经济和社会地位。各个村庄的作物种 类和工艺流程使不同作物吸收劳动力的数量差别很大,家庭劳动力、交换劳动力和各类雇佣劳动力分配的相对比率也不同,如印度湿地的水稻种植和其他作物的种植 中雇佣了大量的所有类型的农民劳动力。劳动力分配的方式也因种姓和宗教社群不同而不同,并因性别差异而不同。同时,随着农业机械化的进步覆盖越来越多的作 物生产,家庭成员从事的职业的多样性越来越明显,再加上农业作业本身变得专门化,劳工标准在阶级划分上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小。 根据不同家庭中生产资料所有制、劳动比率和收入的不同,我们将家庭划分为富裕家庭、中上层家庭、中下层家庭和贫困家庭四种类型。如此划分的目的 并不是要给出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定义方案,而是为了运用特定的、普遍的方法论原则和村庄的统计数据及观察结果来识别处于不同的社会经济环境和农业环境下 的阶级。 富裕的农民家庭拥有最多的生产资料,尤其是土地和其他生产性资产,而与之相反的是,贫困的农民除了几小块土地之外,几乎没有什么生产性资产。在 有些村庄,贫困农民和中下层农民成为佃户,没有一块土地。一般而言,劳动比率的系数大于0,富裕农民的劳动比率很低,在中层农民家庭中,劳动比率接近于 1(中上层家庭小于1,中下层家庭大于1),而贫困农民家庭要大于1。 收入水平也是多种多样的,富裕家庭依靠大量投资的收入有很大的盈余,而有的家庭则仅仅勉强维持生存,更有甚者,贫困家庭的收入甚至会出现负数(下文将进一步进行讨论)。收入标准对于确定将中等农民家庭划分为中上层和中下层的界限格外重要。 在印度的有些地区,存在一个重要的特点:中等农民家庭——特别是达利特人,也有其他种姓——也需要经常外出劳动。举个例子,在我们对安得拉邦南 部沿海地区的村子进行研究时发现,贫困农民以及所有佃户几乎都成为典型的半无产阶级,他们中的大部分都要向雇主提供劳动力。实际上,在雇佣劳动力进行有偿 劳动的总天数中,农民阶级的工作天数所占比例略低于42%,多是贫困农民和中下层农民。在北方邦的两个村庄,这个比例更高些,为53%和46%。 在大多数村庄,很难在贫困的农民阶级和雇工与手工业者之间划清界限。 1.当代地租 关于地租的官方数据完全不准确,因为它们并未将非正式、但有意义的地租合同包含在内(根据官方数据,印度农村地区只有6.5%的经营控股是经过租赁的)。另一方面,调查数据显示,尽管地租的影响范围因地而异,但整体看来,其范围还是很广的。 印度全国的租赁合同的特点就是极具多样性和复杂性。随着作物种类的变化和技术的革新,租赁的形式也发生了改变,在很多地区出现了新的租赁方式。 一些极具剥削性的租赁形式得到了保留。在我们调查过的村庄中,有些村庄农业生产达到较高的生产力水平,实现了高度的机械化。但在这些村庄,剥削 的程度反而加剧。安得拉邦南部沿海地区的稻田种植区,哈里亚纳邦和拉贾斯坦邦的劳役地租区,以及北方邦西部的比杰诺尔县的贫困的达利特农民实行的季节性租 赁,都是实例。在哈里亚纳,地租的提高同一些特定形式的机械化的引进相关。当地主们开始利用管井提供水源或用拖拉机为耕种做准备时,也会以此为由提高地 租。在安得拉邦沿海地区,稻田征收的地租随着生产率的提高而上涨。土地所有者依靠提高地租几乎榨取了稻田生产率提高之后的所有成果。 在有些地区,“租赁”合同结合了地租和雇佣劳动力没有自由的特点。我们在上文中已经提到了劳役地租的例子,另一个例子是北方邦西部的比杰诺尔县的甘蔗种植区,在那里,地主在收获完甘蔗之后再将小块儿的土地租给农场佣工种稻子。 尽管大大小小的土地所有者都以出租人和承租人的身份加入租赁市场中,但他们从不同阶级和社会群体那里获得的土地合同的条款有很大的区别。一般来 说,达利特人即那些没有土地的贫困的农民家庭承租土地的租金很高,经常是很苛刻的地租。这些租赁合约都将雇佣和信贷交易结合在一起。另一方面,富人通过一 些比较简单的条款从非本地居民、朋友和亲戚或贫穷的土地所有者那里承包土地。这种“反向的”地租,即小的、贫穷的土地所有者将土地租给富裕的种植者的现 象,在那些贫穷的土地所有者无法利用技术革新的地区是很普遍的,因为他们除土地生产之外,并没有其他生产方式,也没有资金进行投资。公用设施的减少,比如 在古老的运河灌溉区,公用灌溉设施的减少导致土地所有者只能依靠私人的管井进行灌溉,这更加重了贫穷的土地所有者将土地租给富裕的种植者的状况。 2.农民的收入 我们对村庄的调查数据同时也暴露出了一种新现象:21%的家庭(主要为贫困的农民)的实际收入呈负收入状态,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收入占前10%的家庭中平均每家的农业收入却超过了32万卢布。 调查数据不仅显示了不同的耕种家庭中农业总收入的严重不均,同时也显示,不同作物或同一作物在不同地区的种植成本和收益存在很大差异。不同阶级 种植同一作物的收益也十分悬殊,由于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集中在地主和富裕农民手中,他们完全有能力使生产成本保持在比中下层农民的成本更低的水平,而贫困 农民被迫以较高的单位均价投入在土地上,还要承租土地和机器。