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条指责：“中国的文化革命是无原则的个人纠纷，是某些领导集团的夺权斗争”。 所有的斗争都是夺权斗争。像所有的斗争中一样，个人因素在这里起着某种作用。但是，谁也不能否认，全党、全体中国人民参加了这场斗争，这是劳动群众的斗争。如果认为这场斗争不触及全党、工人阶级、全体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他们会参加这场斗争，这种看法是荒谬的。这就是说，中国的文化革命不是个人纠纷，而是原则性斗争，是为全党、全体人民的利益进行斗争。 文化革命是以毛泽东和林彪为首的中国布尔什维克，反对党内的机会主义派（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的原则性斗争。 这场斗争是中共同赫鲁晓夫式的修正主义分子（一九五四年至一九五六年高岗、饶漱石集团；一九五八年彭德怀集团）长期斗争的合乎逻辑的继续和结果。这场斗争之所以困难和艰巨，是因为中国的机会主义分子在党和国家里夺取了发号施令的岗位。因此，散布谣言，说什么群众在中共布尔什维克核心领导下向机会主义者夺权是毛泽东上层集团同刘少奇这样的集团之间的无原则斗争，这种谣言败坏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的斗争的名声，从而支持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的敌人。这的确是反华、反共宣传。中共分裂的原因是什么，反对派依靠什么力量？中共的分裂和斗争是整个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阵营分裂成为新机会主义和真正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两部分的不可避免的后果。赫鲁晓夫机会主义的出现造成的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不能不对每个党有所影响，不能不使每个党在外部和内部开始斗争。国际机会主义集团使党内的机会主义复活，并且成为它的温床。在国内，反对派依靠的是私有制残余还很强的那一部分势力和脱离了人民并且蜕化为资产阶级的那一部分知识分子。正因为如此，消除腐朽的意识形态对群众的影响和向群众说明事情真相（文化革命的第一阶段），是如此重要。正因为如此，发动群众起来同内部的蜕化变质现象及其代表人物进行斗争是如此重要；只有群众积极地为无产阶级意识形态而斗争，才能在群众中加强战斗的革命的意识形态。 第三条指责：“中国的工人阶级不支持文化革命”。 想出这个很容易就被驳倒的明显的谎言，是为了把工人拉到自己一边来。 官方宣传硬说：过去和现在在文化革命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很嫩的”青年人，这样就把青年人同工人阶级对立起来了（很难理解有什么根据，要知道，工人阶级是中国社会最年轻的阶级）。实际的现实的根据这里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有；唯一一个“郑重其事的”根据是诬蔑的需要。但是这里也必须指出一个“小小的”事实：以前，在文化革命初期，苏联宣传机关是说——“青年学生”，而现在是——简单地称“青年”，但是这“小小的”修正完全没有改变作为第三个责难的基础的论点。这里，实质究竟在哪里呢？让我们来看看中国文化革命的过程。 青年学生在革命的第一阶段的确起了主要的作用。第一阶段的任务本身就说明了这一点。一开始，必须在思想战线上打垮反对派，并向群众阐明党的立场。只有像青年学生，即居民中的这种活跃的受过教育的一部分人才能完成这一工作，因为他们了解党的政策，他们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活动的（为此就需要建立“红卫兵”队伍）。红卫兵学生的基本任务是，把党的主张、党的口号带到群众中去，以便唤醒和推动群众的创造力和战斗精神。以青年学生为第一阶段的基本力量的原因，不仅在于任务的特点，不仅在于由这一特点决定的规模的广泛和群众性，而且在于反对派的宣传机关和整个意识形态路线的怠工和封锁（文化革命正是从清理这些机关开始的）。 在革命的第二阶段，反对派在思想领域里被击溃了，但是他们继续在用种种手段、直至使用武力进行抵抗。这时，从政治上和组织上打垮机会主义者就成了基本任务。只有工人阶级才能完成这一任务。在第二阶段，就转而由工人阶级起决定性的作用了。 官方宣传还胡说什么“中国共产党的反工人政策”。但工人把管理企业的工作掌握在自己手里，工人是新的党政领导机关的骨干，工人是文化革命的先进队伍，这事实本身就驳倒了这种恶毒的捏造。 此外，参加文化革命，对青年本身来说也是很重要的，青年们经过了文化革命熔炉的战斗锻炼，通过实践检验了自己的知识，这种锻炼赋予青年以实际斗争的宝贵经验，从而加强了他们的共产主义精神。这是造就要接老一辈中国布尔什维克的班的新的一代战士的最好方法。