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月27日清晨,毛泽东给萧军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萧军同志: 准备本星期六开会,请你稍等一下出发,开完你就可以走了。会前我还想同你谈一下,不知你有暇否?我派马来接你。月报1—14期收到,谢谢你! 敬礼! 毛泽东 4月27日早 萧军收到此信,骑马涉水,来见毛泽东。毛泽东向他了解了一些情况后,要他留下来参加会议。 且说毛泽东经过历时1个月的调查研究,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的时机已经成熟了。他约请两位作家,商议草拟了参加会议的人员名单。 4月27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向延安文艺界及有关人员发出了40多份粉红色油光纸油印的请帖,上面写着: 为着交换对于目前文艺运动各方面的问题的意见,特定于5月2日下午1时半在杨家岭办公厅楼下会议室内开座谈会,敬希届时出席为盼。 此致 毛泽东 凯丰 1942年5月2日下午1时许,中共中央宣传部在杨家岭中央办公厅楼下小礼堂召集延安文艺工作者举行座谈会。这是一次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文艺界空前的盛会。在这座青砖灰瓦镶嵌着玻璃窗的小礼堂里,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张闻天、博古、陈云、凯丰、贺龙与思想、理论、宣传、文艺、教育等部门的负责人和许多在国内颇有影响的作家艺术家周扬、艾青、陈荒煤、何其芳、林默涵、刘白羽、周立波、华君武、萧军、欧阳山、草明、吕骥、欧阳山尊、陈波儿、江青、丁玲等以及没有收到请帖而主动前来参加会议的部分文艺工作者王朝闻等,会聚一堂。江青、丁玲就坐在会场的前排位置上。 这次座谈会原定在5月2日、5月9日分两次举行。后因讨论热烈,要求发言的人很多,于是又增加了两次,时间是在5月16日、5月23日。特别是最后一次会议,很多人都想听听毛泽东的讲话,所以到会者竟有100多人。 且说毛泽东来到小礼堂,和大家一一握手。他握着从晋西北回来的120师战斗剧社社长兼演员和导演的欧阳山尊的手说: “欧阳同志,你从前方回来了。” 这是欧阳山尊第一次和毛泽东握手。 中宣部部长凯丰宣布会议开始后,毛泽东开始讲话。他在这第一次的讲话中,即《引言》部分中,提出了座谈会所要讨论和解决的问题。根据会前调查研究掌握的情况,毛泽东将原来设想的3个问题增加到5个。他风趣地说: “我们有两支队伍,一支是朱总司令的,一支是鲁总司令的。” 毛泽东所说的鲁总司令就是鲁迅。与会者听他这么一说,都会意地哈哈大笑,继而是热烈地鼓掌。毛泽东接着说: “我们今天开会,就是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为了这个目的,有些什么问题应该解决呢?我认为有这样一些问题,即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 “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我们的文艺应当‘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在教育工农兵的任务之前,就先有一个学习工农兵的任务。提高的问题更是如此。” “在一个统一战线里面,只有团结而无斗争,或者只有斗争而无团结,实行如过去某些同志所实行过的右倾的投降主义、尾巴主义,或者‘左’倾的排外主义、宗派主义,都是错误的政策。政治上如此,艺术上也是如此。” “文艺界的主要斗争方法之一,是文艺批评。”“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按照政治标准来说,一切利于抗日和团结的,鼓励群众同心同德的,反对倒退、促成进步的东西,便都是好的;而一切不利团结的,鼓动群众离心离德的,反对进步、拉着人们倒退的东西,便都是坏的。” 毛泽东说: “我是个学生出身的人,在学校养成了一种学生习惯,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学生面前,做一点劳动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觉得不像样子。那时,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知识分子的衣服,别人的我可以穿,以为是干净的;工人农民的衣服,我就不愿意穿,以为是脏的。