此外,地主、大的资本主义农场主和富裕农民的土地投入使用效率较高,并有更多市场渠道,因 此,他们每生产单位的收入要高于中下层农民阶级。 过去20年来,印度国家政策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政府充当了大压迫者的角色,一直破坏着农业的投入成本和产出价格,缩减着农村地区物质基础设施 和社会基础设施的公共投资,瓦解着社会发展银行的机构,解除了对进口农产品数量上的限制,削弱了国家对植物和其他生物资源的研究、推广和保护体系。印度的 农业正面临着史无前例的粮食作物和非粮食作物国际价格的多变性。印度政府开始取消多种农业商品进出口数量的限制,包括小麦和小麦加工后的产品、水稻、豆 类、食用油和农作物种子,大幅度降低进口作物的关税。刺激、鼓励农业商品出口的新手段将不可避免地对土地利用和作物类型产生影响。 政府为了保证报酬性价格所报的最低支持价格(MSP)并不能补充大部分邦的大多数作物每单位产出的实际生产成本。并且,最低支持价格的政策在大多数邦、针对多种作物也未能实施。 四、结 论 阶级的组成结构,同相互关联的种姓、性别和其他形式的剥削一起,从根本上决定了印度农村中的社会和经济不平等现象。任何关于农村阶级结构的方法 论研究必须面对两个方面的挑战:一方面,建立起特定的、通用的理论范畴和理论标准,以划分农村的各个阶级;另一方面,识别原有的存在于特定的农业经济环境 和社会环境下的阶级。 作为印度土地关系调查项目的一部分,我们所做的分析综合运用了三重标准将各个家庭划分为不同的社会经济阶级:第一重标准考虑的是每个家庭所有 (或可获得的)的生产性资产;第二重标准考虑家庭雇佣的劳动力和所耗的劳动力大小;第三重标准考虑的是家庭中不同来源的收入和盈余的多少。利用实地调查数 据,这些标准成为我们划分阶级的强有力的、可信的指标,但是由于阶级结构既不是静态的也不是划一的(尤其是在印度极其多样的各个农业生态区内),我们在将 这些标准付诸实践时,还要根据不同作物种植系统和土地制度的变化而酌情修改。 关于阶级的数据可以得出很多结论,对于这些数据的分析工作仍任重道远。在这里,我只强调在最近的研究过程中出现的几个结论,它们也是在近期的文献中刚刚提出的结论。 第一,印度的村庄里仍然等级深重。尽管在农业生产和农业结构方面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是不论是在绿色革命时期还是解放时期,都未能解除农村地区 地主阶级在社会经济和政治方面的主导权,土地和其他财产的所有制仍然集中在他们手中,并且,这个阶级的成员仍然雄居于村庄甚至整个社会的政治和行政等级结 构的最高层。 第二,尽管我们需要通过仔细分析特定的土地制度才能理解阶级分化形式的多样性,显而易见的是,农民阶级是极度分化的。调查数据显示:如今,中下层农民家庭粮食的负收入现象十分普遍。 第三,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村庄仍然主要以农业生产和粮食生产为基础。在村庄的总人口中,大概有60%的人拥有实际的经营控股,85%的人耕种土 地或以雇工与手工业者的身份在土地上干活。尽管每个村庄中地主家庭占了一部分,但所有的雇工与手工业者、贫困农民、中层农民家庭仍在我们分析的村庄的所有 家庭中占了约64%的比例。 第四,印度农村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大多数农业人口从事着雇工与手工业者的工作。实际上,雇工群体远远超出了雇工与手工业者阶级,因为它也包括了农民阶级的大部分。 忽视阶级可能会带来危险,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一点,并将此作为研究农村阶级的根本动力和这项研究的最突出的成果。对于阶级问题的无视将会影响到我 们对任何长期的社会经济变化的理解:历史经验和目前的研究证实,如果不解决土地问题,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印度社会中的贫困问题。而在解决土地问题的过程 中,阶级问题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于阶级问题的无视也会直接影响政府制定的农村政策和计划。譬如,在计算最低支持价格时,官方对于成本和收入的分析忽 视了它们会因不同地区、不同季节和不同种植者而异。若仅仅基于“普通农民”的角度来考虑制定政策性措施的话,是不能保证所有种植者都能够获得足够收益的。 再比如,农村雇工与手工业者在构成上的多样性决定了农村开辟就业渠道也必须考虑阶级问题,然而,这些问题需要专门的深入研究。 【作者简介: V.K.拉玛钱德兰(V.K.Ramachandran),印度统计学院班加罗尔分院经济学系主任、教授,《农业研究评论》(ReviewofAgrarianStudies)主编。译者:童珊,华东政法大学外语学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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