这种锻炼使党有了青年人这样的可靠的和取之不竭的后备力量。 第四条指责：“文化革命不是由党，而是由中国军队来进行的。” 提出这种责难，主要是为了恐吓知识分子和把知识分子拉到自己一边来。 的确，军队在革命中起着伟大作用。但是这不等于说，可以把军队看成是独立的同党对立的。中国的军队是党的工具和党的最先进的队伍。人民解放军不仅是武装起来的一部分工农，而且他们也是最有纪律的、最有素养的、最有思想的那一部分工农。人民解放军（主要是农民）中的思想教育，不仅由于战斗训练，而且由于劳动活动而得到加强。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按自给自足的原则建立起来的，即有自己的工厂和田地，战士们在这里创造了几乎自己所必需的一切东西。这一特点之所以重要，不仅是由于军队不再成为人民和国家的累赘，而且由于劳动教育把军队（这里大多数人是农民）改变成居民中的在精神上和地位上都无产阶级化的一部分。这个特点同自觉的纪律性、同政治教育、同政委、党的指挥人员相结合（在中国，军队是由党通过党的政委来领导的，政委有着充分的权力，而这一点丝毫也不削弱人民解放军的战斗力），这个特点把军队变成了居民中最布尔什维克化的部分，变成了党的先进队伍。 这里也不能忘记人民解放军的传统，忘记它的历史根源。中国共产党实际上是围绕着红军而建立起来的，因为建立红军这件事本身就是同两条路线的斗争联系起来的，这就是布尔什维克的路线（武装革命的道路）同机会主义的路线（同自由资产阶级的“和平”联盟）的斗争。由此，红军就肩负着建党以及建立苏维埃政权机关的任务。武装斗争是中国条件下的最有效的一种斗争。由此决定了军队的巨大作用，它的高度党性的传统。在中国军队中工作的始终是党的优秀干部，中国军队始终是党的最重要的中心之一。因此，中国军队在文化革命中起着重要作用，它不仅是对共产党的敌人进行镇压的工具，而且是党的先进队伍。鉴于这些事实，军队起巨大作用，这是理所当然的。（下转第四版）（上接第三版） 第五条指责：“文化革命是针对中国共产党的。” 我们已经说明了是谁和为什么进行文化革命的。但是不妨把这些再说一遍。 文化革命是由中共的马克思主义多数派为了使党健全而进行的，文化革命是针对党内的机会主义，针对反对派的，这个反对派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同这一多数派及其布尔什维克路线作斗争。文化革命是产生于党本身，由党本身来进行的，首先就是由它的这一先进队伍 ——中国的工人和士兵为了党的利益而进行的。正因为如此，文化革命不可能有害于党，而只能巩固党。至于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同党一道参加文化革命，这丝毫不会破坏中共的威信，因为，他们是严格地在党的领导下和按照党的指示行动的。人民群众参加对资产阶级蜕化变质和对机会主义的斗争，这只能使他们布尔什维克化，使他们团结在党的马克思主义核心的周围，教育他们具有共产主义和革命实践的精神，使他们变成党的强大的后备力量。如果群众站在一边不参加中国发生的阶级斗争，这只会证明他们的不成熟，证明中共取得政权后不能博得群众的信任，即证明中共的不成熟。如果群众是抱消极态度，这只会证明党和人民之间有条鸿沟，证明党脱离群众，首先是党的领导脱离群众。幸而不是这样，不是像苏联、美国等官方评论家所想的那样。 群众在毛泽东党的领导下，为党的事业积极奋斗，这证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熟，证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是正确的，证明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的伟大团结。中共之所以强大，就是因为它有群众的支持，文化革命令人信服地证明了这一点。 对党来说，群众的支持是精力、生命力和创造积极性的新的源泉，也是任何一个布尔什维克党的养料。 同时，现在胡说中共在被“搞垮”的人自己就是首先主张中共分裂的人，他们支持反对派，给反对派提供养料，唆使他们反对中国共产党，反对中国共产党的路线。对中共党内机会主义反对派的任何支持（其中包括用所谓“搞垮”和“消灭”党这种哀号来表示支持）实际上都是针对党的。这就是那些真正希望中共被消灭，害怕它像现在这个样子的中共的真正的敌人。除了中共的这些敌人以外，还有谁需要破坏中共的斗争威信及其领导人的威信，从而来抨击中国共产党的原则路线呢？ 有人叫嚷中共党的机关被“搞垮”了。 反对派在思想上和理论上被摧毁后，并不愿意让步，那么该怎么办呢？从政治上和组织上摧毁它——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只能作出这样的结论。要打垮反对派，首先必须挖掉它在各个地方的巢穴。因为这些巢穴大部分是在党和国家机关里，因此必须清理这些机关，把反对派从这些机关里驱逐出去，中国过去这样做了，现在也在这样做。 