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我逐渐熟悉他们,他们也逐渐熟悉了我。这时,只有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时,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的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这就叫做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 朱德在会上也讲了话,他说: “作家立志于世界之林是好事,但要和工农兵接近,不要看不起工农兵,不要嫌延安生活太苦,这已经比爬雪山、过草地时好多了。延安的东西再不好,是自己的,重庆的东西再好是人家的。” 朱德讲话后,陈云讲话说: “先是工农兵做了事,作家才有得写,这有什么可以骄傲的。群众欢迎作家,是因为他们反映了工农兵的思想、感情和愿望。一个革命作家只要和工农兵一起同呼吸共命运,反映他们的思想感情,他们的生活和斗争,才得到大家的欢迎。不要以为拿什么作品出来大家都欢迎,这就错啦。” 接下来,毛泽东提议请萧军第一个发言。坐在萧军身边的丁玲轻轻地推了一下他,笑着说: “萧军,你是学炮兵出身的,你就第一个上去开炮吧。” 萧军兴冲冲地走上讲台,作了《对当前文艺诸问题之我见》的发言。尔后,各个文艺单位的负责人和文艺工作者们一个接一个地发言。大家各抒己见,畅所欲言。许多人发表了很好的意见、体会或感想,但其中也不乏一些理论性质的相互辩驳和争论。 丁玲发言说:“文艺到底以‘歌颂’为主呢?还是以‘暴露’为主?还是如有的人讲的,‘一半对一半’?” 丁玲还说:“文艺的基本出发点是爱,是人类之爱。” 还有的人宣称自己从来不写歌功颂德的文章;有的人带有情绪指责说:“你们党整顿三风是应该的,但是,为什么不在10年以前就提出来呢?” 这些观点一经提出,就有人起来反驳。双方展开思想交锋,有时争论得非常激烈。 在第一次会议结束后,萧军因为自己已经在会议上发了言,又听不惯一些人的言论,于是就又给毛泽东写信说,他要到外地去旅行考察。 5月5日,毛泽东给萧军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萧军同志: 会(指第3次会议——笔者注)到16日才开,如果你觉得不能等了,你就出发吧。此复,即致 敬礼! 毛泽东 萧军看着毛泽东的来信,感觉到了字里行间流露着些许领袖的无奈和遗憾。王德芬也劝他说: “你怎么可以会开到一半就溜了呢?不是太不通人情了吗?有什么不同意见,大家可以商量嘛,别闹个人意气,让毛主席一次又一次地留你,不觉得难为情吗?” 萧军听着夫人的劝告,又想起了毛泽东过去劝他“要有耐心,要注意调理人我关系,要故意地强制地省察自己的弱点”的肺腑之言,不禁有些惭愧,便决定改变计划,留下来继续参加座谈会。 此后,毛泽东在中间两次的大会讨论中,基本上没有发表意见,他一直坐在主席台的桌子旁,认真听取大家的发言,用铅笔做笔记,在会上继续进行调查研究。每当听到精采独到的见解或错误的言论,用铅笔记下;听到有趣的话,就用左手掩住嘴,和大家一道笑起来。别人发言时,他很少插话打断,只有个别情况才说一两句。 5月9日,民众剧团团长柯仲平在第2次会议上发言说: “我们就是演《小放牛》。你们瞧不起《小放牛》吗?老百姓都很喜欢。每当剧团离村的时候,群众都恋恋不舍地送很远,给了许多慰劳品。你们要在那些地区找我们剧团,怎么找呢?你们只要顺着鸡蛋壳、花生壳、水果皮、红枣核多的道路走,就可以找到。” 听他这么一说,许多人都笑了起来,毛泽东也笑了,待笑声过后,他插话说: “普及工作还要和提高工作相结合,不能老是《小放牛》,你们如果老是《小放牛》,就冇得鸡蛋吃了。” 5月16日,欧阳山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第3次会议上发言说: “敌后的战士和老百姓对于文艺工作者的的需要是很多的,他们会要你唱歌,要你演戏,要你画漫画,要你写文章,并且还要求你教会他们干这些。不能说你是一个作家就拒绝给他们唱歌,也不能说你是一个演员就不给他们布置‘救亡室’,他们需要什么,你就应当把自己所有的一切都毫无保留地贡献出来,正像鲁迅说的‘有一分热,发一分光’,甚至发两分光。初看起来似乎付出的很多,但事实上,你从他们身上所收到的、学习到的东西却更多。有些同志在部队干文艺工作不安心,认为到头来只算个排级干部。我的认识是,把注意力集中到当哪一级的问题上,是趣味不高的。鲁迅、高尔基又是哪一级干部呢?要集中注意的倒是怎么满足群众的要求,怎么把工作做好的问题。”“前方的战士和老百姓很需要文艺工作。这么多的文艺干部,留在后方干什么?大家都上前方去吧,我举双手欢迎!” 毛泽东听了欧阳山尊的发言,非常满意,他对周扬说: “到底是从前方和群众一起经过炮火考验的。” 