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用什么方法来完成这些任务？这个方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方法就是群众路线。也即是： （１）党的领导制订的政治路线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２）党的领导使群众相信这一路线是正确的，宣传和解释这一路线，使之成为群众自己的路线； （３）党的领导通过群众自己的行动来贯彻这一路线。这一革命唤起和发动了极为广泛的人民群众，它向人民表明，政治不像修正主义者和蜕化变质分子所竭力灌输的那样仅仅是领导人的事，而且是人民的事——是直接同他们有关的头等大事。这一革命表明，能够最好、最彻底地揭露蜕化变质分子、官迷、人民的敌人的，正是群众；正是群众应该来判断，领导人里谁坏，谁好，谁是朋友，谁是敌人。简单说来，只有布尔什维克领导的群众能连根拔除和消灭资产阶级路线，只有依靠群众，只有通过群众的行动才能贯彻执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宏伟任务，实现其目的——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五、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十月革命普遍道路的继续和发展，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一切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必不可免地要经过社会主义革命的这一阶段，这是从蜕化变质分子——修正主义者的当权下解放出来的道路。 简单说来，在阶级内容方面一致，而在民族形式方面不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规律。 我们在上面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理论上作了论证之后，现在来看一看中国的事态，首先研究一下我国正在进行的反华运动。 苏联人民都想知道关于中国事态的真相。但是，这在我国并不那么简单。我们得到消息的来源要么是资产阶级的，要么是苏联官方的。能否从这些来源得到真实而客观的消息呢？ 不能。为什么呢？ 大家都知道，资产阶级报刊的阴险的宣传的目的是：破坏斗争中的各国人民的革命精神，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制造分裂，在全世界千百万人的面前诋毁共产主义事业。 苏联的官方宣传帮了它的忙。苏联的官方宣传千方百计地歪曲中国的真实情况，为此使用了一切手段。在这一诽谤运动中，苏联报刊同等地使用“自己的”材料和资产阶级通讯社的材料。这个事实本身就说明了，苏联宣传机构和资产阶级宣传机构的利益是一致的。不但如此，资产阶级报刊的“报道”看来比《真理报》和其他官方机关报刊上的肆无忌惮的文章要“虚心”些和“客观”些。正是因为如此，资产阶级宣传机构说，苏联为它们的目的提供了最好的材料！而这的确是人民中国、中国共产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敌人所传播的一切反华诽谤的“最好”、最完整而系统的汇集。（下转第三版）（上接第一版）这样，就使揭露这一反华诽谤成为所有忠于列宁和斯大林的人，所有愿意同蜕化变节行为作斗争的人的迫切和必要的任务。 让我们来研究一下这个“最好的材料”吧。 首先必须指出，这一“材料”在我国是以两种形式传播的： （一）通过官方的来源（报刊、广播、电视）； （二）通过半官方的谣言（口头作报告和传播消息）。 这两种形式之间的区别在于：如果说官方的诽谤毕竟有些界限的话，那么，口头形式就对那些不惜宣传关于在中国的“猖獗和胡作非为’”的“最新消息”的“报告消息者”提供了进行狂热的无中生有的臆造的充分自由。简单说来，这一口头形式，除了苏联宣传机构“通常的”论据之外，还用十分明显的谎话“说服”人们。这些谎话，为了不致被立即戳穿，实在是不可能公布于众的。 苏联宣传机构进行这一诽谤运动最喜爱用的方法，是把地方上个别的错误和过火行为冒充为文化革命的实质和基本内容：他们抽出地方上产生的个别错误并加以夸大，随后就对文化革命提出某种欺骗人的指责，而这一“材料”就成为这种指责的“论据”和“证明”。除了突出个别错误之外，对文化革命的主要事态和事实则保持沉默——就这样来歪曲它的明确的方向。 为什么在文化革命过程中地方上产生了个别错误和过火行为呢？因为文化革命是大而新的事业。文化革命是广大人民群众的事，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理解程度行事。有人可能提出这样的反驳：为捍卫无产阶级意识形态而同机会主义作斗争，这不是一件新事。但是，当机会主义者当权的时候，这一斗争就有了新的形式——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经验的可贵也在于此。像中国文化革命这样大而新的事业总是有困难的，这些困难就会使地方上产生个别的错误和过火行为。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怎样对待地方上的过火行为呢？斯大林下述的话就是最好的回答： “请你们说一说，党的哪一个政治措施在实行中没有发生过某种过火行为。