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论如果说《资本论》是工人阶级的圣经,那么毛泽东思想就应该是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民族的圣经。即使到了21世纪的今天,第三世界人民以毛泽东思想为鹄的反叛运动依旧生机勃勃。但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毛泽东的伟大之处决不在于仅仅为被压迫者提出了“造反有理”这个口号,而且在于其思想中的辩证法,齐泽克、巴迪欧在其中发掘的也正是这样一个方面。用齐泽克的话来说,“在一场激进的革命中,人们不仅‘实现他们旧的(解放等)梦想’;而且,他们还必须重新创造梦想的模式。”毛泽东建国后的实践恰恰体现了后者。 齐泽克在《延迟的否定》的序言中有一个类比,他说,柏拉图从智者派那里接受了推理论辩的逻辑,但却用这个逻辑来证实他自己对真理的承诺;康德接受了传统形而上学的崩溃,但却又利用它来实施自己的先验转向;拉康接受了彻底的偶然性这个解构主义的主题,但却又用这个主题来主张自己的作为偶然性的真理,那么,以此类推的话,我们是不是可以说,毛泽东接受了斯大林政党内部革新的程序,但却将依赖的对象由“同志”转变为“人民群众”呢?这是不是可以作为巴迪欧实施减法之后得到的“最小差异”的例证呢?事件之“新”就在于这个最小的差异。如果说柏拉图是智者派的“事件”、康德是形而上学的“事件”、拉康是解构主义的“事件”,那么是否可以说,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发展史上的“事件”呢?齐泽克、巴迪欧正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新”中看到了当今解放政治所需要的力量。当然,我们也必须看到,齐泽克、巴迪欧对毛泽东的激进哲学诠释都是从各自的理论背景出发,并服务于自己的理论体系的,他们对毛泽东思想诠释的界限同时也是他们各自理论的界限。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说道:“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了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如果把这句话的意味与毛泽东的思想与实践联系起来思考,也许会给予我们更多的启迪。(注释略) (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马研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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