5月23日下午,延安文艺工作者座谈会举行最后一次会议。这一次到会的人非常多,连在延安的许多中央委员都出席了,中央礼堂实在挤不下,会议只好转移到外边那块黄土敞坪上。在黄土敞坪的中央,放着一张长方桌,当做发言席,大家就随便地围坐在桌子四周的各式各样的椅子或小凳子上。 毛泽东从杨家冷左边的山坡上下来了,他手里拿着一卷纸,那就是他的讲话中结论部分的提纲。他走进敞坪,站在桌边,一开始便说: “今天我要讲的题目是:为人民,以及如何为人民的问题。 座谈会开了3次,开得很好。可是,座位太少了,下次多做几把椅子,请你们来坐。 我对文艺是小学生,是门外汉,向同志们学习了很多。前两次是我出题目,大家做文章。今天是考我一考,大家出题目,要我做文章,题目就叫‘结论’。” 毛泽东系统地阐明了无产阶级文艺工作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他说: “现阶段的中国新文化,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的文化。”文艺要为人民大众服务,即为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服务;文艺要向工农兵普及,从工农兵提高。“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但又反转来给予伟大的影响于政治”,“这政治是指阶级的政治、群众的政治,不是所谓少数政治家的政治。” 党的文艺工作者和党外的一切文学家艺术家应该在抗日、民主、艺术方法艺术作风这3点上团结起来,在团结的同时要有斗争,有批评。“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任何阶级社会中的任何阶级,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 毛泽东针对丁玲等人所持的糊涂观点说: “没有抽象的人性,只有具体的人性;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我们不能去爱敌人,不能爱社会的丑恶现象;一切危害人民群众的黑暗必须暴露之,一切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必须歌颂之。马克思主义破坏的是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的、虚无主义的、为艺术而艺术的、贵族式的、颓废的悲观的以及其它种非人民大众非无产阶级的情绪,并在破坏的同时,建立起新东西来。这就是革命文艺家的基本任务。” 毛泽东就有的文艺家提出“还是杂文时代,还要鲁迅笔法”的问题,说道: “讽刺是永远需要的。但是有几种讽刺:有对付敌人的,有对付同盟者的,有对付自己队伍的,态度各有不同。‘杂文时代’的鲁迅,也不曾嘲笑和攻击革命人民和革命党,杂文的写法也和对于敌人的完全两样。对于人民的缺点是需要批评的,但必须是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用保护人民、教育人民的满腔热情来说话。如果把同志当作敌人来对待,就是使自己站在敌人的立场上去了。我们并不是一般地反对讽刺,但是必须废除讽刺的乱用。” “鲁迅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千夫’在这里就是敌人,对于无论什么凶恶的敌人我们决不屈服。‘孺子’在这里就是说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毛泽东讲到必须继承中外一切优秀文化,他归纳为“古今中外法”。他还比喻说:屁股坐在中国的现在,一手伸向古代,一手伸向外国。 毛泽东的话还没有讲完,天色已近黄昏,大会暂时休会。负责摄影的吴印咸邀请毛泽东和大家合影留念。毛泽东本来坐在前排中间的位置上,就在快要拍照时,他站起来走到丁玲面前,把自己的位置让给了丁玲,还笑着说: “让我们的女同志坐在中间嘛,我们可不想在下一个三八节再吃到批评。” 在场的人听了毛泽东的话,都大笑了起来。 晚饭后,工作人员在敞坪上用3根木棍支起了一个架子,挂上一盏明亮的煤气灯。毛泽东就在灯光下继续作结论。他滔滔不绝地讲着,参加会议的所有代表都为这篇《结论》恢宏的气势、精湛的道理、严密的逻辑、锐利的锋芒所震慑,所激动,所折服。 毛泽东讲话结束了,大家热情地鼓起掌来。毛泽东转身跟近处的与会者一一握手,又向全场与会者招手致意。 (摘自《毛泽东大传》第四卷风流人物第151章) 水陆洲2014年1月13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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