蜕化变质的巢穴大部分正是在党和国家机关里，这不是偶然的：蜕化变质分子总是千方百计地首先钻进执政党；执政党的不坚定的领导人容易脱离人民，脱离他们的需要和利益，贪图安乐，蜕化变质。文化革命正是针对这些人，已经制订的布尔什维克式领导人的新条例提到了这一点，新条例要求领导人生活在人民之中，同人民一样生活，同人民一起工作，依靠人民，在工作中不仅动嘴，而且也动手。 蜕化变质是执政的共产党的主要敌人。文化革命的目的是镇压这种敌人，不让他再生。 每个布尔什维克的职责是，用一切可能和必要的手段同敌人作斗争。中共这一布尔什维克党能够同敌人斗争吗？能够，否则它就不成其为布尔什维克党了。需要用一切手段来进行斗争吗？需要，当敌人不愿让步，当他们动武的时候是必需这样做的。 苏联的蜕化变质分子和西方资产阶级怜悯自己的朋友，这又有什么可惊奇的呢？ 要是布尔什维克怜悯自己的敌人，这才是奇怪的事。 第六条指责是：“文化革命是反对苏联、反对苏联人民和反对苏共。” 这条指责是所有其他指责的诽谤性的“顶冠”。 据我们所知，文化革命是反对蜕化变质和在蜕化变质土壤上产生的机会主义。在中国同机会主义进行斗争难道不是对苏联人民有利吗？毫无疑问，这对苏联人民是有利的。这对苏联“领导”是不利的，从苏联的报纸上就可以判断这一点，因为苏联领导唯恐中国共产党员和工人阶级把同机会主义和蜕化变质的斗争“传染给”苏联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这之所以对苏联领导不利，是因为他们本身从赫鲁晓夫时期起，就是蜕化变质的领导，他们奉行机会主义路线，是一切类似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或者中国反对派的机会主义分子的基地，是阻碍世界革命运动的障碍物，是苏联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身上的寄生瘤。 这就是官方宣传机构对中共及其领导人制造大量谎言和诽谤的原因。 苏联宣传机构的“特殊方式”是值得注意的。这一“特殊方式”表现在：闭口不提中共同苏共之间的基本的、原则的分歧，而过分强调中国政策中的个别因素——以此来达到苏联“政客”的基本目的：欺骗苏联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劳动人民，欺骗全世界的共产党人。 苏联“政治家”清楚地知道，如果让苏联劳动人民分析分歧，那么，就不可避免地会暴露他们自己，就不可避免地会引起必须同苏联身居高位的蜕化变质分子作斗争的想法，他们也就是怕这个。他们对外国采用另一种方法，即施行粗暴的经济压力和政治讹诈，以迫使某些社会主义国家发表模棱两可的声明，而苏联报刊则随心所欲地加以摘引，而不反映关于这些国家的立场的真相。 他们就是这样在“制造”和“论证”关于文化革命“反苏”方针的谎言。 然而文化革命的参加者和领导人，究竟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反对过苏联人民和苏联共产党呢？苏联“政治家”不能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本来就没有这种事实。 文化革命的领导人和参加者只是反对苏联的蜕化变质分子——苏联的上层领导人就是这些分子——而不是反对人民，也不是反对苏联共产党。 毫无疑问，文化革命所号召的同蜕化变质分子作斗争，这符合苏联人民的利益。 因此，正是那些被我们所揭露的欺骗人的“指责”的制造者才是在反对苏联人民，反对党，反对革命。只有这些人，这些人本身，才可称为反苏宣传的创造者，如果所指的苏维埃和苏维埃政权是无产阶级的，而不是一帮叛徒的。 结论： 一、中国的文化革命是反对机会主义和蜕化变质的一场必要的运动。 二、文化革命是在中国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下由群众自己进行的，即是以最民主的，因而也是以真正的列宁主义的方式进行的。 这一方法是同没有群众参加（为了欺骗群众）的幕后的上层政治的方法是根本对立的，而后一种办法却是一切叛徒，其中包括苏联“政治家”在内，所采用的。 三、中国的文化革命树立了同蜕化变质，同通过消灭无产阶级专政和建立一小撮的统治而实现资本主义复辟的现象进行斗争的光辉典范。 四、对文化革命的一切指责都是骗人的，它们的目的是为了欺骗苏联和全世界的工人阶级。 五、恶毒的反华运动说明了苏联的蜕化变质分子害怕丧失自己的特权和政权，说明他们害怕本国人民，这一运动把他们同世界资本主义的最反动的集团联合在一起，表明他们之间的利益是一致的。 六、苏联的反华运动暴露了发起者自己，它证明，迫切需要推翻苏联蜕化变质分子（新资产阶级分子）的政权，即证明，必须在苏联进行一场无产阶级文化革命。 斯大林小组 《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68.05.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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