由此应当得出结论：必须反对过火行为。但是，难道可以根据这一点来斥责唯一正确的路线本身吗？” （《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 看来，问题是清楚的。 中国的布尔什维克在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遵循着斯大林的这一论点。苏联宣传机构对臆造的“毛泽东阵营内的纷争”幸灾乐祸。纷争是没有的，有的是依照坚定的无产阶级路线同错误作斗争，并加以纠正。 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宣传的另一手法，是用民族特点，即用那些可以使没有经验的读者吃惊的心理、观念、语言、气质、历史传统等特点进行投机。民族特点是由各国人民不同的生活条件所决定的。不同的人民有不同的传统和风俗习惯，这是很清楚的。文化革命就其基本内容和目的而言，对所有国家都是一样的，不过，在不同的民族条件下，在每个国家具体的情况下，它将以独特的民族形式进行，具有这样或那样的特点，这一点也是清楚的。苏联宣传用这些特点进行投机，说什么中国人民“胡涂”，说中国人民有“缺陷”，从而复活种族主义和沙文主义精神，并且企图在群众中散播。（已经通过“半官方”来源散播）这是资产阶级宣传和已经退化到资产阶级宣传水平的苏联宣传的又一个共同点。 最后，还有一个重要的手法，是用诽谤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领袖来损害这次革命的名誉。这种手法归结起来是：对中国领袖私人生活进行捏造和讲笑话这种卑鄙的行径，通过作报告和作时事讲解这样的途径来散布。如果苏联“领导”人（对他们来说更合适的词是“统治者”）不去诽谤真正的革命家，而是介绍自己非常丑恶的生活方式，则会更好一些。 我们只是研究了苏联宣传最惯用的手法。当然，这远非全部。但是，谈这一点就足以明白一个简单的真理：如果人们谈真话，就不需要这种手法。 现在转而谈谈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旨在反对文化革命的宣传的内容。 在反华运动中使用六条主要“指责”，这是苏联宣传创造的，后来迅速被资产阶级报纸所抄袭。那就是： 第一条指责：苏联政客们证明，中国目前的事件不是文化革命，这是他们全部宣传的基本“思想”，是对中国的所有其余理论和指责的出发点。 他们认为，文化革命是长期的、逐步的、当然也是和平的过程。但是，中国发生的事，同这种意义上的文化革命截然不同（早已超出了文化革命的范围）。在中国进行着意识形态的革命，尽管这场革命大致上可以称为“文化”革命。自然，“文化革命”这仅仅是意识形态革命大致上合适的名称（就其内容来说更为广泛和更为深刻）；自然，苏联政客是清楚这一点的。我们的政客们正是以名称（“文化革命”）和内容（意识形态革命）的区别进行投机，故意混淆文化革命和意识形态革命，把这一切混为一谈，从而得出结论，在中国不是文化（意识形态）革命，而“鬼知道是什么名堂”——无政府状态、胡作非为、上层的内讧等等。 什么是意识形态革命呢？ 什么是文化革命，它和意识形态革命有什么区别呢？ 文化革命（按经典的概念）要求： 对群众说来，要普遍提高教育水平；在文化方面，要使文化人士的数量增多，质量提高。 由此看来，文化革命是教育革命；它是意识形态革命的第一阶段（扫盲、教育干部等等）。在中国，这一阶段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过去了。 意识形态革命给自己提出树立新的、共产主义世界观的任务；意识形态革命依靠文化的发展、群众教育水平的提高（第一阶段——文化革命），使人们的意识发生质的转变，把他们的意识改造成为布尔什维克的意识。意识形态革命并非是不流血的革命，因为要树立真正的共产主义世界观，不消灭剥削阶级及其感染一切的私有制心理，不同一切蜕化变质分子进行激烈的斗争，是不行的。 意识形态革命是反对蜕化变质的极其重要的武器，因为它根除的不仅是旧时代的残余，而且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资产阶级文化对社会主义世界的渗透（蜕化变质分子对此紧紧抓住不放）进行斗争。 意识形态革命的使命是培养人们具有： １、无产阶级的阶级性（即在评价事态方面的阶级标准、阶级的不调和性）； ２、社会主义的爱国主义； ３、国际主义； ４、集体主义； 只有这些品质才能作为人民以布尔什维克政权——无产阶级专政为中心的在道义上和政治上的团结的基础。 自然，文化在培养共产主义世界观 ——阶级觉悟方面起着巨大的作用。 （正因为如此，意识形态革命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称为文化革命。） 我们已经说过，意识形态革命不可能是不流血的。但是，需要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和蜕化变质分子篡夺政权的国家以及已经复辟或者半复辟的国家中进行意识形态革命的形式加以区别。在无产阶级专政巩固的国家，其机构清洗了蜕化变质分子的国家，意识形态革命转入和平轨道。在蜕化变质分子掌权，已经部分或全部复辟的国家里，进行意识形态革命的主要前提、基础是向蜕化变质分子武装夺取政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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